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仍旧从古代官场辨析真假糊涂,封建社会的官场大多黑暗,入朝为官侍奉天子,若真是个糊涂、混沌的人,那便糊里糊涂地生活,倒也能安生;精明者看透了一切,若昧着良心,索性助纣为虐或漠然视之,也能与君主同僚相安无事。然而那些不肯一味附和,正直耿介的大臣,有几个得到了善终呢?那些如郑板桥一样装糊涂的人,又有几个真正活得洒脱快乐?
但是,季老依旧推崇这些同情人民疾苦,心中存有良知的文人,因为他们在所有人都真糊涂之时,保持一颗清醒的心,坚守着自己的良知,他们用表面的不问世事与糊涂,掩盖了众人的目光,独留一份清醒于心底。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与政治逆行必然招致的迫害,也不想昧着良心对社会的丑恶熟视无睹,唯有用假糊涂来寄予自己的高尚气节。
在《糊涂一点潇洒一点》中,季老写道:“普天之下,绝大多数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尝到一点小甜头,便喜不自胜,手舞足蹈,心花怒放,忘乎所以。碰到一个小钉子,便忧思焚心,眉头紧皱,前途暗淡,哀叹不已。这种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们是真糊涂,但并不自觉。他们是幸福的,愉快的。”人们沉溺在世间的表象之中,因为不清醒,所以活得有滋有味,这种糊涂大概是让清醒者艳羡不已的,然而,这世上勾心斗角处处皆有,人欲横流处处皆是,往来三界无处不匿藏刀光剑影,做一个真糊涂而缺少自我的快活人,还是做一个假糊涂但清醒正派的人,任君选择。
纵浪大化中,不喜不惧
多少年来,季老一直把陶渊明的四句诗当做自己的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便是季老对人生的态度。
当一个人从最初的少不更事到历经沧桑之后的宠辱不惊,从少年、中年到老年,变化的不仅仅是随着时光成熟而又老去的容颜,还有一个人历经世事后的处世态度:从最初的浮躁、火爆与不安,转为后来的淡定、从容和平和,这是人生得到锤炼后沉淀的精华,也是心灵臻于化境的转变。
季老把他的座右铭解释为“处之泰然,随遇而安”,即面对任何事情都平和地对待,不大喜也不大悲。在他的眼中,一切仿佛浮云,再激荡的情绪,也可以用随和平稳的态度表达。回首过往的岁月,经历过少小的困苦,视野的豁然开朗,也遭遇过生死离别的痛苦,品尝过和睦温馨的幸福生活,这一切,于他来说都如过眼的云烟,痛苦终究会过去,幸福也并非永恒。
这所有的一切,对季老来说都是厚重的人生积淀,是他继续生活,并且追求更好生活的资本。到了晚年,这积淀的意义也就只不过成为了过去岁月的印痕,此时的季老,即使面对天大的事情也不过淡然一笑,生命似乎已经达到了祥和天成的境界。
季老不仅用这种“不喜不惧”的态度面对生活,更是以同样的信仰直面生死。在他看来,人从哪里来,还是要到哪里去,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这是谁也无法更改的规律,因此没有必要为生活中的种种阴晴圆缺而情绪大起大落。
在牛棚岁月中,季老曾为二月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东坡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二月兰的无所谓悲喜是季老所推崇的,也是他穷尽一生所追求到的人生境界,然而,想要到达这种境界却并非易事。
1991年到2001年的十年间,季老从八十高龄步入耄耋之年。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功成名就、誉满天下,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学术地位上,他都得到了极大的认可;然而,这十年却也是季老的家庭连连遭遇重创的时期,成名之累,疾病缠身,令他身心交瘁。
90年代初的季老已经是八十高龄,然而此时老祖(婶母)、妻子仍在身边,一家人和和睦睦,融洽而幸福。90年代初,已至耄耋的老祖突然病逝,季老强忍着悲痛劝慰自己:“老祖以九十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我想,她是含笑离开的。”然而,祸不单行,时隔不久,不到六十岁的爱女婉如也突然辞世,对季老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当他尚未从失去爱女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相濡以沫六十载的妻子也病故了。陡然间,季老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幸福的家庭,八十多岁的老人陷入了孤独与痛苦之中,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然而,季老并未被厄运所击垮,相反,他艰难地从苦难中走了出来,虽然失去亲人的痛苦让他步履维艰,但最终他还是顽强地捱过了那段日子。1998年,在他所写的《虎年抒怀》中,已至米寿的季老还在憧憬着未来的日子,在他的计划中,还有很多书要读,还有很多文章要写。自此,在公开场合,人们看到的季老,仍然保持着他的淡定从容,和蔼可亲,依旧兴致勃勃,谈笑风生。
