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预感到某种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没有任何预感。
我记得那是2008年1月12日，星期六。晚上11点，夜深了。我将要乘坐T2次动身去北京。尽管那晚喝了不少酒，但我记得很清楚，2008年的第一场瑞雪就是那天晚上降临的。在我故乡的岳阳火车站，当时感觉特别冷，车头也像冻僵了似的机械地朝我们移动过来。站台上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种冰雪降临之前的寒冷天气，那种无法描述的凛冽与肃杀。那是直接与我们自身有关的感受。每个人都有点向后退缩，想躲到厚实的寒衣里面去。但这并非与灾难有关的预感，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寒冷肃杀中隐藏着怎样的不祥气息。
后来，我一直在黑暗中默默地睁着眼。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一直没有睡意。车到汉口时，我发现下雪了。尽管只是短暂的停留，我还是忍不住走到了站台上，有一种清冽的而且特别新鲜的风掠过，这是雪吹到我脸上的第一股气息。它有一种魅力，叫人难以捉摸又不可抗拒。从那开始，在车上，在北京，我一直不停地接到朋友们从南方的家乡发来的短信，我在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被无数的祝福所包围，同时也感受着南方的家乡对于第一场瑞雪降临的那种兴奋和陶醉。或许是大雪一如既往的美丽使人们脱离了现实，南方的瑞雪成了新年伊始的最美好的祝愿和内心里所祈愿的某种吉祥象征。
我在北京度过了一周，北京的天气一直是如秋天般晴朗。南方的瑞雪与北方的阳光让我感受到了这刚刚来临的年头给我带来的双重的祥瑞。
我想这一年，对于我，对于中国，一定是一个好年景。
一周后，在我离京回来的那天，北京大雪。尽管由于雪天路滑差点耽误了火车，但北方的雪景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我，甚至让我感到了它与南方的瑞雪有着某种神奇呼应。短短的七天，一切都变了，从北到南，我沿着京广线一路上看见，辽阔的华北平原，黄河，长江，满世界都是纷纷扬扬的瑞雪。车过武昌，开始驶入南方的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山地，我一直守在窗边，捕捉着雪花的隐秘闪光，感觉到雪里江山无边无际的壮美，连列车碾过铁轨的声音也是灿烂而明亮的。想起来，南方已经很多年没下过这样的大雪了，南方一直盼着能够下一场久违的痛痛快快的大雪啊。
回到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是清晨。一下车，我突然犹豫起来，感觉就像中途下错了车，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一个我原本十分熟悉的城市忽然变得陌生了，眼前的一切恍若隔世又充满了神秘的诱惑。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感觉到大雪带给我的错位感，人的错位感，人类和这个世界的真切的错位感。但这没引起我的任何警觉，我睁大眼睛看见的一切，都很美，很干净，很诗意。雪在落光了叶子的树枝和楼群间耀眼地闪烁着，冰雪中呈现出来的一切，白色的街道，白色的屋宇，连许多肮脏的死角也被白雪所掩饰，很美，很干净，很诗意。我有些情不自禁，只觉得遍体上下有些飘飘然的。我已是一个老大不小的南方男人，生于斯，长于斯，多少年了，但有生以来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瑞雪。南方的冰雪，在我的记忆中，在无数南方人的记忆中，永远都是那么美，又是那么短暂而脆弱的一种美，每当它降临，你就非常珍惜，非常的小心和留恋，多么希望它能多驻留一些时日啊。
这并非我一个人的感觉，而是当时整个中国南方的感觉。在大雪初降的那些日子，每一个南方人都以沉浸的方式感受着这样的瑞雪给他们熟悉的世界所带来的新奇，诗情，画意。从遥远西部的四川阿坝，到湘西凤凰和张家界，从伟人故里的韶峰和花明楼，到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南岳，回雁峰，雪，雪一直温驯地，密密层层地，从西向东，继续降落，一直绵延到了江西井冈山，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中国南方，大半个中国，已经换了一副面孔，变成了冰雪的世界。那些最美的地方，也是灾难深重的地方。一些原本就如诗如画的风景名胜之地，因为雪而更加浑然天成而魅力四射，而人类天性中对美的憧憬，也让他们更多地走向这些美丽的风景，雪景，很多人甚至千里迢迢地赶来踏雪，赏雪。
——我像在说梦。
又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一幅幅虚幻而又真实的美丽梦景中，一场五十年、八十年、一百年也难以遇到的灾难，已经悄然在人间降临。这透明的冰雪怎么就忽然变成了人类无法破解的天书？
