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谢她这么说，但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们再不会相见。
两年后，钟铃教授在香港浸会大学创办了亚洲第一个“国际作家工作坊”，我很荣幸地成为首届受邀的访问作家。到达浸大的第二天，在我们下榻的酒店“吴多泰博士国际中心”的大堂里，我惊喜地看见了两张熟悉的面孔：来自加纳的女作家和印度女诗人——我们真的再见了！
这简直就像一个小小的奇迹。
其实，我想说的是，无论是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计划”还是香港的“国际作家工作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具有一些“奇迹”的性质：另一种“理想国”或是文学的方舟。而它们的发起人和始作俑者，都是女性。也许，在越来越现实、理性和物质的今天，只有那些天真又义无反顾的女性，她们身上，还埋藏着人类奇迹的种子吧？
也因此，我有了在香港生活数月的机会。
盛大的PARTY
那是我第一次去中环。香港的中环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它和这样一些词汇联系在一起：国际大都会、金融中心、财富、精英、成功人士，当然还有寸土寸金，等等。
中环的大楼，耸立着，像无数座纪念碑，插向天空：那是人对神的炫耀。这也是一个熟悉的画面，在无数的电影、电视镜头中，在观光的图片里，看到了N次，虽然没有一座我能叫得出它们的名字。
匆匆的人流，茂盛的人气，街景，甚至荷李活道两旁那些卖“古董”——中国符号的小店，都在预料之中。这是一个虽然没有亲历却处处都符合想象的地方，你的脚，第一次踩在这土地，却像是在做着验证，在温习旧事：至少，我以为。
那天我们一行人，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作家们，跟在主人身后，在中环漫游，参观了主人小小的画室，吃了据说是特首宴客时常去的那家饼店里的蛋挞。天黑下来了，灯亮了。主人带我们去海边，看维多利亚海湾的美景。通往海边的路，要穿过一座巨大的建筑，穿过它的底层，突然我惊呆了，我看到了一个奇观：通道两旁，密匝匝的，坐了一地的人，成百上千也许上万的人，女人，她们坐在铺开的报纸之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整整一个巨型建筑的底层，被这席地而坐的女人们填满了，填成了实心。成百上千也许上万的女人们挤坐在一起，吃东西、说话、吵吵嚷嚷，表情又放松又自然，对过往行人熟视无睹，似乎，那是她们自家的庭院。
我就这样撞上了“菲佣”。
我忘了说，那是一个星期六，星期六傍晚，这个时间是重要的，假如早一天，或者，晚两天，我可能就和这壮观的菲佣的海洋失之交臂，我可能永远不知道在中环，在香港最繁华的芯里，有这样一个草根的奇景。
香港的法律，保证了菲佣法定休息的权利。我不知道是有人组织还是自发，总之，她们，成千上万孤身一人背井离乡漂流到此的女人们，姐妹们，就这样，在法定休息日，在这举目无亲的城市，浩大地，聚集在了一起。从前，据说她们是在维多利亚公园，如今挪到了这里，这座恢宏的巨大建筑的底层或是通道，人来人往的闹市，席地而坐，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吃东西，聚餐，用母语用家乡话畅快地交谈、诉说，就像在开一个盛大的PARTY。
她们是在相互慰藉吧？相互汲取力量和暖意，来抵挡一个无情的冷酷的都市，她们在这里加油，然后，才有勇气像沙粒分散到各处，回到日复一日深渊般的孤独。对了，孤独，这就是那盛大PARTY的名字——我看到了世上最壮观的孤独。
那一段路，我走得惊心动魄。穿过这一条涌动的菲佣的河，女人河，来到海边，维多利亚港湾璀璨的灯光，旖旎而迷人的美景，忽然之间有了新意：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其实，是深不可测的啊！你不知道会在什么时间突然看到它隐秘内心的某个角落，就像被电光照亮一样，一个和电影和文艺作品和约定俗成无关的香港，在我眼前，惊鸿一现。
也许，就是从那一夜开始，我嗅到了这国际大都会、这时尚之都、这东方明珠的人间烟火气，那一夜，我回到了地上。
小事情
在香港，我俩还真有点“居家过日子”的样子，三天两头要跑一趟超市，买油、买米、买面、买肉蛋水果蔬菜和各种调味品，买早餐必不可少的无糖全麦面包和豆浆，然后，满载而归，权当负重散步。有几次，当我大包小包提在手里急匆匆赶路时，暮色苍茫中，一时间竟忘记了我“客居”的身份，还以为是要赶回家。
