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脊梁
一个民族永远都需要这样的热血肝胆的义士，无论到了怎样的时代，这都是一种血脉里绵延不绝永不断裂的精神。多少古老的民族早已消逝在历史的尘烟中，中华民族依然是强大的不可忽视的存在，或许，就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这样一种血性与精神。
关于中国人，对于这一想象中的共同体，或一个族群，你对它的认同，并非那种狭隘的所谓血浓于水的血统的延续性，说到底，那只是一种自然属性，一种人类学式的认同感；我觉得也不完全是一种单纯的文化上的同文同种的认同感，它仅仅是单纯的文化属性。中国人，应该是一种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认同感。其共性的核心价值是必须建立在人的最基本的价值之上，人的价值必须成为核心价值。
很多人都把这样一场灾难当做大考，它严峻地考验着的除了执政者，还有人民。它考验的是一个民族。而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以及它的古老文化背景，从鲁迅、林语堂，到柏杨、李敖，都已有了太多的悲观的甚至让我们绝望的剖析。林语堂太智慧，柏杨太尖刻，李敖太拆烂污，而其中剖析得最冷峻而且深刻的无疑只有鲁迅先生。他说过，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1933年）；他说过，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这个与那个》，1926年）。
是的，我们对先生有太多的误解和误读，在这个时代，不知道有多少充满了偏见的人甚至不怀好意的人，满脑子都是乱七八糟的念头，却在以各种残忍的方式和病态的心理去窥探先生的人格，去撕裂先生的心扉。或许，只有依然热爱着我们这个民族、尊重我们伟大的人民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先生，他的一切剖析和揭示，都是源于他对这个民族和人民深怀着的那种辽阔而博大的爱与仁慈，你读到的不是恨与诅咒，你无处不在地感觉到了先生内心的隐痛，他恨的是扭曲人性的制度，他诅咒的是一个极其黑暗极其龌龊的时代，是欺压和侮辱底层人民的权势者，他的呐喊与反抗，都是直指那压抑人性窒息人心的铁屋子，那些吮吸人民血液的蚂蟥。
别忘了，在更早的时候，1918年，他就在《随感录四十一》中寄予了对青年、对于中国未来的希望——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说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尤其，我们不要忘了，在我们这个鲜有信仰的国度，他以宗教徒一般的虔诚，对我们这个民族和人民进行了坚决的赞美：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让我们跟随一辆河北唐山开来的中巴车，去认识他们，一些我们一直很陌生，甚至一直在有意无意地疏远的中国人。
雪凝大地，逼人的寒气从四周弥漫而来。此时，天还没亮，天地间一片灰暗看不到亮色，有很大的山雾把整个世界都包裹了起来。你还不能看清楚这辆一路摇晃颠簸过来的车。它已经颠簸了数千公里，现在，它在郴州通往桂阳县的崎岖山路上，小心翼翼地努力行驶着。在它左右都是如锯齿般的山岭，这是湘南的群山，不高，但尖锐。在这辆一路颠簸的中巴车上载着十三个农民。——他们不是像我们的某些文人酸不拉叽地自称的那种农民，他们这样的故作谦卑其实却是以这种方式在抬高自己而矮化我们的农民兄弟；他们更不是某些人讽刺的某些大学教授似的农民，他们说这种话时对农民的敌意已远胜于对教授的讽刺。他们是那种真正头顶着高粱花子的农民。“农民”，一个在苍天后土中沉淀了数千年的浑厚名字。一个农民，先必须有坚强的灵魂，不然，他不会把农民当上一辈子。只有他们才会使我们看到一个浑厚的形象，什么才是真正的农民。
现在，你已经差不多可以看清楚了，那车身满是泥巴，但遮不住那上面贴着的一幅标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其实不是标语，而是他们的一点想法，很真实也很朴实的想法。他们很小心。他们上这儿来，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只是想要把心里的一点想法，在适当的时机实现。他们来的时候，雪没下了，路也通了，但一路上，路两旁的雪堆还像岩石一样狼藉地横陈着，也许还需要不短的时间，早春的太阳才能将它们融化。他们从辽阔的华北平原来到了湘南的山地，在太阳照不到的山麓的另一边，还有大片残留的冷寂的积雪。他们的心里很难受，眼看着这被暴风雪摧毁的大树、铁塔、农舍，这遍体鳞伤其实又与他们无关的土地，他们无疑想到了当年的唐山，唐山大地震后的废墟。那种感觉永远不会消逝，他们好像就是跟着这种感觉走来的。
他们是大年三十出发的。为什么要特地选择这样一个日子？
大过年的，要说谁愿意离开家啊，离开老婆还有热炕头啊。农民的想法其实就像农民一样简单，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大年三十出发，是想到在这个时候灾区的劳动力肯定不好找，那些在一线抢险的工人都已经苦战多日了，肯定都希望能在大过年时有人能及时顶上来。这就是朴素的农民兄弟很朴素的想法。想得比较复杂的可能是我这种人。那辆中巴车是他们租来的，说好了，每天六百五十块钱租金。除了租金，该使钱的地方还多呢，大伙儿连年都不过了，自发自愿地跟着你老宋干，这钱，宋志永就一个人大包大揽了，老宋从家里拿了三万多元钱。不就三万元嘛，这倒不是说老宋有多少钱，而是他在钱财上从来就显得十分豁达。他不是不爱钱，不是不想攒钱，然而他最想的，是要用钱来干想干的事，他觉得最有意思的事。
他们上路了。说起来他们这一路除了颠簸还颇费周折。当这十三位农民抵达湖南省会长沙时，他们找到湖南省救灾指挥部门。一位管事的和他们见了一面，看见是十三个农民，说：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请你们早点回家吧。这话一下泼了他们一盆冰水：回家？出门的时候，十三个人都表了态，能坚持到哪天就坚持到哪天，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既然是来支援灾区的，就一定要把事情做好，事情做好了，才能踏踏实实回家。而现在，他们这么千里迢迢赶来，难道，啥也没干就勾着头夹着尾巴回家？
