张文襄有旧将二人，一曰张彪，一曰吴元凯。相传，文襄有使女嫁为彪妻，称丫姑爷。闺闼之事，人莫能详。世俗犭薄，既隐善而扬恶，抑作伪以为真，不足论也。元凯为先文庄旧部，吴武壮荐之往，练兵用湘淮纪律。彪迎上意，仿西法。故“凯字营”日削，而新军日盛。光绪末造，湖北新旧两军竞争颇烈。旧军抑制已久，有爆发之势，元凯力遏，始已。卒以时尚所趋，旧军裁撤罄尽，悉归新制。北洋拓张六师，威权甚震，湖北一镇一协，兵数虽逊而精过之。秋操之典再举，评者曰：“北军由淮军变化而成，皆百练之卒，以勇气胜。鄂军自乡校选出，具普通知识，见长官训令，能自录出，以学问胜。然下级军校少年盛气，识力未足，易受益惑，隐患伏焉。”辛亥，武昌祸发，叛军拥彪为主。彪曰：“杀我者，宁就戮，不然释我。”叛军以礼送彪过江，觅得黎元洪而立之。彪至汉口，集残卒，会防营，招水师上岸，帅师不足三千人，扼大智门外京汉车站而守。叛军由汉阳夺取汉口，连得三镇，器精众整，兵数一倍，勇气十倍，直前搏斗。彪耻失武昌，战颇力，相持稍久。援师不至，遂败，朝廷亦不复用。先是，蜀中有事，命端方为督办，率鄂军一混成旅，入川平乱。中途闻鄂事，兵变，端方被害，馀众乃返。文襄练兵廿载，至是成为戎首。
方事之殷也，为新内阁谋者曰：“西人心目中，凡国家之兴，皆起于乱党，成事即为国家。故乱势一成，彼视与国家相等。洪杨之役，金陵未复之先，彼称述忠、侍二王，俨然敌国。不宁唯是，南北美之战，胜负未决之时，在彼族亦无别也。今武汉乱作，遍地伏莽，难保无蔓延之势。年少学生潜伏其中，咸习于西人俗，尚或投其所好，用新建邦之名，布告各国，令守中立，约定从前所订条约继续有效，将何求而不得。吾于起事之始，先请于列强，将庚子赔款迟期一年而加息焉。币制借款早经借定，先假五百万以应用，措词颇易，计息岁不足百万，为财政计，亦未为失也。且挟西人之资二千馀万，入我此次战费之中，而彼初未之觉。俟乱党布告各国，不认八月十九以后吾国之约，则此约明明在后，功效乃大著。战而捷，必加息以偿。战而不捷，匪惟无利，即母金亦有碍焉。西人惧于我之败，能不助我乎？纵不我助，必不至为患，所以树我之党而破敌之计也。”阁议以闻于庆邸而从之。使胡馨吾往，教之言曰：“吾国赔款，仰给于关税，汉口一关，其尤著焉者也。不幸有乱，不能如期而至，请迟以期年。币制借款现在银行，尚未动用，请移缓济急。何如？”皆对曰：“诺。惟吾无所据以报吾国，乞以红封来。”“红封”者，外部与使署通信之名也。既而，英、美复讯先至，允缓收庚款，而以币款委诸承借银行云，阁臣皆喜，谓庚款者，彼官款也。币款者，彼商款也，官款列于预算，彼犹以为可，则商款之债票届时付息，不致失信，宜无不可矣。英美皆有势，既已应诺，其他宜无不诺矣。泽公不许，曰：“不可以失信于外人，且吾国之力可任也。”乃复使胡馨吾至各馆索红封。未几，乱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事成之后，以前之约，待之如初，惟八月十九日以后之约概不承认，云：“各国使臣咸谓举动依乎礼法，而外交目光为之转移于不觉焉。”
