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进程的一个标志是，庞大之物到处且以多种形态和姿势显露出来。这时候，庞大之物同时也在越来越细微的方向上呈现出来。庞大之物在某种形式中突现出来，而这种形式表面上看恰恰是使庞大之物消失。不过，如果我们简单得认为，庞大之物只是纯粹数量的无限延伸的空虚，那我们思考的也太肤浅了。如果我们发现，以持续地尚未曾在之物为形态的庞大之物仅仅起源于某种夸张和过火行为的盲目欲望，那我们看得也太短浅了。假如我们仅凭“美国主义”这个口号就认为已经说明了这种庞大之物的现象，那只能说明我们对此根本就没怎么认真深入思考过。
倒不如说，庞大之物是一种东西，通过这种东西，量变成为某种特有的质，从而成为某种突出的大。每个历史性的时代不仅与其他时代相比有不同的大；它也总是具有自身独一无二的大的概念。但一旦在计划、计算、设立和保证过程中的庞大之物从量突变为某种特有的质，那么，庞大之物和外表看来总是完全能得到计算的东西，恰恰变成了不可计算的东西。后者始终是一种不可见的阴影；当人成为主题而世界成为图像的时候，这种阴影总是笼罩着万物。
通过这种阴影，现代世界将自身置入了一个避开了表象的空间中，并因此赋予那种不可计算之物以其特有的规定性和历史的独一性。但是，这种阴影却指示着一个拒绝为我们今人所知的其他东西。不过，只要人在对时代的一味否定中游荡，那么，他就绝不能去经历和思考这种拒绝让人知道的东西。那种出于低三下四和骄傲自大的混杂而向传统的逃遁，本身并不能带来什么东西，无非是对历史性瞬间视而不见和蒙昧无知而已。
只有在创造性的追问和那种出自真正的沉思的力量的构形中，人才会知道那种不可计算之物，亦即才会将它保存于其真理之中。真正的沉思将未来的人投入那个“区间”中，在其中，人归属于存在，却又在存在者中保持为一个异乡人。
尼采的话“上帝死了”
下面的解释试图指明，或许有朝一日我们能提出虚无主义的本质的问题。此解释起源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要在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范围内对尼采的所持的立场作一番梳理。这一番工作将揭示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阶段，它或许是形而上学的最终阶段。因为就形而上学通过尼采而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它本己的本质可能性来说，我们不再能够看到形而上学的其他什么可能性了。
形而上学由于尼采所完成的颠倒还只不过是倒转为它的对立面的本质了。超感性领域成了感性领域的一种不可靠的产品。而伴随着这样一种对它的对立面的贬低，感性领域却背弃了它自己的本质。对超感性领域的废黜同样也消除了纯粹感性领域，进而也消除了感性与超感性之区分。这种废黜超感性领域的行为终止于一种感性与非感性之区分相联系的“既非——又非”。这种废黜终止于无意义状态。不过，它自始是那些通过单纯地赋予意义来逃避无意义状态的令人迷惑的尝试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是未经思考和不可克服的。
质朴的沉思
这里所要探讨的沉思，海德格尔认为，关键是要期待一个质朴无华的思想步骤。这种期待性的思想的要旨在于揭示那个运作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存在本身能够在人的本质方面将人重新纳入一种原初的关联之中。去期待，这乃是这样一种思想的本质。
对形而上学，我们一律将它理解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而并非将它看作某位思想家的学说。在形而上学中，每个思想家总有其自身最基本的哲学立场。因此，我们可以同他的名字来称呼某种形而上学。但是，根据我们这里所思的形而上学的本质来看，这绝不意味着，各种形而上学都是那个作为文化创造活动的公共范围内的突出人物的思想家的成果和财富。
在形而上学的每一个阶段，总是会显示出一条道路的某一段，而这条道路乃是存在之命运在关于存在者的真理的险峻时期为自己开辟出来的。尼采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解说了西方历史的进程，且将这种进程解说为虚无主义的兴起和展开。对尼采的形而上学的深入思考成了一种对现代人的处境和位置的沉思，现代人的命运很少就其真理方面被经验到的。但任何这种方式的沉思，假如不是空洞的人云亦云的话，那都超出了所要沉思的东西。说我们要沉思尼采的形而上学，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除了考虑他的伦理学、知识论和美学之外，要首先考虑他的形而上学；而是说，我们试图将尼采当作一个思想家来对待。而思想对尼采来说也就是：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表象出来。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都是存在论。或者，它压根儿什么都不是。
就这里所要探讨的沉思而言，关键的是期待一个质朴无华的思想步骤。这种期待性的思想的要旨在于揭示那个运作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存在本身能够在人的本质方面将人重新纳入一种原初的关联之中。去期待，这乃是这样一种思想的本质。
这种本质性的、期待性的思想毫不显眼地运行着。在这里，任何一种共思，不管它表现得多么笨拙和具有试探性，都是一种根本性的帮助。共思成了一种不显眼的、不能通过作用和效果来加以证实的播种，由它播下的种子也许从来看不到禾苗和果实，从来不知道收获。这些种子被用于播种，确切地说，是被用于对播种的期待。
播种之前要开垦土地，就是要开垦出那片田野，那片由于形而上学的土地的无可回避的统治地位而必然保持在未知之中的田野。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猜测这片田野在何处，进而要找到这片田野，最后进行开垦。其中最要紧的是向这片田野作一种初步的行进。尚属未知的田间小路有许多条。但对每个思想家来说，他的道路向来只有一条：思想家必然总是一再在他选定的这条道路中来回行走，目的是最终将这条道路当作他的道路来遵循，且将他在这一条道路上获得的经验说出来。
期待性的思想及其实行包含着一种在诸科学中间的思想方面的教育。对此，为难的是很难找到一种适当的形式，以便这种在思想方面的教育不陷入一种与研究和学究的混淆。这一意图还是岌岌可危的，尤其是当思想同时且始终还不得不首先去寻找它自己的栖息之地时。在诸科学中间运思，这意味着：与诸科学擦肩而过，而没有鄙视诸科学。
期待性的思想必然保持在历史性的沉思的领域中，对这种思想来说，历史并非是时代的序列，而是那个同一者的独一无二的切近，这个同一者以命运的无法估量的方式且基于变化多端的直接性而关涉着思想。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尼采的形而上学。尼采的思想自以为是以虚无主义为标志的。“虚无主义”这个称谓表示的是一个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并规定着现在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解释用一句话进行了概括，那便是：“上帝死了！”
在我们尝试来思考“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本意时，我们最好排除在面对这样一句话时很快就会冒出来的一切仓促意见。
接下来我们将试图就某些本质性的方面来阐释尼采的这句话。我们要从沉思中接受教导，且借助于这种教导来学会沉思我们自己。