十三个农民兄弟一下都傻愣在那里了。还是旁人指点，说湖南的重灾区在郴州呢，你们往广东方向开，开到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就到了。——走，去那里看看！可怜这些从没来过湖南的十三个农民兄弟，在长沙一刻也没耽搁便连夜赶路，终于开到了冰灾最严重的郴州城里。找谁呢？找了好些家，还是没有人对口联系这支外地来的农民志愿队。农民也有农民的精明，甚至是狡黠。宋志永吸取长沙的教训，跑到一个抢险救灾啥子会上，躲在最后面一排偷听。会上正在讨论如何抢救郴州支离破碎的电网，国家电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承担的一个项目，正为人手紧张而犯愁。一散会，宋志永就找上来了，急匆匆地毛遂自荐了，“我们是从唐山来的，我们都是农民，干不了技术活，但还有把力气，有把干巴劲。我们可以帮着抬抬工具，运些材料。我们不要钱，我们就是想干点啥。我们就是来干活的！”他操着唐山口音说，“你就看着办吧，咱能干点啥呢？咱可不能白来啊！”
这一支农民志愿队的出现，让郴州电业局局长老易非常惊喜，这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一眼看到的显然不是十三个北方农民的力气，而是巨大的精神支持。很快，这十三个农民兄弟就被编入一支总人数为四十人的抢险队。又很快，老宋就领到了他们的任务。其实不是任务，是义务。他们的任务或义务是帮着电力工人抢修63号铁塔。这铁塔位于桂阳县的阳古坳山头，山高路陡。十三个农民兄弟一下车就开始往山上搬运电塔架线专用的绝缘瓷片，每组重达上百斤。一条蜿蜒的红泥山径，每走一步都要使劲拔脚，又溜又滑，他们是在华北平原上走惯了的，还走不惯山路，何况是这样的烂泥路，肩上还压着那样重的东西，一路下来，几乎每个人都接连摔了好几个大跟头。但摔疼了的是自己，那掮着的东西却像命根子一样搂在怀里。
老王，岁数不小了，快做爷爷了。他是和儿子一块儿来的，父子俩一前一后，亦步亦趋，就如此翻山越岭，踉跄而行。儿子年轻，有把力气，但耐性却不如他爹，老王跟在后面，还不时用力托儿子一把。这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打仗还得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不过，比起年过花甲的另一个老王，王加祥老汉，这个小老王还壮实着呢。但王加祥老汉人老心不老，他一下车就把棉袄脱在车上了。雪是没下，但天还冷着呢。尤其是山顶上，风非常大，阴沉地呐喊着，很多从树枝上刮起来的雪还在山风中飘来荡去，让人产生某种错觉，以为又在下雪呢。这么冷的天，老汉还怕干起活儿来太热。老汉大年三十那天上路，老伴怕他冷，硬让他穿得厚厚的，到这干起活儿来就有些碍手碍脚的。还别说，脱了老棉袄，还真干得让老头浑身冒汗，有人戏称他是刚出锅的老面馒头，热乎着呢。
这样说，是想着那热乎乎的老面馒头了。山太高，路太远，上一趟山，下一趟山，都不容易，大伙儿哪还能吃上热馒头。不到下午两点，吃不上中午饭。说是饭，也就是蹲在地上，抓一把还没化的冰雪咽冷馒头，错着牙帮子干啃。这还不算苦的，说苦，也是能吃下去的苦。最苦的，也不是往山上运瓷片，那是个力气活儿，只管把力气使出来就成。让这些个农民兄弟够受的是往山上运电缆，不光要力气，还要配合得好，一根电缆有上千米长，每根都比手指头粗，这不是一个人干得了的活儿，而要十多个人甚至几十个人把力气往一处使，动作要一致，步调要一致，稍有不慎人就会被绊倒，翻着跟头摔到山下来。开始，几乎随时都有人摔，但慢慢地，就没人摔了，这些农民兄弟，从跌跟头中，学会了协调、协作，这可是经历了数千年单干的中国农民从未学会过的，而他们通过一场灾难居然学会了。
从抢修63号铁塔开始，这些来自唐山的农民兄弟通过与来自全国各地支援灾区的电力工人的协作，帮灾区重建了十多座电塔。每次他们从一个抢修工地撤离时，就又有一个地方通上电了。他们站在山巅上，看见山下的村寨里电灯亮了，他们挥舞着手臂大叫起来，脸上的泥泞就在自己兴奋的叫喊声中一个劲地往下掉。他们每天拼着命干上这样二十多个小时，值，值啊！这个时候你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有多疲惫，每个人都很亢奋。很多人都知道了这十三个唐山人，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叫什么，但都知道那是十三个农民，农民，兄弟！就在离63号铁塔抢修点不远的黄石村，后来，我听一个姓刘的村民说，他女儿每天做寒假作业都要点着蜡烛，一家人天天盼着早点通电。看着他们干得那么辛苦，老刘给他们送点橘子，他们还不好意思吃，嘿嘿，都是农民嘛，兄弟嘛，有啥不好意思呢？
还别说，别看他们是农民，农民也有农民的章程，为了不给灾区添麻烦，在来之前，这支队伍的发起人和领头人老宋就给大家定了几条纪律，有一条就是不能随便收老百姓的礼物。但给他们送来礼物的还不止是老百姓，郴州市委、市政府也来慰问他们了，还给兄弟们送来了慰问金，每人一千块，统共一万三千块。这钱接不接？十三个汉子手足无措，一个个脸涨得通红。他们千里迢迢赶来，自己掏钱，自己租车，图个啥呢？要图这钱，他们又何苦要撒下那么多钱呢？你猜，他们肯定不会接吧，可老宋接了。这让很多人吃惊不小，不是早就有谣言说他们压根儿就不是志愿者，是来揽活干的，还有更难听的，说他们是想到这里来回收钢材的，那倒下的铁塔不是挺多吗。是的，他们接下了那一万三千元慰问金，但你很快就会吃惊地看到，他们左手接上钱，右手立马就捐给了郴州市福利院。
你看这些个农民兄弟，头脑实在不简单啊，内心世界多丰富啊！
不过麻烦还挺多。人就怕出名，一出名麻烦就来了。他们这些人都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出啥子名啰，出了名还不照样继续土里刨食。他们压根儿就不想出什么名，原本就只想悄悄地来，悄悄地干，然后，悄悄地回家，过他们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常日子。也的确是悄悄地来的，没想到郴州人很快都知道了，远近都知道了，甚至闹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他们真个出了大名了。他们突然变成了新闻人物，他们觉得别别扭扭的。我们就是来干活的！这是他们唯一的回答。谁问，他们都这么说。这是他们最真实的想法。当然，他们也有自豪的地方，整个郴州，不管他们走到哪儿，老百姓们都不停地对他们说多谢啊多谢啊，不是说多谢他们，是说多谢唐山人民，这让他们个个显得十分自豪，他们除了自己，还从来没有代表过谁，现在他们代表的是唐山人民啊，几百万唐山人民啊！以前只有别人代表他们，现在他们也代表唐山人民了，他们不能不自豪，这还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找到作为主人的感觉。