滦州事起，军谘大臣载涛，中夜召李季皋侍郎至其宅，示以张绍曾电奏，曰：“事急矣，子曷为我至彰德见项城，使召绍曾而杀之。”对曰：“绍曾方握众为乱焉，必其奉世凯之命而即往。今日世变非常，人怀叵测，朝命之不能行于世凯，犹世凯之命不能行于绍曾也。乞以符予我，明日驰至天津，使张怀芝往，代将其众。王请于上，以诏谕绍曾，且召之入朝议事，候其至而斩之。”涛曰：“滦事方有变，易将可乎？”对曰：“往日一纸之书，虽据数千里之地，拥数十万之众，孰不俯首帖服！滦军之变，倡之者，料不过十数人耳。首鼠者必据其半，矧其士卒，尚有强半不知者耶！见新师之至，趋迎不暇，何敢相拒。因而诛其反侧，安其馀众，少时即定。 怀芝宿将，足以办此。”涛曰：“彼石不令怀芝行，奈何？”对曰：“此其所以必有天津之行也，将告以大局，权其轻重缓急。怀芝此行，仅以安众耳；众心安，则他将至而怀芝返矣。仅此旬日之间，奚为不可？”涛曰：“假而绍曾不受代，则如之何？”对曰：“滦军一镇，半在永平，即如绍曾之说，万众一心，亦仅五千而已。绍曾果以众叛，入犯京师，必触外人之忌。吾据庚子之约，令铁路勿载其兵。彼虽疾行，七日之内不能至。吾众能战者禁卫军万人、毅军万人，京旗第一镇亦万人。以六敌一、以逸待劳，以顺讨逆，何忧不克！”涛曰：“诱绍曾而杀之，可乎？”对曰：“以计诱敌，胡为不可？苟不欲刑之于市，要于丰台而杀之一也。”涛曰：“虽然，不可以专。”乃相与至东海宅，告之东海，口亦称美，而唯唯否否，气不复振。于是决意取朝旨以行，次日，遂有宣布信誓十九条之谕。闻项城在彰德，奉命为钦差大臣，犹迁延不行，于移师征饷之权，要索未已也。及见十九条之谕，曰：“彼自弃之，于人乎何尤。”遂驰至军。
八旗劲旅，为朝廷宣力者二百余年，光绪以后，气数已尽，虽欲振作，其何能兴。发、捻之役，有塔忠勇、多忠勇最有名于一时，等而下之，胜克斋亦颇能战。皆旗人为将，然所将非尽旗营也。醇王抽练旗营，一日而黜三都统：乌拉喜崇阿、明魁、特而庆阿，可谓严矣，而不闻成军。荣文忠武卫五军，惟中军为旗籍。庚子之役，匪惟不战，抑且四出劫夺，西兵入城，全师皆溃。涛贝勒统禁卫军，平时养之如骄子、恃之若长城，及摄政王退归藩邸，贝勒请罢军统职。掾属皆劝其保有区区兵权，以为牵制之计，贝勒不允。问其故，不答。固问，则曰：“吾妇泣于余前，不欲与于兵事。”魏桓范曰：“汝兄弟，独犭卖耳。”古今一辙。
唐才常之役，实挟士官学生吴禄贞辈以俱来。康、梁以改革政治宣于众，诳之回国，见张文襄，说使从己，不然则以兵谏，众说而从行。及至武昌，乃知捐躯以当锋镝，本已不欲，故事一泄而全遁。禄贞谓人曰：“吾奔至皖和悦州，过江之大通，始得附轮而下。见侦探二人随己，有追捕之状，当时即欲投江泅水逸。在刻不容缓之际，汽笛一声，微闻二人私语曰：‘殆不在斯，下舟去。至沪，亦既上日本邮船矣，与友偕至浴堂。一人似侦探，随而同浴，先罢，故触其衣落地，内中信件纷出，唐才常函在焉。友急掇起，嗔曰：‘银票何得疏忽。’此人既行，余微叹谓友曰：‘险哉！’出门，车俟于门，倏见此人攀辕询来历，急驰而免。”是时，吾国何得有许多侦探，莫非禄贞惊疑所致，然可见其狼狈情状。禄贞至日本，文襄不欲丑播之外，学费续寄不绝。未几，距毕业期近，学生监督日本人福岛书询文襄曰：“禄贞练习成材，弃之可惜。