美总是在幻觉里，甚至在错觉里存在。
我不知道，那时到底有多少人通过这样一场瑞雪看到了后来的巨大灾难。
这也是我后来在采访中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我这样问过湘南桂阳大山沟里一位种烤烟的老农，问过江西井冈山一位卖纪念章的妇女，问过韶山冲的一位退伍军人，也问过我那活到了九十三岁脑子还很灵光的老。每遇到一个人，我都这样情不自禁地甚至有些神经质地追问。我在追问所有的人，追问自己，追问人类。是的，我要感谢每一个人的诚实，每一个经历过这场大雪的人都诚实地告诉我：没有想到。没有人预感到某种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没有任何预感。谁也不知道一场雪会下成后来那个样子，会下成五十年、八十年甚至一百年才会降临的一场灾难。
是的，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必须重复，必须强调。
而我在追问的同时，脑海里一直回荡着现代文学大师卡尔维诺那篇我读了许多年但一直没有读懂的小说《帕洛马尔》。美国加州帕洛马尔天文台，有世界上直径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卡尔维诺借用此名塑造了小说主人公帕洛马尔先生，喻意对身边日常些小事物进行“大倍数放大观察”，结果进入了一个奇趣的境界：帕洛马尔望着一个海浪在远方出现，渐渐壮大，不停地变换形状和颜色，翻滚着向前涌来，最后在岸边粉碎消失、回流。而帕洛马尔并无奢望，他不是想要看清楚整个大海，他只是想要看清楚海浪中的一个浪头，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你很难把一个浪头与后面的浪头分开，后浪仿佛推着它前进，有时却要赶上并超过它；同样，也很难把一个浪头与前面的浪头分开，因为前浪似乎拖着它一同涌向岸边，最后却转过身来反扑向它……
是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猜测卡尔维诺的真实意图。我一直没有猜到。但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场灾难之后，我终于在他诗意的现实背后读到了他的残忍：天才的卡尔维诺，他在此其实无意于描绘风景，而是为了揭示现代人的处境——帕洛马尔先生够现代化的了，他代表了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最尖端的科技水平，对事物可以大倍数地放大观察，而且，他也并没有了解整个世界的奢望，他只想搞清楚世界的极小的一个局部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没能看清楚。这也就是他以经典的后现代的方式所要揭示的，以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最高科技水平，连世界上一个细小的局部都无法搞清楚，更遑论整个世界，遑论宇宙时空。人类占有时空的局限和渺小，也因此被揭示得触目惊心。他的初衷一开始也不在于世界，宇宙，而是要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看到人，看到自身，看到人类自身的命运。——他为个人的无能为力与世界的无穷无尽和变幻莫测找到了最残酷也最触目惊心的对照。
而对于一场灾难更真实的观察，也的确需要一个合适的距离来审视。这需要时间，甚至需要从人类长远的命运去打量，人的内心里才会发生必要的沉思与追问。
我是带着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上路的，这是我在数月的采访中一直携带在身边的一本书。每晚睡觉时，就放在枕边，这也是离我的脑子最近的一本书。
我需要有种东西让我保持警觉。
上路时，已是南方的阳春三月，冰雪早已化尽，我却依然如履薄冰。与其说这是采访，不如说是在重新经历一场灾难。诚实地说，一开始我是茫然的。我心里还是有些犹豫，还有些莫名的恐惧。我身上，还有在风雪中摔伤的疼痛感，它不会那么快就过去。——那些日子，很多人都摔伤了。在雪地上走着，走着，忽然就直挺挺地摔了下去。没谁想要摔跤，但在摔下去的那一刻，也没人能够控制住自己。我很幸运，没摔断骨头，但数月之后，身上还是留下了几道并不明显的伤痕，或许是因为伤得太深的缘故。没有消失的除了伤痕，还有当初那种濒临绝境般的感觉。一个人倒在雪地上时竟然会是那样一种感觉，瞬间就像陷入一片黑暗——没经历过那场雪灾的人可能不相信。一个经历了那场雪灾的人和没经历过的人是不一样的。而对于疼痛的体验，则可能是一样的，它由最初的尖锐，变得麻木，迟钝，然后转化为一种漫长的隐痛。
如果不保持一种警觉，你甚至感觉不到这样的隐痛。
在我接受这一命题性写作任务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我是真的不知道，面对这样一场浩大的、旷日持久的灾难，从哪里开始，从何说起。