很想去见见这些农民兄弟，但怎么也联系不上。
后来听说，在汶川地震发生的当晚，宋志永又和那些曾与他一起自费来郴州救灾的农民兄弟们组成了唐山农民志愿者突击队。他们穿梭于危险的废墟中，在北川灾后最关键的三天里救出二十五个幸存者，还挖掘出了六十多个遇难者的遗体。
这个老宋，其实还不老，才三十六岁。唐山大地震时，他才三岁，他娘告诉他，地震发生后，是上海的医疗队在他高烧不退时挽救了他的生命，还治好了母亲身上的毒疮。老父亲前年临终前还嘱咐他：咱要还人家的情，别的地方有困难咱能帮上忙的一定得帮。他这次入川救灾又欠了不少钱，跟着他干的那些兄弟也都不容易，家里的情况都不太好，为救灾，他们拉下了一笔笔债：王保国家里已欠下了一万八，王保忠欠一万多，宋志先欠两万多，杨国平欠了两万多。老宋在雪灾中花了近四万元，这次的花费还没法算清，他现在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家里还在租房子住，就靠老婆的工资养活孩子，兄弟们的家属有意见他只能不做声，可在这，一说为孩子们捐款，他一下又凑了一万多……为甚呢？这都是为甚呢？你一看这灾情，这些可怜的孩子，你的心就那个直颤哪！
当宋志永和他的农民志愿者们七拼八凑凑了一万多块钱交给一所小学的校长时，他们和孩子们一起唱起了国歌，这位黝黑粗壮的唐山汉子终于忍不住放声哭了一阵。问他为什么哭了，他说：我是一个普通农民，一个能够做点事的农民，现在全国的农民都在看着我。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有多少钱，多少钱能换一条命啊……
后来，有人把这十三个农民称为唐山十三义士。
何谓义士？这一源于中国古典精神的词语，旧时指维护正义或侠义的人。中国人重义，仗义。而燕赵之地的唐山自古就多慷慨悲歌之士。现在呢？其实没变，一个民族永远都需要这样的热血肝胆的义士，无论到了怎样的时代，这都是一种血脉里绵延不绝永不断裂的精神。多少古老的民族早已消逝在历史的尘烟中，中华民族依然是强大的不可忽视的存在，或许，就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这样一种血性与精神。而用现在的话说，他们就是志愿者。志愿者，通俗的说法就是义工，我觉得这个说法更准确，一个人先要有正义和道义上的情感，方觉自己应该尽一份义务，然后，自发、自费、自行组织到救灾的最前线，去做一个原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且不求任何回报的义工。
我一直想要探悉那些志愿者的隐秘心理，他们的行动是否有一种冒险和冲动的成分。我甚至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与那些坚守岗位的人不同，你选择了那样一个岗位，你就必须坚守。但这些志愿者，都是老百姓，是区别于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人，没人养着他们，他们养着别人。而一场灾难，接踵而至的又一场灾难，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者，无论在南方暴风雪中，还是在汶川大地震中，到处都活跃着这些古典的义士和现代的志愿者们。他们以一个个感人的细节，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源远流长的仁者爱人的精神，或许也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的潜藏在亿万民众血液之中的仁爱之心，铸就了一个民族坚韧的脊梁。
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家里四岁的儿子，已经很多天没有看见妈妈了，每次打电话总是问：妈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她骗儿子说：一分钟，一分钟妈妈就回家了……然后，总是，不等儿子回答，她就狠心地关了手机，转过身悄悄地擦掉眼角的泪水。她只是这些志愿者中的很平常的一个。我听说了这个细节，但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是谁，她来自哪里，也许并不重要，她是一个母亲，中国母亲，而她对儿子的回答，听了，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掠过心头，为什么每次她都说是一分钟，她是否在咬着牙一分钟一分钟地坚持。一个女人，也许可以扛住超过自己体力的繁重劳累，有时候却难以抵挡自己孩子的呼唤，这源于她强大的母性本能。你不知道她还能坚持多久，但你看见她坚持着，仿佛每天都是在坚持最后一分钟，牙咬碎了也不呻唤，在这样的坚持中，她忽然发现少了什么——儿子再也没给她打电话了，或许是对她这个母亲绝望了，或许是早已把她忘了。
这也许是一个心最硬的母亲，然而她付出的却是大爱。
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缺席了婚礼的新郎。在某个地方，一场人间寻常的婚礼正在进行，不寻常的是，这是一场只有新娘、没有新郎的婚礼。——作为写作者，我其实并不喜欢这种过于典型的例子，然而，那个新娘一个人在热闹的婚礼上孤单地招呼着客人的情景，让我有些担心。一个女人，在她生命中的头一件大事中，却要承受那么多质疑的眼光，新郎呢？怎么没看见新郎官啊？面对那么多追着她的目光，她还必须保持着笑容，不停地不厌其烦地向众人解释。志愿者，啊，什么是志愿者？有那么重要，未必连结婚的时间都抽不出？而她的新郎，那个志愿者，此时还在大山里的电力抢修工地上，他的胸口上没别着新郎的标志，但手臂上系着黄丝带，这是中国青年志愿者的标志，是一个我们其实还并不太熟悉的标志。
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想回到正常生活状态的时代，而志愿者的存在，多少有些不寻常。它与你个人的生活有关吗？他们这样拼死拼活地干一天值多少钱？回报，靠力气与血汗去挣得自己应有的回报，对于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最正当的要求。但每次我在心里这样问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堵。我被一些很真实的东西，把心里、脑子里都塞得满满的，难以言喻的一种凌乱。也许我该清理一下自己了。
