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和丈夫李锐曾经参加了一个名为“重述神话”的写作项目，并为此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人间》。在对这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白蛇传》的“重述”过程中，我们着重强调了一个有关“身份”的问题，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几乎都陷入了一个“身份”的绝境之中：一半是人一半是蛇的蛇孩儿，为了在人群中掩藏他天性中的蛇性而备受磨难；无论怎样悲伤却只会笑不会哭的笑人，命中注定只能被人群判定为白痴；被使命和良心所绞杀的神圣的除妖者、以及无论怎样选择都必将是叛徒的男人，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个选择了放弃“灵异”的身份而自愿做一个人间凡人的白蛇白娘子，我们强调了她的自愿放弃以及九死不悔，但她最终却没有逃脱被作为一个“妖孽”诛灭的悲剧性命运。应该说，我们赋予了这个老故事一些新的东西，也颠覆了一些东西。后来，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女作家突然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白蛇为什么非要做一个人呢？她为什么非要生活在这么丑恶的人间呢？”
我们的小说中有这样那样的追问：对人性、对众生、对悲悯、对善恶，等等，但我们就是没有追问过，白蛇为什么非要做一个人。那是我们整个故事的基石，假如，这块石头动摇了，我们的小说也就倾斜和坍塌了。但，我要承认，从此，这个追问，这个大大的问号，如同一只巨鸟的翅膀，在我心里投下了影子。
中国民间的许多传说故事中，不乏这样的文本，一个仙女，或者一个灵异的妖精，因为羡慕人间，或是被一个人间的凡俗男人所吸引，于是，毅然下凡，为此演义出了一幕又一幕感天动地的故事，比如织女和牛郎，比如七仙女和董永，比如白蛇和许仙。她们无论是天神还是妖孽，无一例外，都渴望在尘世间，在茫茫人海中，拥有一个家，一个小小的家园；她们共同的理想，朴素而简单，那就是在这个凡尘里，和她们的爱人、孩子，过男耕女织的家庭生活。为此，她们不惜触犯天规、天条，以及人间的律法，放弃她们神和灵异的身份，融入人世间。
毋庸置疑，赋予她们这理想的，创造了她们的，当然是人自身。所以，与其说那是她们的理想，不如说是人的理想，民间的理想，草根大众的理想。拥有一个家园，过男耕女织的生活，这理想诞生的前提，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肯定、赞美，甚至是诗意化。但是，这强大的信心来自何处呢？这个现实的世界是可以寄托人的信赖的吗？在千百年来几乎不曾间断的战乱、灾祸、饥荒、苦难的重重笼罩之中，是什么力量，让人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现实生活的美好，足以吸引天上的仙女下凡、洞中的妖孽入世？一个安宁的家，男耕女织的平凡人生，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使光辉的神仙岁月黯然失色？或许，它并不平凡，它是世世代代苦难中人对“此世”的顽强期许、诉求、寄托和希望，是人对自己柔情似水的缠绵安慰，那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对地上天国的描摹。
一个家。男耕女织，丰衣足食，相亲相爱。
如此简单，却如此意味深长。
在中国文学中永生的一个家庭，首当其冲，应该是《红楼梦》中的贾家：荣国府和宁国府。这是一个贵族之家，在这里，“男耕女织”被置换成为“金紫万千治国，钗裙一二齐家”的模式。只不过，作者曹雪芹借男主人公贾宝玉这一块顽石的眼睛，清晰地、开天辟地无限伤痛地看出了，这个“诗书簪缨之家、温柔富贵之乡”的“他乡”本质。“家”以及它所代表所象征的一切，比如秩序、比如伦理、比如功名、比如富贵，不再是一个归宿一个理想，它们只是肉身只是皮囊的寄居地和驿站，而灵魂，则是终究会化成一缕轻烟，归于无迹，不知所往。生命悲情由此而生，中国主流文学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就这样被伟大的曹雪芹引入到了小说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世间最珍贵的东西：灿如春花的生命、洁白的青春、珍贵鲜活的少女之美、心心相印的爱情，这一切，在我们眼前，在这个被称为是“家”的大观园里，毁灭、凋零。这里，“家”不再是一个理想，一个寄托，而是一个终结，一个叹惋——“忽喇喇如大厦倾”，还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关于这个家庭，这部小说，二百多年来有太多的联想、猜测、评论和评价、批评与赞美，由此而衍生的种种“红学”流派，无论是持何种观点，其实都是想找到这部巨著和诞生了它的那个社会以及时代的关系。