但很快我就发现，随便往哪里一走，往中国南方的任何角落里一走，都是灾区。我选择受雪灾最重的路线——京广线，京珠高速公路，还有连绵起伏的高压输电线路，在崇山峻岭之间迂回穿插。我走在一条条陌生的路上，很多日子我都是一个人在深山野岭徒步穿越，一直深入到那些无路可走的地方，去探寻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想更多地找到一些原生态的东西，一些没有被修正和篡改过的东西，来表示我对一切原在性的大地众生的尊重，包括人，但不止是人，哪怕对于灾难本身，也应该尊重它的客观性以及发生与演变的规律。
这是我的立场！
又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我来到了这里。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湖南望城，桥驿镇，力田村，一座无名的山岭。我在镇上吃过午饭，走到这里，是下午两点左右。这都是我必须详细交代的。这很重要。我将在这里遭遇一件可以称为奇迹的事。
上山时，在季节更迭中重新长出来的青枝绿叶中，还夹杂着一些早已枯死的枝桠，我的鞋踩得满地的枯树枝沙沙作响，两只裤腿上挂满了苍耳。这一片在几个月前被无数镜头反复重现过的雪白山岭，此刻被初夏的阳光照得一片灿亮。如果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你一点也不会感觉到这是一座阴森森的狰狞而恐怖的山岭。在我的四周，纷杂地生长着南方矮小的乔木，野葛，山花，还有三五朵鲜灵灵的血滴子般的刺莓。我从这些活着或者死去的植物间努力探出脑袋，仰望五十多米的高空。
当我向那座铁塔注视时，天地间一瞬间安静无比。
而后，我的目光一直长久地停留在那个高度。我怕一旦缩回了目光就再也没有勇气去望第二眼。这可能与我的恐高症有关。我听见有隐约的声音传来。是的，几个月前的同一时刻，1月26日13时，就是在这座突然断裂的铁塔上，罗海文，罗长明，周景华，三个人，三条生命，从五十多米的高空坠落……
我在此仰望。我内心里一片空旷，想象中的坠落异常漫长而安静，静得让人窒息，只有岁月之风中依稀传来的空荡荡的回声。时间把那个短暂的过程变得遥远而缓慢，缓慢地形成一种飞翔的姿势。
然后，我就感觉到了一种很真实的震撼。
隐隐地，感觉有什么东西，把某种相距遥远的东西秘密联结在一起。
没有预感到又一场更加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没有任何预感。
开始，我以为那仅仅只是一瞬间的幻觉。然而，那不是幻觉，几个小时后我得到了确凿的信息，我感觉的那种震撼，是从远隔数千里之外传来的一次强烈地震的冲击波，它从底层深处传来，而这一幻觉被真实验证已是我从当晚的《新闻联播》里得知的，就在我仰望苍穹的那一刻，北京时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发生强烈地震，震级为7.8级——最终又被确定为8.0级。
这是噩耗，也是奇迹。它发生的时刻，与我仰望的时刻，与那三位烈士坠落的时刻，几乎是在同时。这一灾难的波及之广，远隔震中数千里的湖南可以作证，湖南不但有很明显的震感，也有人在这次地震的冲击波中丧生。就在我感觉到震撼的同一时刻，很多湖南人都有与我共同的感觉，但谁都不敢相信，那一刻在中国这片灾难深重的大地上又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在追踪一场灾难途中发生的一场更大的灾难，而且，又是一场完全没有预感的灾难。很多原本是我以纯粹采访者的视角去打量的东西，开始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而就在这两场巨大的灾难之间，还有南方的冰雹、雷暴、暴风雨在同一灾区反复出现。如果再算上3月发生在西藏拉萨的人祸，4月在山东胶济铁路发生的火车相撞事故，中华民族的这一年，将被历史深刻铭记的，除了百年期盼的奥运，或许就是这样一场场接踵而至的灾难了。这样的重量越重，就越逼着你深入最真实的灾难与灾难中的最真实的人性，同时也逼着你往心里去琢磨一些事，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们是否能够经受这种灭顶之灾的毁灭性冲撞？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信念和意志让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此坚定地扛住这一切？
“伟大”，这个我从不轻易使用的词语，在一刹那间以难以名状的感动深深攫住了我。
除了它，我无法解释我后来发现的一切。
我独自一人，走走停停。我用自己的眼睛在看，用自己的耳朵在听，用自己的脑子在想。无论是在乡村的沙砾小路上，还是京珠高速公路上，那种难以忍受的沉重感，一路跟随着我。我走得都很慢。有时候我会这样走上一天，背包里放着一天的干粮。我的一生，都没有走得像今天这样远过。