在这一寒冷的冬日，除了一些东西让你的身体暖和起来，还有多少让心里暖和起来的东西啊。你可能已经忘记了许多人的名字、面孔，但你一定忘不了许多让你终生难忘的画面，一位晕倒的旅客在人山人海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以接力的方式被千万双手臂高高托起，生命，在人类的头顶传递，这不是象征，它以完全的真实性发生，但它无疑已成为人类、灾难与生命的一种象征。后来，有人把这一幕称为爱心接力，然而我总觉得这样一句话还难以包含它给我们带来的许多复杂的又难以言说的感受——它奇怪地让我想到后来奥运圣火的传递。而很多人当时这样做的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想过。我的一位在东莞打工的朋友，就参与了那样的传递，他说，当一个生命传到了你手里，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托起她，别让她坠落。这样一个动作是在瞬间完成的，而不是在思考之后确定下来的。而人性，一个民族最本真的人性，是否就是在这样一个瞬间，才得以完全按照生命的意图焕发出来？
我们的一些所谓精英，一直在以所谓民族的劣根性和特殊国情，在拒斥人类的普遍价值。如果他们通过一场暴风雪看到了真正的真实，他们应该不会如此绝望。不管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多少劣根性，我们的人民还有多少弱点，我愿借伟大的鲁迅先生之口对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和同样伟大的人民进行坚决的赞美：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良心证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我不想纠缠顾炎武的亡国还是亡天下的问题，我备感欣慰的是，一个民族的道德长城没有在一场暴风雪中犹如雪崩一样地坍塌，而且还更加引人瞩目地、崇高地矗立着。我说过，这是我依然热爱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并且充满了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一个理由。
很多年前，我就试图写一本关于中国现实伦理和道德方面的警示性报告文学，并为此做了大量的采访。我抽象出了当前社会各阶层对道德良心的三个回答，农民说，良心，喂狗了；工人说，良心，生锈了；商人说，良心，值多少钱一斤。在经历了一场灾难之后，我在这次采访途中，发现有什么已经改变了，老百姓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上有苍天，下有黄土，中间有良心。
良心，这是我必将继续下去的话题。而在这里，在一场暴风雪中的许多事物都得到一次爆发之后，我的思维反而由当初的迷惑和复杂变得更加简单了——在一切迷惑的困扰中，最清醒的方式就是回归简单，很多东西，一下就明白了。
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一个民族的脑子是很容易转晕的。
许多年来，我们连对一些最基本的价值都无法做出最基本的判断了。我们的一些知识精英也一直在不断呼吁如何进行道德重建。古人云，得温饱而知礼仪。对于开始变得温饱起来的中国人，如何重建适合中国现代化的道德伦理，却成了一件剪不断理还乱的事情。最明显的是近年来对所谓传统文化的炒作——譬如央视《百家讲坛》的经久不衰，你肯定不会把这些现象仅仅看作是简单的文化现象，应该说，这是中国民众的生活品质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开始表现出一种回头看的姿态，看看自己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是什么东西一直在支撑着自己。这样的蓦然回首，意味着我们对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重新打量。但我们应该一开始就保持高度警觉。因为我们那种源头意义上的、鲜活的传统文化，即这种文化上游的最有活力的那一部分早已被后来的那些所谓精英，如董仲舒、朱熹之流抽象得毫无血肉，更没有与人性有关的心灵起伏。鲜活的人性与心灵长久地被理念云遮雾罩，理念最终消灭了感觉，概念已经被偷换，道德成了统治者驭民的工具，诚如黄宗羲在《原君》中所揭示的本质：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
这就需要我们回到上游和源头，回到人的基本价值上，把文明的动力归根于人，把生命的价值归还给人，即儒家学说中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尺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儒家对存在秩序的最重要排序，人被置于存在的首要位置，核心位置。不管你对孟子这样的排序有多少种解释，我都觉得，这一古典人文主义的核心意图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走了近六十年弯路，最终回到了“以人为本”的正途上，开始重视人的生存、尊严和价值观，同时也更强调人类群体之间的和谐与共生、互动与融洽、宽容和理解。换句话说，我们经受了无数的苦难然后才重新确认并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应该从小学生的教科书里，把这一人类永恒的价值观传递到他们一生深藏的记忆里。
