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另一个结组的四人没有被雪崩埋住。突然之间，他们发现前边的人都没有了。同伴们都急疯了，四处乱刨雪找人。他们都知道，人就在身边的雪下。而每一分钟的耽搁，都威胁着四位战友的生命。终于，他们发现了一点儿绳子。拉出了两位队员后，怎么也拉不出建军—他被埋得太深了。几位战友只好在雪中飞快地扒，扒了半天才扒到建军。建军的脸已憋得青紫，浑身不住地颤抖，半天才吐出了气来……老曾在雪中挣扎了足有五分钟。他在被埋的一刹那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红色的太阳帽扔到了上面的雪外，并拼命扒雪，使自己的周围还能有一点点空间。最后，由于氧气太少，全身也渐渐不能动了。营救的伙伴看到帽子，才很快地找到了他。
他们被埋的时间，已接近了那可怕的七分钟。再晚一点儿，他们或许就永远“长眠”在阿尼玛卿了。
就是这个大难不死的建军，此刻，又攀登在南迦巴瓦的冰峰雪谷之中。是的，他说过：“一遇到雪崩等险情，急得直想骂天骂地，但是一离开险区，马上又想上去，你说怪不怪？”
这就是登山者。这就是山的魅力使然。我想起了雪莲—那冰山上的生死之花了。
求生，应当说是人生中最基础的智慧，失去了生命，人眼前生存的整个可爱的世界便不复存在了。但生命得以存在之后，人该怎么活着？这是人类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课题。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那不息的追寻和勇敢面对生活的魄力。登山探险，也可以说是在死神面前高扬起人类不屈的、顽强的、无比热爱生命的旗帜。它向世间宣告并召唤一种“活着，但要顶天立地像个大写的‘人’一样勇敢地活着”的人之伟力。一句话，为了美好的人生和价值，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需珍惜并固守这种勇敢！
这才是人类真正的、反思之后产生的智慧。
每一代人，为获取这极美的智慧，甘愿付出代价，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
每一代人，都盼望后来者不要丢失它。
有一部前苏联影片，叫《培养勇敢的精神》。
人类的这种精神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愈发稀有了。尤其对于我们的后代，那些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亟需这种可贵的精神。
深夜，已近零点，我在睡袋里仍无法入睡。纸箱上的瓦斯灯嘶嘶作响。山上，不时响起雪崩的轰鸣声。建军等一批攀登队员，就在我头顶的山上……整个大本营的中心，就是设在中部一个帐篷里的话务台。白天，报话机终日开着，有专人监听山上的任何一点儿消息，定时、定点要和山上通话。山上的队员一有行动，报话机便打开，这样，大本营可随时和山上的任何人通话。电台台长杨世涛、报务员王玉勤大姐、日方人员、所有的记者，常在这儿和山上通话。中方总队长洛桑达瓦更是整日坐在话务桌前，指挥着山上的行动。对于整个登山队，这里是时刻牵动人心的一条生命线。
但是，山上山下，那通话都是轻松而风趣的。
我拿起话机呼陈建军，达瓦队长笑着说：“这话机认人，你呼不通我一呼就通。”果然……原来我按错了开关。
就在这时，山上轰隆隆一阵滚雷般的巨响，南峰的西南侧发生了雪崩。我眼见着那积雪一片山似地崩然瓦解，汇成雪浪飞瀑般急泻而下。而跃冲下的积雪击起的雪雾升腾而起，很快就吞没了南峰主峰。听我的上级于良璞说，大雪崩时，会有成千上万吨的雪铺天盖地而下，雪雾将淹没整个南峰……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雪崩，这白色死神的凛然之威，是那么狂傲而不可战胜。而这，仅是一次极平常的雪崩……对讲机对面的帐篷里，是真正的电台了。话务员王姐定时呼叫拉萨台，拉萨再与北京联系。所有的记者写出的稿子，都是王姐一个字一个字报到拉萨的自治区登协电台，那边整理出来后再传向北京。这通讯设备有些原始，但省钱。日方的设备比我们先进，但又过了头，通过卫星接传，跟电传一样方便。远在日本的那边组好了版的稿样可马上传到眼前，审校完后又可马上传过去。当然费用太贵，一分钟要十美元。这次活动日方从国内组织到出资，主要是日本的《读卖新闻》社，他们来了好几个记者。《读卖新闻》社在日本的新闻社中也是财大气粗的，他们甚至有自己的飞机和机场。
大本营负责全盘后勤工作的是中国登协的干部张江援。他是我们美珠拉村的“村长”。在这里，我们自封的这个可爱的临时小村，亲切又自然。江援的工作格外繁忙，后裤腰上，这边是刀，那边是枪，野趣盎然。他本是搞气象的，可和山的缘分比和天的缘分近了百倍。在山上，后勤工作是一个很忙很乱的大摊子。大到安排民工上山运输，小到亲自拔枪杀牛，或挥刀宰羊（山上的藏族队员有的要吃生肉）。这个硬汉身上的故事又奇又多，大胆而心细，豪爽又耿直。当然，他也闯过祸。