时至今日，《红楼梦》仍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一个谜。法国当代女作家帕斯卡尔·罗斯（Pascale Roze）曾经写过一篇小说《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她说：“谁能肯定托尔斯泰收不到我的这封信呢？”这句话，让我震撼和深深感动。我也很想模仿她，给曹雪芹写一封信，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他，请教他，有太多的话想告诉他。但我知道，曹雪芹是肯定收不到我的信的，因为，我想，就像他创造的贾宝玉一样，他愿意自己的灵魂也化为轻烟，归于无迹，他不会让这个世界的任何人找到他。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有一个重要的母题——乡愁：家和家乡，作为一个被想念、怀恋的对象，千百年来，被中国的文人墨客，反复地、不绝地咏叹着，有多少千古名句，活色生香地流传至今。诸如“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诸如“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再诸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于是，中国的诗篇中，几乎处处留有“离人”的泪痕和感伤。它们穿越时空，一代又一代，濡湿了我们的心灵，牵动着我们的魂魄。那些春山、秋林，那些荒村、驿道，意味深长。“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千百年来，无数的离人，不绝地、坚韧而缠绵地咏叹着，怀想着，感念着，于是，他们永恒地咏叹、怀想的那个“家”，那个“乡关”，就不再是一个天南地北具体的地方，不再是山东或是山西，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张家庄或者李家店，而成为了一个我们中国人，或者，人类共同的故乡，成为了一个可以永远让我们回望并寄托我们乡愁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深知，那是一个我们这些“离人”，这些人类的孩子无法重归的故园，我们出来得太久了，也走得太远，所以，那咏叹，才如此震撼人心。
我生活的地方，黄土高原上的山西省，保留和开发了许多当年富商巨贾的“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等等，当然最为著名的当属“乔家大院”，它因为同名的电视剧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闻名遐迩。这些大院，高墙深院，坚固、冷峻、端正、不露声色，和南方温婉而灵秀的建筑迥然不同。我想，这也是当年张艺谋把一个南方的故事移植到了北方大院中的原因：他强调了那故事中的压抑、饥渴和封闭。一个大院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在多年的湮灭和寂寂无闻之后，这些大院中曾经有过的辉煌和荣耀、兴盛与衰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或壮阔或卑微或成功或惨痛的人生，渐渐如同岛礁一般浮出历史的水面。有许多次，我跟在导游的身后，走过一幢又一幢的院落，感觉着从那仍旧坚固的青砖缝隙中渗出的森森凉意，似乎触到了一点历史神秘的肌肤。大院犹在，而家族不存。也只有站在这重重院落的内心和深处，也许才会更加清醒地、清晰地意识到，“家”的模式，已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也可能才有更深刻或更困惑的追问，“家”到底是什么？
二十几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丈夫曾沿着晋省前人的脚步“走西口”，徒步穿越了晋、蒙边界，曾经去到过一处陌生人的坟茔。那是在内蒙古一个叫做“后大滩”的地方，坟茔里睡着的，是一个移民拓荒者家族几代的前辈先人。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记，一片连天接地的空旷之中，几个坟墓组成沉寂的一小群。春天的阳光，彻照着，有一种辉煌的凄清和灿烂的荒凉。我俩静静坐在那几座不知名姓的坟茔前，乡愁和正午的阳光一起涌进我心里。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金子般的阳光和我的感动，我想，这沉寂的、无名的坟墓应该是一座生命的纪念碑，纪念所有那些为了寻找家园而倒在路上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