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凉之态，世所不免，然不如陶斋之甚。李季皋侍郎常述其反复，以为笑乐。光绪三十二年，侍郎使于奥，陶斋以考察政治之命至。方议为慈圣弭谤，谈笑甚欢；忽以奥人供应不周，多方责难。侍郎曰：“公之官有大使之级，而公所奉之命则非也。”不欢而散。侍郎畏其谗，先以情上达。陶斋归，果有媒孽。那相笑曰：“休矣，已为被告而犹不知耶！”乃大沮丧不复言。次年，侍郎简苏臬，致书陶斋，时为江督，久置不答。侍郎陛辞，据实上闻，且述前隙。慈圣曰：“彼恶敢然。”次日奉旨调豫臬，旋得陶斋贺电。自是数日一讯，属托其弟端锦。端锦者，河南侯补直隶州、充陕州盐厘局总办，通省第一差也。丁嗣母忧，求许夺情。陶斋书言：频年亏累，赖弟盐局岁助八千。既知其事不行，犹请缓三月离差。卑鄙不堪言状，直至其弟去而止。是后音问又绝。宣统初元，侍郎闲居京师，辄携二妓至御河桥旅店小饮，即都人所云“六国饭店”也。时伦贝子犹未得志，辄来聚饮，兴尽即去，不相邀，亦不相送也。一日，贝子引陶斋入，略一周旋，若相识，若不相识者。次年，侍郎从涛贝勒考察军事归，一夕，贝勒由电话中言端四求见，俄顷即至。嗣后数日必一来，食云则食，坐云则坐，如晋平公之于亥唐。是岁九月，粤督袁海观制军将告归，谋缺者众。陶斋忽邀侍郎夜饮，宾主二人而已。膳毕尽出所藏四王、吴恽名迹，互相鉴赏，侍郎曰：“此诚美矣，犹不若余藏廉州册为尽美。”陶斋曰：“犹有佳者。昨观公斋，非缺烟客一家耶？”出烟客画轴，悬之于壁，相继而上，于俄顷间而太常之画满壁。陶斋曰：“公择其尤者，当举以相赠。”侍郎笑曰：“三日中，粤督必简人往。俟公失鹿之后，如有所赐，必拜登。”陶斋惭而止。三年，陶斋卒以重贿得以侍郎候补督办铁路。时侍郎长兄伯行方为邮传部侍郎，用兄弟二人名公饯之。陶斋不允亦不辞，署于简端曰：“无暇。”翌日，送振贝子至英，与过于东车站，侍郎揶揄之曰：“公平日为吾食客，不速而来者屡矣，闻余宴客而自至者亦屡矣。今以侍郎候补，固无以加于我也，胡为乎若是？”时送客者众，咸问其故，侍郎具述简端批语。陶斋笑谢曰：“是日适有伦贝子之约，然则公仍赐食否？”于时伦亦在侧，遂合为一局而饯之。
九州故壤，疑皆蛮族旧居，其强盛之故，始于异类之入主。舜东夷，文王西夷，钻研故籍，犹可得其侵陵兼并迹象。所谓揖让征诛者，特古史文饰之辞耳。胡羯、氐羌、鲜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据有中土。南面御下。至今除蒙古尚有遗族外，其馀诸国，皆尽其所有而俱来，未几，即与之俱尽而不复见。茫茫禹域，真亡国灭种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诸巨量。譬如一杯水对一车薪之火，不特水不胜火，而火犹将胜水，其势然也。清自满洲崛起，君临天下，悉主悉臣，鉴于前代之事，满人不求文学，惟重骑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诸险要，画地而居，不与居民杂处，不与汉人联姻，备之未尝不周。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并其文字语言，为立国之精神，虽俄于波兰，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百计摧残而不能去者，满洲人乃自弃之。皇帝典学，尚知国语，馀则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宣统三年，伊克坦入直，主重国书，未可谓为识时务者，盖已晚矣。