另一方面，非人的力量永远是强大的，尤其在今天，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正在被商业大潮日益消解，它在彻底改变我们以往的贫穷的同时，已经开始危险地以钱来衡量一切包括人的价值。而一个以钱为本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变得不可避免，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穷人与富人之间，在一些权利分配方面造成的紧张关系正在加速社会的动荡和危机。这需要我们这个民族敞开更宽阔的胸襟。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兴盛与综合国力的强健取决于它向世界开放的程度，那么中国的道德重建无疑也取决于它的开放程度。这意味着我们在回过头去重新打量我们的传统文化时，更应该以大国的胸怀与气度去接纳属于所有人类的普适性价值。这种普遍价值，说到底，也就是人的基本价值。以现代人文精神重申人的价值，把人的价值置于社稷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基础性治理结构之上，社会秩序之上——这是最大的道德、道义和良心，是一切道德重建的基础或生发点，也是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和普适性的现代人文主义唯一的可能嫁接点，我们能否赋予古典人文精神以现代价值，并由此达到更高的道德实现，关键就在这里。
有人说，西方人因为信仰而深刻，中国人因为权谋而诡诈。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问题，无一不与我们对这种与信仰有关的价值的长久忽视甚至是本能的拒斥有关，它表现为文化上的犬儒主义，物质上的拜金主义，社会上普遍的浮躁，无信仰的、拆烂污的恶炒、恶搞、恶作剧。这些无一不表现出我们在精神追求丧失后所带来的焦虑，基本的价值观不解决，人类就难以摆脱荒诞的、偶然而又盲目的存在状态。哪怕你引进最先进的管理知识，也始终停留在知识层面，它可以强制性地转变为某种徒有其表的形式，却无法转化为精神资源。而摆脱这一困境的方式，还是对人的价值进行确认，我说过，这是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唯一嫁接点，其唯一性，即无可替代性。
一个没有人性的民族，一个从内心到外部世界都冷淡漠然的时代，该多么令人绝望。而人性中有一种早就积蓄在那里的力量，它会在某一天突然释放出来，可能是大善，也可能是大恶。
有这样一个人，贵阳的一个商人，富人，颜昌峰。他拥有两辆豪华奔驰轿车、一辆现代商务车及一辆越野车，这在西部省份的贵州，足以表明他生活的阔绰和背后的财富。他已经四十出头了，四十不惑，该是已经活得很明白很豁达的一个年岁了。这意味着他每干一件事都排除了心血来潮式的冲动。在这场暴风雪中，他干了一件事——他把自己的这些豪华车，用于二十四小时免费接送暴风雪中的那些被困灾民，还用家里的一辆面包车给停水的灾民义务送水。他在车窗玻璃上贴上了醒目的标语：需要帮助请招手！这支义务为市民服务的车队，每天免费接送数百人，每天都用掉一千多元汽油费。
听说这件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在做广告？
后来确证，这个人的确不是在做广告，他的公司，他的商品，他的经营业务，都没有在这次免费为灾民服务的过程中出现。他的这些豪华轿车是纯粹的义车，他本人是个纯粹的义工，他在尽一种社会责任的义务。如果他真是在做广告，那就是为所有的富人做了一次效果很好的广告，很多处在底层的人都会愕然地发现，富人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坏。
中国人的仇富心理由来已久。每个人都在拼命追求财富，而数千年来中国真正能得到财富的人永远是较少数。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可以主导社会的中产阶级。主导社会的，或是极少数的富人，或是占绝大多数的造反的穷人。这样一个社会是畸形的，它只可能产生对财富的畸形心理。一方面，谁都想成为富人，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人的形象从来都是妖魔化了的，为富不仁啊，穷奢极欲啊。你的财富是怎么来的？或巧取，或豪夺，或贪赃枉法，或官商勾结，有多少是化公为私的赃物？多少是榨取民间的民脂民膏？总之，中国的穷人们在今天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型期，对那些拥有巨额财富者的来路不明的财富充满了猜测和想象，而绝大多数穷人总是把自己设想为受虐对象、被盘剥的对象，他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富人所占有的巨大财富里面有一份原本是属于自己。这里面或许有太多非理性的偏激，但官商勾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的确是我们一直无法克服的顽症。
这样的仇富心理对于整个社会构成的威胁是非常大的，甚至演绎为极端性的灭门惨案，绑架案。商人，富人，一度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这让许多富人和我们的许多掌握了权力资源的官员一样处于一种极端的没有安全感的状态。如果说仇富是穷人的心理出了问题，那么富人首先应该检点一下自己的心理是否也出了毛病，为什么在基督教信仰下的西方富人都那么谦卑，为什么你就那么炫富，什么至尊、豪宅、顶级享受啊，甚至有个老百姓好奇地在你的豪车上摸了一下，你就要把人家打个半死，然后出钱了难，也许你觉得他——你不就是要钱吗？而我也想问你，你不就是有钱吗？
钱啊钱，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索，一触即发的定时炸弹的引信。老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哪怕你没做过什么亏心事，但在一个社会变革时期，一个资本还处在原始积累的时期，一个权力寻租在市场中还在扮演重要角色的时期，加之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完善，近年来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哪怕你是一个诚实的依法经营的商人，你占有的受法律保护的财富也不一定就是你个人创造的财富。一个真正具有智慧的商人，会把自己的财富看做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但目前，中国的大部分高收入人群，那些商人、名人、体坛和影视明星，还很少有这样的智慧。而以绝大多数低收入底层人民组成的社会，穷人的社会，就必然对极少数富人的存在构成永恒的威胁。这种结构性的社会矛盾，或许有待于社会逐渐变得公正、绝对权力得到有效监督、贫富差距缩小、均富理想实现和一个社会主导性力量的中产阶级形成，方可缓解。相对地说，也只能缓解，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或制度下都不可能绝对消灭贫富差距，但要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姿态。至少，在当下现实不可能一下彻底改观的情况下，那些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还只能靠自己的智慧和道德自觉来塑造和修复自己的公众形象。
