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而作
萧乾
我也喊过旁人“大姐”，但冰心才是我货真价实的大姐，因为我开始这么喊时，她不但头上没有一根白发，而且还留着木梳背儿呢！那是将近七十年前了，当时我同她弟弟冰季（为楫）一道在北京崇实小学读书，冰季把我带到他在中剪子巷的家，可以说，不但在文艺界，就是在人世间，像冰心大姐这样老的关系我再也没有了。如今她的两个先后跟我同过学的弟弟不幸都已相继去世。每当她泛着慈祥的微笑握我的手时，我感到自己真是她的弟弟了。
尤其难得的，是这七十年间，我们没断过联系。她在燕京大学教书时，我正在那里读书，我没上过她的课，却是吴文藻老师的学生。所以她既是我的大姐，也是我的师娘。一九五七年当她也被在报上点了名时，我忘记了自己当时的遭遇，一直在为她捏把汗。
“五四”以来，冰心大姐的《寄小读者》、《超人》、《繁星》、《春水》的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早有定评，无需我来饶舌，更用不着我为她在现代文学史上摆位子。不少文章称赞她为人善良、正直，对人热情，也用不着我来锦上添花。在我心目中，她完善得够得上一位“圣者”。
五十年代，甚至直到七十年代，冰心大姐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也是领导指到哪儿就走到哪儿，只求当个螺丝钉，当个驯服工具。一九六九年，绝对属于“老弱病残”的冰心大姐，也乖乖下湖北农村去从事劳动锻炼。她在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四五二高地第五连一个班里，还由于劳动出色而受过表扬。一九七○年的一天，当大队长在会上夸奖她劳动得如何如何好时，我听了很不是滋味。那时，已经七十岁的她，就是那样一声不响地叫干啥就干啥。
八十年代是反思的年代。反思并没有年龄限制。经过十年浩劫，青年人反思，中年人反思，老年人也在反思。反思之后的表现却大不一样。极个别的，仍旧向往姚文元的老路，也有少数消极鬼混。但绝大多数对民族的前途并未丧失信心，只不过他们不再相信连声高呼“形势大好”，形势就会大好起来。他们不再认为仅仅当个驯服工具就够了。他们要走出教条主义之塔，先天下人之忧而忧，不怕风险，敢于干预生活。
知识分子这个词儿在中国用滥了，仿佛只要读过几年书，领到过张把文凭，就是知识分子了。记得《读书》上有篇文章澄清过这个问题。知识分子不只是闭门埋头搞自己的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
在这一点上，八十年代的冰心大姐，还有巴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光辉代表。尽管她年奔九十，腿脚也不利落了，然而她不甘于躺在自己已有的荣誉上。不，她的笔片刻也没停过。在热情扶持青年创作之余，她仍在写着其重要性决不亚于《寄小读者》或《超人》的醒世文章，如《我请求》、《万般皆上品》、《介绍三篇小说和三篇散文》、《〈孩子心中的文革〉序》。她声嘶力竭地为中小学教师呼吁，毫不犹豫地谴责“文革”。一位编辑曾对我说：“冰心老太太的文章好是好，就是烫手……”这就是说，她不写那种不疼不痒的文章。她的文章照例不长，可篇篇有分量。在为民请命，在干预生活上，她豁得出去。
读过《寄小读者》的人，都知道冰心大姐的哲学，中心是一个“爱”字。她爱大海，爱母亲，爱全国的小朋友。她更爱咱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那是她在历代圣贤以及泰戈尔的影响下形成的哲学。只有真的爱了，才能痛恨。
冰心大姐深深地爱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古老民族，这个党，所以对生活中一切不合理的现象才那么痛恨。
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才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老年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冰心大姐这样敢于讲点不中听的话的作家，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她永远不老，她那支笔也永远不老，因为她的心紧紧贴着人民大众。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