一个城市，无论大小，大约只有身在其中真的过起了柴米油盐平常的日子，才能渐渐知道它的冷暖深浅，就像和一个人终于有了缠绵与肌肤之亲。
我们所住的浸大“吴多泰博士国际中心”，底楼有一座经营快餐的日式餐馆，那是我俩经常光顾的地方。有一日，说是台风来了，发布了预警的红色气球——却最终也没见到我想象中台风来临的壮烈场面。当然，风和雨是少不了的。我们那天被安置在紧临门口的一张台子上，那是朝向户外的一扇门，人来人往，门随时开开关关。被安置在这样的风口处吃饭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起初我没有留意，后来我忽然发现，那扇门开了关，关了开，无论它开启得多么频繁，无论进出的人多么匆忙粗心，无论是拉是推还是拽，每一次，每一回合，它都忠诚地毫无疏漏地回归原处，严丝合缝，不留一毫的空隙和缺憾，不像平素在我的城市见惯的那些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弹簧门（它大概是一种弹簧门吧，我想），那些门（电动门除外）常常关不严，总是喜欢在人的身后闹别扭，总要留着空隙发泄它的坏脾气。我看着这扇门，看它一百次开启，看它一百零一次关闭，兢兢业业、严丝合缝、忠于职守，忽然生出敬意：是对这城市的尊敬。
如今到底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身处内陆的中国人，无论出国还是出境，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那种大震撼：他们有的我们也都有了。一样的摩天大厦，一样的高速公路，甚至更新更好；一样的MALL，一样的旗舰店专卖店，就连太空，我们的神五、神六也去观光过了。所有的差别，其实都隐藏在细节之中，那年在美国住了三个月，回来时除了送人的礼物，我们给自己带回来的东西是什么？牙签！那种不唯包装精美、并且浸透了消毒药水的木牙签。在一根牙签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而在一条弹簧一扇门面前，我则看到了一个城市的品质，看到了它对待生活的态度。
那天钟铃教授带我去看玉，我们走在星期天拥挤的佐敦道上，路过一家小店，门口玻璃罐里，卖着一样我再也想不到的东西：桃花瓣一样的粉嫩，小小的一座小宝塔，竟是小时候吃过的打虫药——宝塔糖！四五十年前，那是每一个中国孩子都不陌生的东西，那几乎就是我们可触摸的童年。而如今在我的城市，它早已绝迹，早已消逝得无踪无影，那是连我女儿小时候都没见过的东西了。可以想见我的惊喜，久别重逢的惊喜，与悠远的事物不期而遇的惊喜，就像他乡遇故。我在它面前站了好一会儿，这一次，我心里涌起的，是对这城市的感动：为了它的不轻易抛弃，为了它对这不起眼的小东西如此长久的珍惜。
在大多数国人眼里，香港是一个早已被定义过的城市，所谓读书人和知识者，很少有人说自己喜欢香港的。谁敢说自己喜欢香港那就意味着他俗气和没文化。每一个踏上香港的观光客大约都不是为了发现而是为了验证。起初我也一样，但是香港一点一点教育着我，让我在细微之处发现着它的真相、它的血肉精神、它的魅力、它的斑驳丰富、它的美。
香港记忆
十多年前，1994年，我丈夫一行几人，赴台湾开会，途经香港启德机场，要在那里办理一系列复杂的赴台转机手续。那是他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那一次，启德机场的工作人员，几乎没人听得懂他们的普通话，那种隔膜、冷漠，或者说傲慢，就是香港留给我丈夫他们的第一印象，也恰恰印证了我们一向对香港的想象。
确实，几乎所有的人，来到香港，似乎都不是为了发现什么，而是为了印证。
2005年和2006年，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邀请，我两次赴港，后一次，是随丈夫同行，并且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我们渐渐发现了一个想象之外、定义之外的香港，它的丰富、生动，它的浑厚、复杂，因为猝不及防所以在我们眼中才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和动人。
自然，如今，香港人听不懂、不会说普通话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一些节日
在香港，意外地过了许多节日。