我的眼光更多的还是看着老百姓，我说过——这是我的立场。
在这场来得那么突兀的四下里一片雪白又一片黑暗的暴风雪中，一辆从广东开往湖北荆州的大客车，在经过京珠高速大浦段时撞上了前面的一辆车。车上四十多名乘客大都是妇女，还有一个不足两岁的幼儿。路边上一个叫刘吉桂的农民见状后，迅速剪开护栏网，把这一车人全都接回了家。随后，他又和村民一起把受伤的司机送到十多公里外的医院。为安顿客人，刘吉桂不仅把自家的床铺被子全部让出，还挨家挨户地去找人帮忙，直到把所有的人全部安置好。而他自己，却睡在用稻草铺就的临时铺上。天太冷，为给客人取暖，刘吉桂把准备盖房子的木材烧了；为给客人买菜煮饭，他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跑市场；为给客人烧水洗脸洗脚，他每天都要慢慢踩着因冰冻而光滑的小路到两公里外挑水。四天后，客车要启程北上了，刘吉桂一大早就开始忙着做饭，还找来稻草编成绳子给即将启程的客人绑在鞋上防滑。临走时，乘客在寒风中挥动着双手。是谁在号召他这样做？不是政府，是他自己的良心。
而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君山，听说灾区没有新鲜蔬菜吃，一些菜农在冰雪中抠出两百多吨蔬菜。两百多吨啊，要装满二十多辆大挂车，有多少双手在这样比膝盖还深的冰雪里一棵一棵地抠着，然后很小心地剥掉外面一层冻死了的叶子，用保鲜膜包住鲜嫩翠绿的菜棵，装上车，又在危险的冰雪路上运到城里去。他们没有卖高价，价钱比平时还低。——我后来到君山去采访，才知道这一季的蔬菜冻死了很多，大面积减产，这些菜农自己都没有菜吃。如果真想赚钱，他们完全可以卖高价，在冰雪中捂过的菜也特别清甜，也值得他们卖高价，但没有一个人卖高价，甚至没人想过——又是谁，让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依然不是政府，依然是他们自己的良心。我见到了一个黑红脸膛的汉子，我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咧开嘴，露出很憨诚的农民式的微笑，又是很满足的一种微笑，但他的回答还是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他——没想。
我相信他，他可能真的什么也没想。有时候良心就是一种本能。
在富人们纷纷捐款的同时，不要忘了那些捐出一块零花钱的小学生，不要忘了那些捐出了一天生活费的下岗失业工人，那些处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穷人，还有那些工薪族。捐款的数额真的不在于多少，关键是，他们尽心尽力了，也尽情了。而他们这样捐出的一块、两块，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全国上下纷纷向灾区捐款捐物，迄今社会各界募集善款近十三亿元。十三亿人的爱心，点点滴滴地累加起来，汇聚成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大爱。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我不想纠缠顾炎武的亡国还是亡天下的问题，我备感欣慰的是，一个民族的道德长城没有在一场暴风雪中犹如雪崩一样地坍塌，而且还更加引人瞩目地、崇高地矗立着。我说过，这是我依然热爱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并且充满了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一个理由。
让我们记住这样一笔善款：捐款人是第十一世班禅。
在藏传佛教中，班禅意为大博学者，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作为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班禅在信教群众的心目中是崇高至上的精神象征。在扎什伦布寺，他为公众摩顶祈福，求他赐福的人有时候达到一万多人，队伍排到两公里长。而平时，他深情地通过念经祈祷，祈求净化人生，化解众生的悲苦，让世间苍生幸福平等，引领人摆脱自己心灵的枷锁，超越狭隘的个人情感，彼此相携走向天地间的无穷之境。这场南方暴风雪，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以个人名义，向遭遇严重冰冻灾害的贵州灾区捐款三万元，他身边的僧俗人员也募捐了七千多元，以此来表达他慈悲济世的情怀。这样的情怀，永远都不止是属于宗教，而应该属于全人类。
总有微光照亮
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离自己最近的人，永远是自己。自救，永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除了自己，离你最近的就是当时在你身边的人，哪怕是一生一世都没见过的陌生人，甚至是仇人，这个时候你也会感到他的存在是一种力量，而对他而言，你的存在也是一种力量。
你没法把那些声音弄明白。你看不清那是谁的影子。
经历了这样一场灾难，你对未来是否还有信心？或许，应该看看这些身影，尽管不一定是回答。
灾难塑造人格。巴尔扎克说，一颗无畏的心往往能帮助一个人避免灾难。在灾难面前，一颗敢于并善于自救的仁爱之心，能帮助所有人更好地抵御灾难。——每一次灾难降临时，不管政府会采取什么行动，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离自己最近的人，永远是自己。自救，永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除了自己，离你最近的就是当时在你身边的人，哪怕是一生一世都没见过的陌生人，甚至是仇人，这个时候你也会感到他的存在是一种力量，而对他而言，你的存在也是一种力量。这是一种离你最近的可以互相扶持、互相搭救的力量。