公如不用，吾将留归日本籍。如用之，不得借故杀害。”文襄许诺，福岛亲送禄贞至鄂。文襄以签押房后一室，居之累月，察其无异志，乃遣至军。洎北洋六镇成立，设练兵处，庆邸与项城领之。铁良主政，忌项城权重，欲兼用鄂中将士，以持其平。良弼荐禄贞，请以国家作保，庆邸从之。禄贞因而骤贵，官至统制，仍不改其初态。武汉变作，跃跃欲动，为人所刺死。新军中咸疑项城为之，理或然与。
打箭炉，本四川总督辖境，高宗以隶西藏。时藏为我属，驻藏大臣威势之下，犹之乎由此省而改归彼省，无所谓予夺也。本朝盛世，藏中僧侣官职，黜陟之柄，操之在我。历任驻使卖官鬻爵，渐失天家体制。琦善纳贿，并其制度而悉更之，自是太阿倒持，驻藏大臣备位而已。光绪初，松氵桂任满回京，见恭邸。笑问曰：“藏丫头风味何如？”对曰：“别有风味。”时岐子惠将军在坐，闻之，传为笑柄。于此可见，当时西域都护公然渔色，不以为讳。先文庄督川之日，值瞻对为乱，事平，仍以归藏，不知者以为姑息。文庄曰：“今欲安边御侮，在于规复旧制。何须收回区区之地，而失全藏之心，是舍藏取瞻也。”边吏颇欲以此邀功，言改土归流之利者甚众，终不听。及定兴继位，用张济策，一试而败，藏人羁縻未叛者又数载。赵次山、季和两制军昆仲相继督川，始行开疆拓土政策，实逼达赖喇嘛出走。遂尽取巴塘、里塘各土司之地，分设州县，立西康行省，中国于是乎失西藏。未几，川乱，季和制军殉难，藏人乘间内侵，边境因而多故矣。制军之父文颖，知阳谷县事，遭粤匪之乱，被七创死。两世忠节，人多称之。制军丧归，哀挽甚众，中有一联云：“继阳谷公，慷慨捐躯，取义成仁，世犹有乱臣贼子。”意讥其兄次山制军嵩山四友也。
苏抚程雪楼中丞，初以直隶州需次安徽，未甚得意，闻有署吾邑庐江县之说，已而不果。中丞故与旗籍人有旧，因之吉林，大为将军长顺所赏识，疏举其材于朝。是时，日俄战正酣，中丞与将军达桂周旋两大之间，颇负时望。长顺卒，达桂继为吉林将军，中丞氵存升道员，署黑龙江将军。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改官制，自将军以下皆免官。中丞内有系援，外隆令誉。值新设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因杨翠喜案罢归，得留署其缺。旋授奉天巡抚，调江苏巡抚。由边省而移腹地，身名俱泰，东三省改官制之后所仅见者也。贻霭人将军，吉林人，始与中丞为挚友。京朝之事颇恃为重，久而益得。两家子弟男妇，相好无尤。朋友义重，亲如家庭骨肉，本为八旗旧家之风。及将军以贪墨参案败，中丞之子与贻谷之子，俱随使节在俄京圣彼得堡，中丞子妇忽手刃将军之子，两人之谊遽绝。辛亥春，中丞以未曾到省之候补道员应德闳署理江苏布政使，为言路所讦，奉严旨申斥。疑将军之党为害，内不自安，颇有去位之意。乱作，推江苏都督。项城建民国，授南京留守，未几，退隐。诸公子常往来吉林，与其他旗籍故人缟联欢如故，益见北人之交坚若金铁，至国变而不渝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