2000年,九十岁的季羡林老人提笔写了一篇《九十述怀》,在文章的最后,他依然怀着满心的热忱展望着未来的生活:不论前面的道路上是坟墓还是野百合,都无法阻挡他的步伐。他甚至还在期待着十年后写下《百年述怀》,期待着茶寿之期。
季老虽已驾鹤西去,但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演绎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境界,他的一生,也正如他自己改写的无题诗:
人生在世一百年,
天天有些小麻烦。
最好办法是不理,
只等秋风过耳边。
精于进还要巧于退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曾经对季老做出这样的评价:“我在他身上发现的不只是博学,还有睿智。不仅是睿智,还有非常的谦恭有礼和幽默。他的博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尊严的人格,他的对于物质利益的毫不动心,他对于书的热爱,他的耐心,还有他的充分的真诚。对我来说,他将永远是气节的象征。”
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季老始终给人一种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硬骨头形象。他曾经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有个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
他说这是自己从小养成的秉性,无法改变,也不会去改。20世纪60年代中期,暴风雨远未到来之时,季老还未遭到迫害与打压,他本可暂时离开以躲灾祸。但在短暂的消隐后,季老又重新站了出来:“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与时代的对抗招致的后果是季老被抄家。虽然遭到打击,但季老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骨气,不肯屈服。他在《牛棚杂记》一文中写到:“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有着花岗岩脑袋瓜死不悔改的家伙。虽然经过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头认罪。”
接受审查期间,有一天一个地方官员找季老谈话,依然是过去的旧篇重谈,让季老交代问题。季老气愤地说道:“我的全部资料不是已经被你们查抄了吗?这些问题不是已经都‘交代’过了吗?你何不去查过去的资料,一查便知,又何苦来打扰我的美梦!”由于态度“极为恶劣”,季老料想那些人会有所报复,但他却并未放在心上,“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
季老就是这样,不屈服权威,活得正气凛然,铁骨铮铮。他的这种“硬”不仅是一种骨气,更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情怀。
然而,有时候,面对不可抗拒的现实,季老有时候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历史上但凡能在大风大浪后独善其身者,往往懂得适度退让与弯曲的道理。1949年之后,季老主持的北大东语系十分红火,然而,随着社会的激荡,各种批判运动层出不穷,而天生一副傲骨的知识分子自然很容易卷入政治的浪潮中,很多著名的学者就在这段时期遭受了厄运,从俞平伯到胡适,季老所敬仰的前辈,结交的挚友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最后,这场批判运动殃及了季老的恩师陈寅恪先生。在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中,季老无力力挽狂澜,也无法与这个时代抗争,只能选择沉默不语,“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
陈寅恪先生和胡适先生对季老影响之深,无论是学术还是为人,他们都是季老学习的楷模,然而,在那段天昏地暗的时期,他却无力为他们辩白,所以只能把无言的沉默当做对恩师的支持,在那个时代,能够保持沉默而不落井下石已经极为难得,但是晚年的季老还是陷入了深深的愧疚之中,以至于当他站在胡适先生的墓前时,感到自己的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胸怀壮志之人虽有顶天立地的豪气,但有时候确实不得不委屈求身,以暂时的忍让保留住生存的空间,在养精蓄锐中谋划未来,不失为人生的一种智慧。
