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十年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生涯，罗伯特·穆勒有不少感慨，至今，他仍记得上任之初的忧虑。在司法部犯罪部门任职时期的穆勒，要从联邦调查局那里得到他需要的信息通常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联邦调查局当时的电脑系统简直就是场灾难。从红宝石岭和韦科事件中暴露出来的不足一直在困扰着他。而且，他刚接任局长一职之时，最让他崩溃的莫过于被手下告知类似微软文字处理运用程序一类的软件完全无法在联邦调查局的电脑上安装运行。
当然，相对于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而言，这些都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穆勒发现联邦调查局对于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分子知之甚少，几乎完全是一无所知；而且他们的信息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纸张记录。
“我之前的任何预期都被在9月11日之后一扫而光，”穆勒在一次很难得的专访中告诉我，“所以，那个时候我认为我将要做的事情必然就跟我后来选择做的事情有些不同。我一开始就意识到，我们必须解决我们信息系统的问题。至于说到一个清晰的指挥系统，我对于我们如何处理类似红宝石岭和韦科的事件有一些忧虑。我还有一些忧虑是关于我们如何配置人员，我们并没有总是把最适合的工作人员放在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上。我知道恐怖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就不会再是一个问题，而真正的问题仍然存在。”
在联邦调查局总部17楼，穆勒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里，他接受了我的采访。穆勒当天接受采访时就穿了一件衬衣—一件政府工作人员标准的白色牛津面料衬衣，配着一条布克兄弟牌的领带。尽管穆勒算是一名英俊的男子，但是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威严的仪态。他看上去就是一名联邦特工和一名联邦检察官的集合体—之前他还真的当过几年联邦检察官。
“9·11事件”之后，首要任务就是要将联邦调查局的思维定式改为“预防袭击”为主，“起诉公诉”为辅。
“尽管美国公众相信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我们有能力并且善于调查这样的袭击，而且还曾经阻止过一些袭击，但是，现在，唯一的标准就是预防袭击。”穆勒说道，“我们除了要反击，我们更需要知道威胁来源于什么地方，并确认信息之间的鸿沟。之后，我们才能挖掘线索或是截取信息来填补这个鸿沟，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一次可能即将发起的袭击。”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联邦调查局必须跟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建立更好的联络。穆勒指出，现今，联邦调查局内部已经有超过100名的特工在与中央情报局对接。反过来，中央情报局也安排了专门的官员驻扎每个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和联合反恐特别行动小组。
回到“9·11”的案子上，穆勒引用了中央情报局成功找到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阿布·祖贝达的案子，并评价中情局的努力“就对美国的防护措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央情报局得到的情报还引导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境内实现了成功逮捕，穆勒特别说道。
穆勒认为，现如今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攻击。
“虽然核武器袭击的可能性相对有些遥远，但是，由于可能造成的伤亡和灾难，你却不能完全忽视这样的可能性，”穆勒说道，“放射性袭击其实并不遥远，因为要得到放射性物料已经不算难事，而且得到某种放射性的临时爆炸装置也变得相对容易多了。尽管造成的损害可能远远小于一次核武器爆炸带来的灾难，但是威胁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了。”
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指挥部主任瓦希德·马吉德博士指出，在未来某一时刻，美国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是不可避免的。发起类似恐怖袭击的群体可能会是外国恐怖主义分子，或是恐怖主义分子的单独行动者、也有可能会是犯罪分子。正如穆勒提到的那样，相比动用核武器而言，最有可能使用的将会是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是放射性武器。