男人，当是心地透明似水的人，痛痛快快，无遮无掩，想说则说；要骂咱就骂，说打咱就打，错了咱心服口服！但让咱憋在心里使“弯弯绕”，不会！在南峰大本营，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张江援的顶头上司王凤桐为和藏族队员联络感情，在帐篷里打了一次扑克牌。老王这是有意为之，休息时和队员打成一片，一起轻松轻松，是件好事，也很正常。再说，山上的文化生活本来就单调，一张一个月以前带来的报纸往往要看上几十遍。此事被张江援看见了。晚上，帐篷里还有记者，他对着老王狠狠地批评道：“你是登协副主席，又是这支登山队的副总队长，咱们若登上了顶峰，你和大家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可现在不行，今后，队员玩玩可以，但决不许你打扑克！……”老王一听直点头：“对，江援，你说得对！我不打啦。”老王后来和我谈起此事时说：“这才是我的好兵！说明他关心我，真正把我当领导，又是知己。”老王也是好样的，要是碰上个心地狭隘的头儿呢？
还有一次，是几年前，江援在珠峰大本营。那一次驻地周围也有一些外国登山队。一天，两个欧洲人疲惫地走进江援的帐篷，江援马上递过热咖啡招待，这两个老外频频感谢。江援说：“你们到我们国家来登山，是我们的客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不必感谢！”几天后，江援有急事开车下山，见路中央有两个老外站着不动。江援向他们解释车上没地方了，坐不下了。没用，一个老外搬起一块大石头就压在了车上。江援一眼认出，这两个人，就是前几天他招待过的那两个老外！江援气坏了，让他们搬下石头，他们蛮横起来，就是不搬！江援跳下车，挽起袖子就和他们痛痛快快地打了起来！这里是中国，你老外要在这里当天之骄子横行，没门儿！另一个老外拿出相机对他拍照，他一把夺过相机扯出胶卷，回身对车上的两个藏民说：“下来！揍！”两个藏民冲下车，把老外吓得举起双手：“Sorry，Iamwrong!Sorry,Iamwrong!……（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江援只扔给他们一句话：“Don'tforget,thisisChina!（请别忘了，这是中国！）”
男人，这才是男人！
日本队的队员山本笃过生日，江援亲自安排做了长寿面，又亲自送去。
陈建军的父亲患肺癌正在北京住院，最后的时光里，想儿子。江援在山上仍惦念此事，千方百计和北京联系，尽力减少建军的后顾之忧。
我的伙伴陈群在山上也正巧过生日，江援和台长世涛抱着罐头和啤酒来向他祝贺。我想，这是陈群最难忘的一个生日了。
这也是我们山上的男人。
第二天，突击队的桑珠和罗申，还有日方队员木本哲等人要上山了。大本营所有的人都来相送。
这才叫送行！握握手，拍拍肩，一种信任与祝福的微笑，以这平静的微笑相送战友。就这么简单。
队员们也只回身摇了摇手，笑着，扭过了身去便不再回头，渐渐融进绿树林的山道上，像越来越小的一簇红火苗，一跳一闪，便慢慢不见了。
这便是登山者的送行，几乎连一句“保重”都不必说。是的，任何话都不必说，只让战友带走无言的微笑。
一回身，我愣住了！只见于良璞面向已近消逝的战友身影，久久站在那里，闭眼，双手合十……在山上，每时每刻，我都能感受到这种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真情深意。登山者中，流传着太多舍生相救、生死相助的故事。这也是大山给予他们的财富。这患难之中结下的情谊，是用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所以，世界上许多优秀的登山家，讲起在山里的感觉时，最突出的也是这一点。前苏联登山家库吉明说：“攀登的总体是一种独立的人生——把自然残酷的一面与人生合成一体，这，就是创造。我在这伟大的残酷考验之下，保留着人类的特性。我要实现想做的事，我自觉与山共存，心灵更崇高。这种感慨是登山的朋友们共有的骄傲。而友情，是成功的唯一保证。”
友情，是善良结出的果实。善良的人，才真正重视友情。
登山者，善者之尊。
邪恶，进不了山。
夜幕，又飘降在南迦巴瓦，飘降在我们的美珠拉。帐篷外，先是几声远远的狗叫，声音冲撞着山谷。然后，是牦牛的吼叫了，可叫声怎么那么凄哀苍凉呢？伙伴们曾开玩笑说，那是有冤的牛，死了老伴的牛，失恋的牛，离婚的牛，不被人理解的牛，没钱的牛，孤独的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有时，分外孤独的是人。
人世的冷雨沧桑，人间的无常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