农历三月，某一日，浸大“国际作家工作坊”项目经理，也是我们的忘年交小友何小姐，带我们坐轻轨去青衣岛看戏。香港的朋友们，热情好客，怕我们这两个外乡人生活寂寞，常常为我们尽心尽意安排这样那样的节目。起初，还以为那一日是和平日一样，在剧场里看演出，所以特地带了厚衣服，以应付过于恪尽职守轰轰烈烈的空调。却不想，哪里有剧场，原来就是空场中搭起的简易的大棚子，里面倒是灯火通明，丝竹袅袅，刚一出地铁口，远远地，就听到了悠扬的乐声，在滚滚的热浪中若隐若现地颠簸着，何小姐说：“听，就是这声音，一听就想起了小时候。”
平日里，大家都叫何小姐“简妮佛”，那是她的英文名字，自然，她的英语说得比普通话要流畅许多，因为说普通话才是近十年的事。除此之外，她还会说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80后生人，现在，这个“酷”而时尚的小白领，新新人类，却带我们来“看大戏”。
真的是看大戏，就像我们的童谣里唱的那样，“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那空场上的大棚子，那棚子四周一个个烟熏火烤的小食摊，那蒸腾的人气，还有烛光和香火，一切，都让我以为是回到了内陆某个乡间。只不过，戏台上唱的，不是北曲是南音，是我听不懂却依然觉得悦耳的粤剧，挂头牌主演的竟是在香港赫赫有名的当红小生盖鸣晖。
原来，那一天，是真君大帝的生日，人们唱戏为他庆生。年年如此，在香江，那是个大日子。当然，更大更重要的日子则紧随其后，天后娘娘也就是妈祖的生日也在农历的三月。那几日，到处都能看到悬挂着的彩幛：街头、高大的现代感的建筑物、过街的天桥之上，横空出世地写着恭贺天后娘娘宝诞的敬语，红底金字，撞到我这个外来人的眼睛上总觉得有点时空倒错，不知身在何处。彩幛装点出城市一片节日气氛，自然，更是要唱戏，且要唱几天。
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全港岛放假，是法定的一个节假日。所以，香港的年轻人和孩子，不是只知道圣诞节而不知道佛诞日的。这一天，有许多人，要坐船涌到长洲去，去参加那里盛大的“太平清醮”，也叫“抢包山”。这个名字我不陌生，我想，凡是喜欢《麦兜的故事》的人，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抢包山”这项活动，在香港，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年年四月初八，人们来长洲“抢包山”，年复一年，所以，这一天，又叫做“包山节”。
再后来，就是端阳了。原来，不仅仅是佛诞日，清明、端阳、中秋，这些我们自己的节日，都是香港的法定假日。这一天，维多利亚港湾，还有，这里，那里，都举行了热火朝天的龙舟大赛，这是独属于“端阳”的仪式，就像“登高”属于“九九重阳节”。自然是观者如潮。这一天的报纸、电视，龙舟大赛的盛况无疑都是新闻中的重头戏。这让我知道了这个节日在这城市中的重量。
这之前，我是说来这里之前，我从不曾想过，我会和这样多传统节日，这样多仪式，这样多在内陆早已失踪早已销声匿迹的神明相会。而这个地方，不是别处，是象征时尚和潮流、象征“与国际成功接轨”，也早已被我们符号化和减化为“文化沙漠”的国际大都会。
当然，在这里，这样的节日，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约都是草根的节日。上流的精英们和“国际公民”大约是不过这些节日的。可它们的影响力、它们的生气勃勃、它们坚韧的烟火气家常气，仍然让我十分震撼。这不是为旅游准备的节目，不是为招商引资“开发”出来的民俗表演，而是此地草根民众生活的常态、原生态，一代一代延续下来。也因此，在寸土寸金的中环，或者号称有欧陆风情的赤柱海边，林立的大厦中你能突然和一个小小的香火旺盛的土地庙相遇。我想，何谓传承？这就是：淹没在日常柴米油盐的日子里，被人间烟火气笼罩浸润，点点滴滴，却天长地久，血肉丰满。
二、去年的节目单
此刻，我手中正在翻阅着一些节目单，那是香港女作家陆离女士为我们搜集到的。一年前，当我刚刚拿到这厚厚一摞的东西时，离启程回家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于是，我从这每一张花红柳绿的纸面上读到的几乎都是同一句话：“你错过了什么？”
在香港，时间是不够用的，作为驻校作家，丈夫要上课，要指导学生，要做一系列的公开讲座，要参加许多的文化活动，当然，也要有各种各样无法推却的应酬。而那时，我们又已经开始了新长篇《人间》的写作，所以，业余时间几乎是没有的。