马吉德博士还提到，实际上，美国的情报机构每年都会收到上百份关于外国恐怖主义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告。当美国军队进入阿富汗的时候，他们发现基地组织正在忙于被马吉德称为“尚不成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努力，其中就包括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至于说到其他涉及外国恐怖主义分子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告，至今尚无事实根据来支持这些说法。然而，在联邦调查局内部，马吉德的部门每年都要调查至少12起涉及犯罪分子企图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案子。例如，2008年，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罗杰·贝延多夫，后者印刷了蓖麻毒素和无政府主义的纸质资料。蓖麻毒素通过阻止蛋白质合成而杀死细胞。一个个体如果吸入或吞咽了蓖麻毒素，不用几天的时间，他的肝脏、脾和肾脏将停止工作，最终导致死亡。
“关于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的概率或高或低的观念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概率是100%。”马吉德说道，“我们在过去就已经见到过这种事情，我们在未来还会见到。未来将会有一次袭击会使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是放射性武器。”
即使一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会导致大量的死伤，但是它势必会造成一种毁灭性的心理冲击。“一名单独行动的个体可能会趁着夜色潜入一间实验室，然后仅用很少量的物质就能制造一起袭击事件，这起事件可能只会伤害一小部分人。但是，这样的事件将会在美国人民的心灵上留下毁灭性的创伤。”马吉德说道。
这个可能性正是让穆勒寝食难安的事情。“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这些跟美国有着某种联系的个体，他们了解美国，能够单独地或是跟其他人相对自由地进入美国，而且在美国境内行走自如。”穆勒说道。
而能够搞垮美国基础设施的一次重大网络攻击则是另外一个担忧。
“很有可能，有人可以通过袭击电力公司的网络进入电网并摧毁整个电网，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是迟早都会发生的，”穆勒说道。同时，“信息从美国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机构泄露到其他国家将会成为未来的潮流，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在穆勒任职的十年中，他说联邦调查局“在了解情报机构并最终成为情报机构一分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主要是通过自我学习并不断改善我们自己—开发情报、分析情报以及发布情报。”
联邦调查局仍然需要在发展领导者上做更多的事情—要让他们与其他情报机构多多接触。
“对于那些在美国执行反恐任务的特工们，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去了解和明白中央情报局是如何工作的、他们拥有些什么样的信息、你怎么样才能得到那样的信息。”穆勒说道，“同样，也要去了解国家安全局的操作方法，还有国防情报局也是一样要去了解。”
高级别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对于这本书感到有些惊讶。路易斯·格瑞弗打开了一扇窗户—介绍联邦特工们如何执行秘密潜入行动。格瑞弗在联邦调查局内部的级别已经很高，重要性就紧紧排在副局长之下。实际上，在对格瑞弗进行的一次采访中，还真有一名负责公共事务的联邦特工突然插话，询问格瑞弗把这些秘密曝光出来是否妥当。
格瑞弗的回答是，一些窃听设备的性能并没有它们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敏感。后来，格瑞弗告诉我，在决定是否将战术行动队的盖头揭开之前，他咨询过穆勒局长，还有其他高级别的联邦调查局官员。
“如果只是基于这本书里揭秘的内容，我们的目标就想对我们潜入他们地盘的尝试进行反击的话，那是很难的，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格瑞弗说道，“美国公众有权利知道他们的政府机构在做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些钱，为什么具备这样的能力非常重要。”
我问穆勒，为什么他能同意格瑞弗“泄露”这么多的最高机密，穆勒打趣道：“我也认为，他确实是告诉你太多的事情了。”但是紧接着他又说道：“不过，他告诉你的这些内容，我都会同意的……格瑞弗同志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信得过他。”
在联邦调查局内部，大家都知道穆勒局长对奥巴马总统对于反恐任务的理解和评价非常高。2011年1月，亚利桑那州议员加布里埃尔·吉福德斯被嫌疑犯枪击，奥巴马总统当时命令穆勒飞往图森市亲自坐镇指挥案件的调查。然而，穆勒对于这个命令有些犹豫，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完全听从总统的命令。因为自从胡佛时代以来，没有哪一任总统会让自己直接介入到联邦调查局的任务当中，大家都在力图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屈从于白宫影响的联邦调查局，本质上变成了政治的产物。