或许不堪回首的灾难也有一个好处，冰雪覆盖了大地，也覆盖了人间的浮华与浮躁。不妨看看那些小人物，在这个世界最冰冷的空间里，他们的精神没有崩溃，他们的内心也没降到零度以下。他们很沉静，甚至表现出了一个民族少有的浪漫精神。这样一场暴风雪，最终没有摧垮他们，反而，又一次重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风骨。
真的，你真想要大哭一场啊！——这是我随机采访的一个姑娘，一双眼睛明亮迷人，一双急于想说话的眼睛。我立刻就感觉到，我能从她的嘴里听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她不是一般的打工妹，是研究生毕业后在珠海某银行工作的白领丽人。她一直很安逸地为自己的心情和一份心爱的工作而活着，而且感觉特别好地活在一种诗意的还能够看见星星的年龄，她微笑的样子还那样惹人怜爱。她说，平时，她并不想家，但每年她都会回岳阳老家来过年，因为在她的父母看来，平时回来了就回来了，要过年不回来，那就好像她一年都没回来陪陪父母，陪陪亲人。她的父母亲并非农民，而是岳阳某高校的教授，高知。然而，你吃惊地看到，这样一对教授夫妇对过年的看法与一个农民没啥区别。这姑娘告诉我，她每次回家，就在家里待个几十小时，而就为了这几十个小时，她在路上被堵了七八天。她说，就像坐牢的人，你根本不敢想你在号子里呆了多长时间。那么长的时间，你不得不一分钟一分钟地去面对，这太难受了。真的，你真想要大哭一场啊！
这姑娘说出了很多人的感受。中国人的传统性格比较隐忍，习惯于把事情压抑在内心。开始，大家都习惯性地沉默着。这样的沉默，让你觉着，每个人都是那种把自己永远埋藏在心灵深处的人，也意味着你在自己内心的沉默中，一下子孤单了下来。你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孤单。尽管你和一个人是屁股挨屁股地坐在一起，却有千里迢迢的隔阂。你又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人的典型性格之一，他们早已习惯于独守自己的沉默，习惯于对自己和别人的困境都抱着漠然的听天由命的态度。然而，当灾难变得难以承受时，会有一些东西越过他们沉默与独守的临界线。他们彼此之间互生的那种好感，压倒了那种提防心理。有时候打破僵局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在你冻得最受不了时，一个人在你身上披上了一件衣衫，这一件单薄的衣裳也许不能抵御所有的寒冷，但毕竟又平添了一丝温暖。这是你一生都不能忘记的，也再一次证明了人性中固有的同情心与相互关联性是真实存在的。
这姑娘后来一直强忍着没哭，她的想法其实很平常，她一哭，很多人都要跟着哭，不哭的也跟着她一起难受。很多的陌生人挤在同一辆车上，大家已经够难受了，你还要让他们再跟着你一起难受，你突然发现自己很残酷，而那些原本与你无关的人都特别无辜。你自然而然的，就不再哭了，但这样憋着，又怕精神错乱。真的，尤其到了夜里，在围拢来的黑暗中，那个难受劲儿，还真难控制住自己。
——后来，不知是谁第一个开始的，大伙儿就开始讲故事，讲自己的故事，包括从没对任何人吐露过的与爱情有关的秘密，都有了倾吐的渴望，很多人可能把他们一辈子都藏在心里的话当着一车的陌生人讲出来了。而在这样的倾吐中，你突然发现活着是一件很好的事啊，有那么多幸与不幸的过程，或许，你现在的经历，也是某个日子，又被你重新回忆起来的一个过程啊……
我想你可能注意到了，这个白领小姐无意间涉及了这场暴风雪中一个被我们忽视的重大课题：谁来抚慰这些被困的心灵？是他们自己，尽管他们只是生命道路上的暂时同行者，然而，此时他们的命运已经维系在一起。没有人再在心理上或行为上做着防范，彼此都敞开了肺腑。也许他们的故事只是些废话，但这足以令他们忘掉漫长的时间和如凌迟一般的精神痛苦。这是一种把长久笼罩的黑暗驱散开去的方式，一种精神的自救与互助的方式，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任何一种雪中送炭的救赎。
这样你就理解了，为什么一对年轻的未婚夫妻会在被堵在冰雪中的大巴上举行婚礼。
不是没有人猜测，说他们这样干纯属无厘头，或是为了炒作。也许你不该如此轻率地下结论，先看看事实：在京珠高速公路上，一对年轻人，他们要赶回安徽老家举办婚礼，结婚的日子早已定好了，帖子也早已发出去了，但他们已经赶不上自己的婚礼了。到这天，也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他们在暴风雪中已经堵了五天了。而此时，远在安徽的老家，他们的家人还是按照风俗和定好的日子给他们举办了婚礼，只是两个主角都缺席了。这时新娘忍不住低声抽泣起来，对于她，那不是一般的缺席，那是一生都无法弥补的缺憾。新郎也是一脸苦相，只能不停地安慰新婚的妻子。这时，一车人才明白今天是小两口结婚的日子。突然间，一车人都沉默了，那是一种极度压抑的沉默。
突然有人提出来，要在这里，这冰天雪地里的大巴上，为小两口举行一场婚礼。好啊，太好了！很快就有人响应。新郎新娘也兴奋起来，是啊，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世上很多人都可以为自己举办一次盛大的婚礼，但有多少人可以为自己举办这样一场特别的婚礼呢？这百年一遇的大雪既是灾难，又何尝不是夫妻风雨同舟的一种象征，冰清玉洁的一种情怀。一种深深的失落，在瞬间便转化为极度的兴奋，一场非常简陋却特别的婚礼开始了，没有婚纱，没有鲜花，只有一个孩子的红领巾当了新娘的红盖头，一车的乘客为他们唱起了《婚礼进行曲》，新郎在众人热闹的簇拥下深情地掀起了新娘的红盖头。在车窗外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中，车上响起的是一片忘我的欢呼声，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新奇和喜悦，而那些有幸参与了这场婚礼的旅客，他们的记忆将不再是灾难性的，而是幸运的，充满喜庆色彩的，他们会把这样一个难忘而又浪漫的故事讲述一生。