当然，潜意识里，也从来没认为，香港会在文化意义上带给我们什么惊喜。不像几年前在纽约，几乎每晚都要在百老汇、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的剧场里，试图和一个令我们耳目一新灵魂震撼的奇迹相遇。
但是这些节目单，纠正着一个人对一个城市的误读。
2006年，是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这个日子，香港人没有忘记。我手中的节目单告诉我，5月到6月，这一个月时间，在香港，有这样一些活动来纪念这位现代戏剧之父，除了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堂举办的“易卜生逝世百周年纪念”的展览和讲座之外，其他演出计有：
易卜生戏剧《野鸭》演出单位：香港戏剧协会
地点：
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演出单位：美国马布矿场剧团 地点：葵青剧院演艺厅
另外，在“牛池湾文娱中心文娱厅”，一群前卫的戏剧人用另外的方式演绎着他们对这位大师的理解，那当然是小剧场探索的形式：
一个叫“春草剧坊”的剧社，演出《群鬼之家》
一个叫“湛青剧社”的团体，演出《爱的喜剧》
一个叫“捌秋壹”的戏剧工作间，演出《女流》
一个叫“剧场休憩间”的剧社，演出《尖塔上的易卜生》
一个叫“乱描舍”的小剧团，演出《玩偶之家》
……
“捌秋壹”、“乱描舍”，这些奇奇怪怪的文字组合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是关于这些团体本身，有这样的一些文字介绍，比如：
“‘乱描舍’是由一群80年代大学毕业生于1989年成立，从他们具启发性和动人心灵的舞台作品，流露出他们富有文学及美术基础的独特背景和经验，及致力透过戏剧探索生命及人性的精神……”
由此可见，这是一些志同道合者集结在一起的先锋剧团，这样的剧团，在香港，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而是，有相当的数量，散落在各处，也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特立独行——特立独行地去面对一个强大的拜金时代。
请不要以为，5月和6月，易卜生就是香港舞台上的全部，不，远远、远远不是。假如我把手中节目单的内容全部抄录下来，那将是这篇文章的篇幅不允许的。此刻，我一张张翻阅，让经典的芭蕾舞、宏大的交响乐、各种音乐会、钢琴独奏或小提琴协奏、法国歌剧、阿根廷音乐剧……又一次与我擦肩而过。这仍然还不是那一月香港舞台的全部，再往下翻，我看到了，来自内地的京剧（孟广禄与袁慧琴们）、秦腔（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昆曲（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青春版《牡丹亭》，那天，朋友为我们送来了最好的戏票，可是由于有重要的活动，只能忍痛放弃），以及上海的评弹、成都的曲艺，当然还有香港本土的南音和粤剧。又一看，那赴港演出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竟都是熟悉的面孔，几年前，我和他们在黄土高原一个乡村庙会上共同度过了难忘的七天。我曾顶着烈日站在旷野中看他们的《武松杀嫂》《滚灯碗》《活捉三郎》，还有凄美无比的《断桥》。但是在香港，我们却失之交臂。
失之交臂的，还有黄仁宇。这也是最让我惊诧的，谁这么异想天开，居然能够把黄仁宇先生的历史学术著作《万历十五年》，改编成话剧？这出冠名为“大历史话剧”的演出，在五月的香港，一连演了十天，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贽，还有，中国历史从兴盛走向衰败的大奥秘，在香港文化中心剧场，给了我足够的赴约的时间，可是我错过了。
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几乎每一场演出，也就是每一张广告节目单后面，都印着这样的一行文字：高龄、残疾人士、全日制学生及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受惠人士，半价优惠。
我不知道，在内陆，2006年5月至6月，哪个城市能够拿得出和这个被我们称为“文化沙漠”的都城，同样丰富迷人的节目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