我又一次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这里，湘潭，京珠高速公路马家河路段。我此时伫立的地方，几个月前还是一片深过膝盖的冰雪，除了冰雪，那时已感觉不到还有天地。一世界的冰雪。就是在这里，我现在反复打量的那个地方，一个老人的视线穿越了一树树透亮的冰凌，最终停在了一座座被冰雪压塌的铁塔上，那时候，这里的四座铁塔，全部坍塌了。他看着，睁大眼睛察看，这么大的雪灾，真叫人不敢相信，哪怕你亲眼看见了，还是真的不敢相信。忽然，他随手就抓起一根折断了的树枝，支撑着身子朝冰雪深处走，脚步急切而又坚定。有人想拦住他，失声喊起来：“危险，总理！”但这是一个谁也拦不住的人，他眼里有个认准了的目标。一直走到那倒塌的铁塔下，他才停下，手里是掰下的冰块。他久久望着。然后，他转过身，握住了离自己最近的那一双双大手，那是第一线的电力工人粗糙的被冰雪冻得皴裂的手，他的沉重的目光落在了他们身上，而他说过的那一番话，将不仅是被铭记，而是被证实——“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大面积的停电，我们有信心做到这一点，我们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
你感觉到这个老人的信心。无论在怎样深重的灾难面前，人类最需要的不是别的，是信心，一个国家的信心，一个民族的信心！
数月之后，我站在这里，依然还能听到他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他每走一步都深陷在积雪里，都要用力拔脚。但哪怕再深的灾难，也不可能让一个伟大的民族陷在这里。而现在，这样一个老人，一双永不停歇的脚，从年初的冰灾开始，就一直在奔波，又在第一时间奔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现场，奔走在废墟和瓦砾间，这位像周恩来一样和蔼的对人又温暖又亲切的共和国总理，一个因身负重压而又奔波过度的大国总理，他的眼神是忧伤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讲起话来声音嘶哑，你为他揪心，担心他会突然倒下，但他决不会倒下——“要昂起不屈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为了明天，充满希望地向前迈进……”
这是他发出的声音——在北川中学的临时安置点，他对那些孩子们发出的嘶哑而坚定的声音，然后，他抓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地写下四个大字：多难兴邦！
你一下就感觉到了中国汉字的遒劲力量，数千年来，一个民族内在精神里的那种悲壮，那种不屈的坚忍，都深蕴在其中了。后来我特意查了《词源》，“多难兴邦”，源出《左传·昭公四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每一个民族在它的历史进程中，无一不是与灾难结伴而行。灾难是人类必然要面对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叛逆的世界。诚然，面对灾难，我们既要正视人类的局限性，但也要有灾难无法撼动的信仰，在每一次灾难降临之际，先要制止和化解一场精神危机，无论冰雪多重都不能让心灵结冰，无论地震有多么强烈都不能让精神被震垮。
人类每一次面临灾难，说到底，还是面对我们自己。
我有一个感觉，同一场灾难，却有两种不同的发生方式，一场发生在现实，一场发生在我们的内心。
在我逐渐深入到每一条道路、每一个乡村、每一座山坳和深山里的兵营里去采访时，我接触得最多的都是那些最底层的、一身黄土伴一身黑汗的中国人，那些一年上头都在野外作业的电业工人——他们大多数是临时工、合同工，那些在沟壑纵横的山地埋头躬耕的农人，还有那些稚气未脱的小兵蛋子，那些在烈日下、在风里雨里执勤的把腰挺得像旗杆一样的交警，那些长年累月奔波在一条条路上的风尘仆仆的司机们、师傅们，是他们，汇聚成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生命主体，一个忠厚勤俭、刻苦耐劳型的民族，一个很豁达很想得开也看得开的民族。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以诚实的耕种与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养活老婆孩子，而一旦灾难降临，当日常的生活变成了非常的岁月，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个民族那种以本能的方式抱成一团的强大凝聚力，感觉他们的铁骨、侠肝义胆和热血。无论遭遇怎样的灾难，中华民族都将以五千年风雨沧桑熔铸的智慧、坚忍和信心来拯救和重建自身，这是一个民族历经五千年的无数次浩劫而不倒、而能够永远存续下去、而能够一次次复兴的秘密所在，也是我依然热爱这个伟大民族的理由。
我是一个不善于也不愿意说大话的谦卑的写作者。一个人活到了我这样的岁数，有了那么多坎坷的人生经历，只会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一个人的渺小，也实在不适合说太大的话。但我现在又找到了一个写作者丧失已久的信心，在2008年这场暴风雪和汶川大地震这一场场接踵而至的巨大灾变之后，这样一个民族将越发以敞开了的心扉屹立于神奇的东半球，也将越来越尊重和珍惜每一个短暂而渺小、高贵而又充满尊严的个体生命。我坚信。
这其实就是我反复追问与求索的答案——天佑中华，多难兴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