辽、金、元、清四代起于北荒，有语言而无文字。彼中哲人，仿梵经之法，造为字纽声母及合声之法，以成一朝文化，诚为有益无损。若本有文字而惮其难读，欲废彼取此，是犹苦衣冠之繁重而欲反于裸体，恶宫室之造作而欲复归于巢穴也。果如所言，试设身以想，则中国文字，与西南蛮族奚异。王小航自日本归，造官语字母，为欺人之计，犹可说也。劳玉初尚知礼教，乃立简字学堂，诚不知是何居心矣。玉初选资政院议员，与东西洋归国学生争论，无夫奸法律甚力。是时淫风流行，廉耻道丧，仅争末节，何济于事！孟子曰：“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ヱ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沈子培方伯以提学使调署皖藩，履任之始，正值项城退归林下，视皖抚宁州朱经田中丞蔑如也。督抚年终密考，为司道黜陟之机，光、宣末造，难稍疏忽，而大体弗改。抚藩交恶，以是方伯终不即真。未几，张文襄逝世，内援既断，益觉吾道之孤。方伯自此终年请假，不履抚署，而其他酬应如故。杨杏城侍郎出任南京博览会审查总长，路过安庆，方伯特为出城往晤，尤足以惊俗眼而启群疑。未几，卒自请解职去。二公负气，各不相下，君子之过，其是非得失，未易判也。熊成基兵变攻城，二公在围中，同心协守。及变兵败退遣散，时乞入城购物，中丞拒之，方伯曰：“儿辈敢为非耶？”中丞曰：“纵之至内，且恶作剧。”卒不许。论者谓方伯颇渐染于近代学说，临事之时，未若风尘俗吏之能断。观于辛亥长沙一役，可以鉴矣。鼎革以还，中丞复出，任为直隶都督，颇为名节之玷。然李陵曾言：“身之不死，将有为也。”陵后无所表见。中丞仕民国，为直隶督军。宣统复位，敌众匿津租界，谋为不利。中丞侦知之，遣逻卒伏其屋侧，将擒而治之，且制止不使通电，绸缪牖户，不遗馀力。适政府以张少轩兼直督，移中丞入京，为民政部尚书，夺其权，于是纵敌生患，事遂不可为。其后敌军露布，声中丞之罪，云“几为所制”，而中丞之心事见矣。方伯先入都，辄大言曰：“今后毋谈光、宣往事为也，宜取法雍、乾，严明政体。”及败南归，慰同侪曰：“何气馁之有？今科不中，下科再来。”方伯之志，始终不挠。其列科宜在言语文学之间，论事功则逊中丞甚远，不能以成败论也。昔许涵度护川督，冯蒿庵居其属下，颇受窘辱。定兴在枢府谈川事，心为不平，曰：“许涵度市井耳，梦华书生，焉能与接。”庆邸时坐室中阅文牍，若闻之，若弗闻也者，讠言曰：“市井犹能治事，书生何所用之？”后之史官，如作中丞，方伯列传，老庆之言，不可以人废也。
明太祖初从郭子兴，马皇后为子兴养女，明得天下、犹奉祀弗衰，不以为辱也。亦不闻太祖以是之故、在郭军中为人所轻也。黔宁王为明太祖养子，分封南服，与国同休，未为下也。贵阳陈制府即真为庆邸干女婿，朱纶即真为载振干儿，论其先世阀阅，互通亲好，未出情理之外，而况事涉渺茫乎。江侍御闻贵阳制府之将入枢廷，宁州中丞继直督，欲阻之而计无所施，急而出下策，举此二者以劾庆邸，迫胁政府，不得不为之中止。犯上为作乱之萌，于此可见国势之衰弱而将亡。暧昧之言竟形章奏，于此亦可见中国之污点。而类此之事，如李伯行之为倭主甥婿，康有为之进媚药，在今日闻者，当为失笑，而当日言之凿凿，虽知其谬而莫敢为之辨。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乃凶兆也。”然侍御以是左迁、告归，遂不复出，为清末侍御中第一完人，未始非福。
军机大臣无一定之缺，以四人为常，创立于雍正七年，怡亲王、张廷玉、蒋廷锡、马尔锡本只四人。近世能记忆者，法越战役之后，礼亲王、额勒和布、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五人为最久。十九年，许庚身卒，徐用仪以吏部侍郎学习行走，仍为五人。日、韩事起，恭亲王、户部尚书翁同、礼部尚书李鸿藻、候补侍郎刚毅、礼部左侍郎钱应溥，相继入直，同时九人之多，而旧人陆续皆出。枢府中，例有一名位居末，者钞录秘密文件，京语所云“摩棹子”者，徐、钱二公即其人也。刑部尚书廖寿恒、礼部尚书启秀，继钱后亦与斯选。太后复训政，大学士荣禄、协办王文韶、刑部尚书赵舒翘入直，仍留礼王领班。西安行在惟荣、王、赵三公随往。赵既得罪，鹿傅霖以侯补尚书入，瞿鸿机以工部尚书入，复为四人。回銮之后年馀，荣禄薨，庆亲王奉命入，时仍四人。日俄事起，王文韶出，蒙古荣庆以礼部尚书入。又次年，天津徐世昌以候补内阁学士入，长白铁良以户部侍郎人，至是凡六人。迨三十二年官制改革，军机处定为实缺，庆亲王、瞿鸿机同奉朱谕，仍为军机大臣。更以长白大学士世续及闽县林绍年由广西巡抚以侍郎用同入，至是复为四人。次年，瞿、林相继出，醇亲王入，鹿傅霖复入，张之洞、袁世凯又同入。两宫上宾，醇王摄政，袁世凯出，那桐以大学士入。宣统初元，张之洞薨，戴鸿慈以法部尚书入。二年，戴、鹿相继卒，贝勒毓朗、内阁学士吴郁生入。未几，吴出，大学士徐世昌复入，仍为四人。次年，废军机处，而国旋亡。