在现实生活中,放着直路不走而走弯路,无疑会被人嘲笑痴傻。然而很多时候,漫漫人生路上,两点间的最短距离并非全是直线,而是曲线。什么时候应当强硬,什么时候又需要妥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暂时的妥协是为了将来的强硬。当前方是万丈悬崖,直走过去,不仅不能到达对面,反而会被摔得粉身碎骨。所谓“以屈求伸”、“以曲为直”、“以退为进”、“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等,都是围绕着“迂”和“直”两个字做文章。
“迂”和“直”是一种矛盾,如果退与进是一对矛盾一样,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不能将后退的举动一概视为怯懦和软弱。在无法前进的情况下,适当地后退或者走走弯路,往往是一种必要的、理智的行为。
为人处世,参透屈伸之道,自能进退得宜,刚柔并济,无往不利。能屈能伸,屈是能量的积聚,伸是积聚后的释放。屈是伸的准备和积蓄,伸是屈的志向和目的。屈是手段,伸是目的。屈是充实自己,伸是展示自己。屈是柔,伸是刚。屈是一种气度,伸更是一种魄力。伸后能屈,需要大智。屈后能伸,需要大勇。屈有多种,并非都是胯下之辱;伸亦多样,并不一定叱咤风云。屈中有伸,伸时念屈。屈伸有度,刚柔相济。
所以,按照季老的观点,人生有起有伏,自当能屈能伸。起,就起他个直上云霄;伏,就伏他个如龙在渊;屈,就屈他个不露痕迹;伸,就伸他个清澈见底。这是多么奇妙、痛快、潇洒的情境。
智者会忍,其乐融融
古人说:“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海纳百川,是因为其“有容”,所以“乃大”。每条河流在入海的时候泥沙俱下,如果大海气度不够反而较真,只要清澈的河水而拒绝泥沙,那么恐怕大海也早已经干涸了。
要做到像大海一样真正的包容,便要包容清净的,也包容污秽的,包容爱的人,也包容恨的人,包容善良,也包容邪恶。真正的能“忍”,要像广袤的苍穹,容纳群星也容纳尘埃,要像浩瀚的大海,容纳百川也容纳细流,更要像无垠的虚空,无所不含,无所不摄。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中国的民间俗语。每个人的一生多少都会有那么一点不顺心,也会遇上极不公平的事,心中难免气愤不已,若是和别人结了深仇大恨,怎能说放下便放下。不过满怀愤怒和恨却是非常累的事情,因为恨怒是沉重的,若是此时稍作忍耐或者看得开一点,生活中必定天朗气清,一切都会变得美妙可人。
有人觉得“忍”是萎缩的表现,虽然他看起来像是懦弱,却绝不是毫无原则地退让,更多的是吝惜计较,它是一种豁达的境界。季老说,人处在社会当中,有时候是需要容忍的。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忍”的意义。
唐朝有一个姓张的大官,家庭和睦,美名远扬,一直传到了皇帝的耳中。皇帝赞美他治家有道,问他道在何处,他一气写了一百个“忍”字。这便意味着家庭的和睦来源于互相容忍,唯有忍才可得和谐。这名官员的观点不尽得到了皇帝的褒扬,而且也得到了后世子孙的认可。在旧社会,每当过春节的时候,只要门楣上贴着“百忍家声”的对联,便可推知这家的主人必定姓张,足见其后人皆以祖先的容忍气度为荣。
家庭的和睦需要容忍,与其他人的交往同样离不开忍耐。每天我们都要与无数陌生人擦肩而过,自然难以避免摩擦,有时候甚至会遇到别人刻意的为难和挑衅,在这种情况下,冷静分析,保持风度不失为一种良方。
1935年,年轻的季羡林乘火车经前苏联西伯利亚赴德国留学,火车路经过中苏边界上的满洲里,停车四小时,由前苏联海关检查行李。入国检查是世界公例,原本无可厚非。但当时的苏联大概认为,季先生这一帮人,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到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恐怕没有好人,因而检查特别严格苛刻。甚至季先生在哈尔滨买的一把最粗糙的铁皮壶,也成了被检查的首要对象。检查人员拿起水壶这里敲敲,那里敲敲,一直敲打不止,似乎怀疑薄薄的一层铁皮下能藏下炸弹。季先生有点无法容忍,想要发火。他同车有一位年老的老外,当时正站在身旁,看到季先生的神态,在他耳旁悄悄地说了句:Patience is the great virtue(容忍是伟大的美德)。季先生闻言才心平气和,并对他微笑,表示致谢。
中古古语有云:“小不忍则乱大谋。”足见忍耐的重要。倘若当年的季老没有忍住心中的一股怒气,与苏联海关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不知道会招致多少麻烦。世上不平之事,比比皆是,若是事事较真、丝毫不让,只会迷失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的生活很不愉快,我们的心更会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