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匠先驱，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者叶老于今年二月十六日离开我们了。二十九日那天，我木然地站在八宝山灵堂瞻仰他那容光焕发的遗体时，真是百感交集。
从一九一四年开始创作起，他就一直坚定地站在受苦受难者一边，以朴素、凝重而自然的笔触，写下了知识分子艰辛的生活历程和奔向光明的精神面貌。他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倾向。《倪焕之》是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一座不朽的里程碑，《稻草人》是我国儿童文学的开山之作。他毕生像一位勇敢的戍兵那样捍卫着祖国语言的纯洁性。解放后，他一直领导教育工作。然而他关心的，却是整个文化领域。
在我一生接触的师长中，有几位是圣哲型的。就是说，不仅学问好，文笔好，而且做人十足正派，表里一致，不投机，不看风向，对人一腔热忱，对国家事业抱献身精神。在屈指可数的这样师表中，叶老是我极为敬重的一位。
运动整人不好，可运动也最能表露人的本质。一九五七年以后，许多张笑脸变成横眉竖眼，许多好友变为路人。然而无论我被糟践成垃圾也罢，渣滓也罢，他见面或写信，始终称我作“乾兄”——三十年代我还是个小伙子时，他就一直这么称呼我。我自然担当不起，然而这里表现着叶老以平等对待年纪比他轻、成就比他差、地位比他低的人那种精神。敬重之外，我对叶老还有满腔感激之情。
三十年代初期，在他为开明书店编《中学生》时，我就同他建立了联系。他还在刊物上评论过我的短篇小说《邓山东》，给了我不少鼓励。我们是一九三六年在苏州初次见面的。那回，他邀请沈从文先生、张兆和、张充和女士和我一道坐船由苏州城里去游天平山，那是我平生惟一的一次吃苏州有名的船菜。我们足足玩了一整天，归途，还在暮色中去苏州郊外一座小镇吃了鱼肺。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我在天津、上海、香港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始终得到叶老的大力支持。他真是有求必应啊。那阵子我常就某个问题举行作家笔谈，每次他都参加。一九三六年举办“《大公报》文艺奖金”时，他也慨然担任评委。
一九四六年我回到上海，由于不了解国情，写文开罪了权威，一时成为问题人物。但叶老对我爱护如常，甚至还到江湾复旦来看过我。这在他遗下的几本日记中均有记载。我认为未来的史家将会由他的日记中寻觅到翔实可靠、不掩饰也不捏造的客观史料。
一九四八年，我们同在香港，同是地下党的客人。因而，见面次数不少。
五十年代我在《译文》工作时，在翻译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我认为任何外国作品，既然译成中文，就得合乎中国语文习惯。我这观点同单位里一位领导产生了矛盾。一向以维护祖国语言纯洁性为己任的叶老，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每期的刊物寄去，不几天就收到他用毛笔密密麻麻写来的意见，总是某页某行某句“似应如何如何”，既认真仔细，而又谦虚，从不武断。那时他是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我一直珍藏着那包信，准备有朝一日（比如当前）拿出来展览，不但可以看出这位老前辈对祖国语言的剖毫析芒，更可显示这位杰出的作家对文化事业的热切关怀。可惜那包信已在一九六六年随同我个人的一切文稿化为灰烬了。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叶老听说我在翻译捷克的讽刺小说《好兵帅克》及英国十八世纪古典作品《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就主动向我要去那两部近四十万字的译稿，并从规范化（特别是“同”、“和”及“跟”用法）角度大力予以斧正。他就是这样诲人不倦。
一方面大力提倡汉语规范化，同时，叶老也积极吸取民间语言的精华。五十年代我曾几次陪他去前门外听“相声大会”。他极富幽默感。台上逗哏，只要他听得懂，必开怀大笑。遇到听不准的俏皮京白时，他就向我问个究竟。
爱护祖国语言可以说是叶老的毕生职志，其重要性肯定不亚于《倪焕之》的创作。听说《斯大林全集》印出后，他曾夜以继日地把那多卷集逐字看了，并呕心沥血提出几千条意见。然而意见送去后，却石沉大海。叶老去信催问——他想知道意见是否被采纳了，负责人误会竟送来一张支票——这，像许多项其他收入一样，他都捐公了。他一生过的是极其简朴的生活。
解放后，叶老一直住在东四八条。对着那条胡同有个叶老时常光顾的澡堂子。大厅里挂着叶老写的一首长诗，抒发着他对浴池工作人员深厚的情意。
叶老溘然长逝了。他的道德文章，他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是我们这一代以及后世光辉的楷模。他留下的丰富遗产，有关于文艺、关于教育、关于语言的，但我们首先应继承并学习的，是他那耿直不阿、真诚待人的风范，以及那不求名、不图利、为民族兴旺和社会主义事业奋不顾身的精神。
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