光绪二十七年，废大阿哥溥伤。其时，醇王已聘定故侯熙元之女，慈圣不许，特指大学士荣禄女与王为婚，册封福晋，意中已有立储之事矣。王在邸，方倚福晋以自结于上，敬而畏之。两宫龙驭上宾，王摄政，福晋势益张，颇以簋不饬闻于外。宣统三年夏，五贝勒载涛演剧于邸中以自寿，王生母太福晋并诸王公皆往。福晋方有娠，弗与焉，微服入市观剧，且饮于肆而返。或奔告王，王大怒，驰归责之。夫妻反目，太福晋亦不能制。次日，王怒不息。出，乘车击窗，窗折。至海子，乘船击几，几又折。是日，臣僚章奏，多被严斥，辄批云“著不准行”。京师传为笑柄，谓王犹是对福晋口吻也。
宣统之世，武进结于泽公，运筹帷幄之中，声势煊赫。授邮传部尚书，与闻国政，平生志得意满之秋，莫逾于此。当时路政纷歧，莫可究结，粤路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悉资浪用。川湘两省田租入股，等于加赋，集赀亿万，权操诸三数巨绅之手，颇有人言。武进于是主张铁路干归国有，枝任民为，尽塞以前弊窦。然未审历年祸患潜伏之深，彼人死命必争之处，川乱以成，鄂变随起，而事遂不可为矣。创议之时，项城时在彰德，闻之，矍然曰：“不意杏荪魄力之大若此，余久有此意，而未之能行也。”然则英雄成败，殆有幸有不幸耶。
湖广总督瑞，满人中之健者也。以苏松太道陈臬开藩，皆未赴任，而办清乡。袁海观制军督粤，入觐见项城。项城曰：“萃如胡久不履新？”制军曰：“殆不欲再坐官厅、上手版矣。”项城曰：“胡能尽如彼意？”制军曰：“彼心目中，未必有政府在也。”项城颇妒。及晋抚恩寿罢，内意已定瑞，枢臣荐宝，慈圣不悦，曰：“予用一人，尔何勒焉？”项城颇言：“山西方有事，抚臣为一省首领，远调需时，谁负其责？宝升任，驾轻就熟，较易为理。上意重用瑞，何处不可者，奚拘于一地？”因之瑞沉滞年馀始简苏抚。时陆文节钟琦为布政使，瑞谓之“造粪机器”，传为笑柄。移督湖广，自司道以下，尽以其所爱，易其所不爱。湘抚忤其意，密举余寿平中丞代之。是年，蜀中民变，中丞未奉其命，遽以师往援，瑞叹曰：“厮养之卒，使持手版迎客，则举措皆失其度，今而知司使之贤者，固未可专方面也。”骄妄类如此。及武昌乱作，瑞仓皇出走，登楚豫师船，匿于江中。城内军士尚未尽叛，与变兵相持一日夜，闻总督遁，乃降。大军北下，互战方酣，瑞登轮遁至九江，于是全国瓦解。
辛亥八月庚子朔，越十八日丁巳，武汉之乱作，翌日闻于朝。己未，政府及各部大臣入见，环求起用袁世凯，王不许。庚申，辛酉宫门抄，言官有三数封奏，留中不发，意亦为是请也。壬戌，忌辰也，镇国公载泽与庆邸过于寿皇殿之院下。泽曰：“侄意，须项城一出。”庆曰：“屡言之而王不听，奈何？”泽曰：“侄请独对。”力争之。出曰：“王许我矣，命勿告政府。殆欲出自己意，以示惠也。”未几，王果召庆入，下诏起用袁世凯。庆出，复召泽入。庆辈不知所以，坐于直庐以待。泽出，宣王之后命，曰：“使朝臣中与项城习者赍诏前往，促之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遂令阮忠枢往彰德。及归，要约多端，王悉曲从。朝廷之情见势绌，于是毕现。
泽公先与项城不谐，自盐政改革，长芦盐运使张馨庵都转时有献替，大得其宠，积渐疏通意见，其间已早融洽。乱作，都转往来于京、津之间，泽公因有起用项城之议，其事虽不可知，其迹已略可寻矣。武进为泽公谋主，当此之时，若似乎不闻不见，然于起用项城之事，亦大有力焉。鼎革后，武进致书孙慕韩中丞，使密陈当日之事，为示好之意。项城曰：“彼与我角力有年矣，今尚有目，作此言耶！”中丞失色而退。盖武进初意，欲乱事即平，汉冶萍不至受损，不知并宗社而亡之也。洎乎国破家亡，求保区区资财，为卷土重来之计，仍遭呵辱，是岂彼所能料及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