穆勒本人不仅没有直接指挥联邦调查局调查的经验，而且他的兴趣点也不在这个上面。如果他要参与一次行动的话，就意味着执行调查任务的特工们还得转移一部分注意力来专门向他介绍和汇报案子的进展情况。尽管穆勒没有反对奥巴马总统的命令，但是，他和其他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都力图与国土安全部秘书长珍妮特·纳波利塔诺保持距离。在穆勒眼里，珍妮特太过于政治化了。
穆勒任期内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签发国家安全信函的过程缺乏监督。国家安全信函适用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间谍活动的调查，目的是为了得到电话和电子邮件发送和接收的地点以及时间。跟媒体上的报道相反，国家安全信函并没有授权联邦调查局窃听电话或是监测电子邮件的内容。
司法部总监察长格伦·法恩在一次审计的过程中发现，在他审查的2003年到2005年的293封国家安全信函中，有22封存在问题。在有些案子中，授权调查的时间都过了才签发信函，或是一名特工意外地把正在接受调查的嫌疑人的电话号码的数字顺序给调换了。
法恩也发现联邦调查局并不是有意违反规定。他断定，除了是接收者出现错误之外，在绝大多数案子中，联邦调查局实际上还是向有资格的地方索取了信息。
等到报告出炉，穆勒采取措施纠正了这些问题，其中就包括安装一套基于网络的数据系统，以保证对国家安全信函进行更好的追踪；同时，开始执行新的检查流程，还安排了额外的针对性培训。
“我之前都没意识到我们的粗心，我们在得到这些记录的时候并没有根据标准的行政文本要求去确认内容，有些时候可能是i头上少了个点儿，有些时候又是t少了中间那一横。”穆勒说道。
穆勒最大的失败莫过于联邦调查局的案件管理电脑系统—这个系统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取代纸质的文档。就像绝大部分政府机构那样，联邦调查局放弃了现有的软件，决定从头开始，把以前的系统推倒重做。然而，联邦调查局对于他们想要实现的功能却没能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一直在不停地更改需求。
2008年12月，穆勒聘用查德·福尔汉姆担任新一届的联邦调查局首席信息官，“单就这个项目，我们就有320名联邦雇员。”福尔汉姆说道，“这是我闻所未闻的事情。一个厨房里的大师傅实在是太多了！”
福尔汉姆重新规整了采购流程，停止了项目开发。即使是在主要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之后，开发的活动仍然没有重新启动。福尔汉姆的预期是，到2011年底症结被解开之后新系统能够开始运转。
“在关于虚拟案件文件系统的第一次激烈争论中，我没有怎么发难，”穆勒说道，“至于这最新的版本，直到承包商都已经打算给我们提供新系统全面运转的第二阶段规划时，才有问题报到我这里。我们走上了正路，这让我非常欣慰。”
撇开这个电脑系统上的失败，穆勒还是成功地帮联邦调查局扳回一局—把它打造成为反恐活动中的一件利器。每隔几个月，联邦调查局就会宣布新逮捕的恐怖主义分子名单。对于许多案件，通常要等待数年的时间，才能以恐怖主义相关的罪名起诉这些嫌疑人，现在，联邦调查局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将会以稍微轻一些的罪名起诉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把他们关上几年或是驱逐出境。与此同时，虐待事件—意味着一种非法的或是带有政治倾向的行为—在穆勒的任期之内从没出现过。
与埃德加·胡佛和威廉·塞森斯不同的是，穆勒从没有在自己的职位上做过任何越轨的事情。而与路易斯·费瑞赫不同的是，穆勒在任期内从没出现过让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和名誉饱受争议的重大惨败。尽管在威廉·韦伯斯特时代，联邦调查局关于间谍和黑手党的调查有所进步，但是从胡佛以来的历任局长中，没有哪一位局长带给联邦调查局的正面影响能高过穆勒。
正是由于胡佛的滥用职权，国会于1968年颁布了一条法令：未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必须要由总统提名，然后由参议院认可同意才行。而且规定局长的任期最高只能是十年，穆勒是联邦调查局里第一位做满十年任期的局长。除了胡佛之外，他的履职时间比历届联邦调查局局长任职时间都要长。
在2011年9月穆勒任期届满之前，在奥巴马总统的要求下，穆勒同意再延长国会批准的两年任期。穆勒说道，在他得知被要求延长任期的时候，自己也非常震惊。在经过多天的考虑之后，他同意再继续干两年。
在联邦调查局内部，一些特工对于这个决定显得有些不满，因为他们还期待着新来的局长能够废除穆勒的其中一条规定：规定要求办事处长官履职7年后要调回总部，否则就主动放弃主管权力。就像在很多其他的机构中一样，一些特工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之后才会考虑整个组织的利益。但是，绝大部分特工能够看清大的宏观趋势，他们都将“9·11”之后联邦调查局能够成功破获各种阴谋并保卫国家安全归因于穆勒的领导。
我第一次采访穆勒，是他刚刚任职联邦调查局局长6个月的时候，那时的穆勒，黑色的头发丛中才刚刚露出灰色。今天的穆勒，已是满头银丝。不过，他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精神面貌，腰背挺直、目光有神。我问他有什么建议能够给未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了解这个组织，”穆勒说道，“你再也找不出一个专业机构能比这个组织更为爱国、更为专注、更为勤劳、知识更为渊博。多出一些难题，那些能干的和胜任的人就都聚拢到你身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