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一个近乎呆板的鲜有浪漫的国度，这是一种偏见。浪漫不仅属于法兰西，也同样属于中国和中国人。这样的浪漫，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有一个叫刘忠平的深圳打工者，他的浪漫表现为一种长途跋涉的坚忍。谁能想到，会有这样一个中国人，裹着一床毛毯，手拎着一个热水瓶，从深圳，一直走到他被困在京珠高速路上的亲人身边。他在雪地里徒步走了三十多个小时，从天亮走到天黑，从天黑走到天亮，是什么让他孤身一人穿过那漫无尽头的黑暗？我猜测着。我的心有些跳。那个黑暗画面中呈现出来的隐约身影，或许只被他自己心灵里的微光所照亮。
亲情！有谁见过这样浓烈而浪漫的亲情？
是的，还有比他走得更远的。一个叫杜登勇的打工仔，当他得知未婚妻被困在郴州，立刻就从深圳出发，徒步走向郴州。两天两夜，他低着头，一直不停地走。大雪斜飞着，雪夜的微光闪烁着，清冷而苍白，宁静而纯洁。有冰雪的气息冲到他脸上，这是一种很真实的活着的感觉。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了两天两夜，最后的感觉就像睡着了。他是在严重的冻伤之后昏倒了，哪怕昏倒，他也是倒在郴州，昏倒也是一种抵达的方式。郴州人民救了他，他醒过来后，马上要去找自己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在被困途中已失去联系，但他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说：我一定要找到她，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她跟前！
又有谁见过这样执著、坚忍而又浪漫的爱情？
无论亲情，爱情，这些人之常情，又何尝不是人间最美的情感，它们都成了灾难中的人们的心灵之光，哪怕再微弱，也烛照着他们漫长的孤旅。
或许，最浪漫的还是一个骑着自行车从重庆一路蹬到浙江的商人，他以满脸冻疮和十四天的骑行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浪漫。这位自称不喜欢数钱，就喜欢做驴的驴友，家在浙江诸暨城关，人在重庆谋生，他的行为也许与春运无关，但他的毅力和坚强，却为我们在这场暴风雪中提供了精神支持。而他的感觉是多么浪漫，他认为他的一生都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在暴风雪中走过来的。
何谓浪漫？也许它具有多种多样的含义，你可以进行多种多样的解释，但作为一种富有诗意、充满幻想的精神，则是被人类公认的。因此，你不能用常识去看待这些人的行为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出了什么精神问题。浪漫的本质就是以感情的激流冲垮理性的冰层，以感情统御一切。这么说吧，它不是精神异常，而是精神超常，它渴望以超越现实的方式去打通精神之路，心灵之路，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之激烈，哪怕在最普通的人身上，也会焕发出超凡的魅力。
当两米多高、比姚明还高十多公分的中华第一巨人康建华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举着比路灯还高的牌子，用他深沉如山洞里发出的声音呼吁慈善家给被困广州站的滞留人员捐款捐物时，你无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浪漫主义的象征。尽管有不少人批评康建华此举有作秀之嫌，但他如耸立般往那儿一站，一个象征就完成了。你看见他，你突然不再像先前那样绝望，而奇怪地平添了一股信心。最简单地说，至少，他的高度，在引起人们注目时，也分散了你的注意力，让你高度紧张的神经可以放松一下。是的，他虽然没有钱去买棉衣和热汤送给老乡们，但可以利用最大的身高优势来吸引人们的眼球，至少比一般人的呼吁更能引起注意。而对于他的行为，你真的没必要以平常的目光去看，换一种目光，你会为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巨人而自豪。或许你还会看到，这灾难中的许多平常人，又何尝不是巨人？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中挺过来的每个人，都是巨人。
当然，这个象征只属于浪漫。我其实是一个偏重理性的人，但在经历了这场暴风雪之后，我发现，人类需要理性，也同样需要浪漫，尤其是当你在黑暗中摸索时。
有多少人在无边的黑暗中摸索过。在黑暗最深处的郴州，有这样一个的哥，他说，在停电时间达半个月之久的郴州城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不是寒冷，而是黑暗，和黑暗中的孤独。夜晚走在街上，路旁的一座座高楼，一扇扇窗子，黑魆魆的，这都是他原本十分熟悉的东西，但他莫名地感到恐惧，感到惆怅，仿佛悄无声息的，他已经走到了通往幽暗冥府的路上。
但有一天，他的这种感觉突然改变了。
那天深夜，他摸索着钻进楼道里，一切都像往常一样隐藏在黑暗中，他像瞎子一样伸出手上下摸索着，用脚试探着，很小心，但他还是发现整个身体出现了失重，差点摔倒了。忽然，他脚下奇迹般的亮了起来。老天，来电了？他惊喜地一抬头，在一片黑暗中，隐约看见有一家门口站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嘴巴略微张着，细小的牙齿冻得冰凉。她很冷，他知道她很冷，可她拿着一支手电筒，正照着他脚下的楼梯，她睁大的发亮的眼睛也紧盯着他脚下的楼梯。她可能是进门时听见有人上楼了，便暂时停留在这里，为的是照亮一个人的路。这姑娘，他以前肯定见过，但不熟，现在住在同一栋楼房里哪怕屋挨屋住着的邻居已经很少有邻居的意义，没几个互相熟悉的。他没好意思问话，但他看见了姑娘身后那扇虚掩的门。
那姑娘也没吭声，然而在沉默中，她的眼睛一直是亮的，那道微弱的手电光亮一直照着他，跟着他的脚步一路上升。是几楼了？他默数着。他是个很少动感情的人，甚至是个很冷漠的人，但此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身体微微颤栗起来。他走得很慢。他甚至感觉自己沉闷的脚步变得悦耳动听了。
五楼，终于到家了，他掏出钥匙开门，在打开门的一刹那，那一缕微弱的光亮才消失。
然而，就因为这样的一缕微光，他忽然觉得这个夜晚并不算太黑。换一种比较浪漫的说法，黑夜深处的这一缕微光可能会照亮他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