“上帝死了”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中的“上帝”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所以，他告诉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在尼采的思想中，“上帝”和“基督教的上帝”这两个名称根本上是被用来表示超感性世界的。
尼采关于“上帝死了”话语中的“上帝”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因此，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在尼采的思想中，“上帝”和“基督教的上帝”这两个名称根本上是被用来表示超感性世界的。上帝是表示理念和理想领域的名称。自从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不同的是，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现实的世界。尘世的世界是苦海，不同于彼岸世界的永恒极乐的天国。倘若我们将感性世界称为广泛意义上的物理世界，那么，超感性世界便是形而上学的世界了。
“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任何生命力，没有作用了。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而言，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尼采将自己的哲学看作是对形而上学的反动，对他来说，也就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反动。
然而，作为单纯的反动，尼采的哲学必然与所有“反……”一样，还拘束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单纯颠倒，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动绝望地陷入形而上学中了，而且情况是这样，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并没有自绝于它的本质，且作为形而上学，它从来就不能思考自己的本质。因此，对形而上学来说并通过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中且作为形而上学本身而真正发生的事情，始终是被遮蔽着的。
倘若作为超感性的根据和一切现实的目标的上帝死了，倘若超感性的观念世界失去了它的约束力，尤其是它的激发力和建构力，那么，就再没有什么东西是人能够遵循和可以当作指南的了。尼采曾提出过这样的置疑：“当我们通过无际的虚无时不会迷失吗？”“上帝死了”这句话便包含着这样的断言：这种虚无展开自身。“虚无”在此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的不在场。
我们试图阐释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其实也就是试图阐释尼采所理解的虚无主义，从而表明尼采自己是怎样对待虚无主义的。但是，由于“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往往只被人们当作流行术语来使用，常常也被当作谴责性的骂人话来使用，因此，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意思。一个人皈依于基督教信仰和别的什么形而上学信仰，并不表明他因此就在虚无主义之外了。而反过来说，也并不是每一个思考虚无及其本质的人都是虚无主义者。
虚无主义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解释是：“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他将虚无主义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将这一过程解释为对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虚无主义”这个称谓有着多种含义，极端地看来，这个称谓首先始终是两义的。因为，它一方面是指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单纯废黜，另一方面又是指对这种废黜过程的绝对反动。海德格尔通过对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的探讨，为我们揭示了现代虚无主义的概念。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解释是：“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此外，尼采这个解释还有一个说明性的附注：“没有目的；没有‘为何之故’的答案。”
由此看来，尼采是将虚无主义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他将这一过程解释为对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
上帝、超感性世界、理想和理念、决定并包含着一切存在者的目标和根据，所有这一切在这里都是在最高价值的意义上被表象的。根据那种流传至今的意见，人们所理解的最高价值就是真、善、美。真，指的是现实存在者；善，是指普遍地决定一切的东西；美，就是存在者整体的秩序和统一性。但是，现在由于出现了这样的洞识，即理想世界是绝不能在实在世界内实现的，于是，那些最高价值就已然自行废黜了。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最高价值不能同时为那些在它们之中被设定起来的目标之实现提供保证、途径和手段，那么，这些最高价值又有什么用？
但是，如果我们仅想通过字面意义来理解尼采对虚无主义之本质的规定——即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的失落，那么，就会得出那样一种关于虚无主义之本质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最高价值的废黜意味着一种堕落。可是，对尼采而言，虚无主义绝不只是一种堕落现象。可以这样说，虚无主义作为西方历史的基本过程同时是西方历史的法则。因此，即便是在他对虚无主义的考察中，尼采也很少重视对最高价值的废黜过程做历史学上的描述，且最后从中得出西方的没落的结论；尼采倒是把虚无主义当作西方历史的“内在逻辑”来思考的。
同时，尼采也认识到，随着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对世界而言也就只剩下世界本身了，而且首先，这个变得毫无价值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力求一种新的价值设定。在以往的最高价值失效之后，这重新的价值设定在以往的价值方面来看就转变为一种“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对以往价值的否定来自对于新的价值设定的肯定。因为以尼采的看法，在这种肯定中不存在任何与以往价值的调解和平衡，因此，这种对新的价值设定的肯定包含着绝对的否定。为确立作为一种反动的新的价值设定，尼采也将新的价值设定称为虚无主义，通过它，最高价值的废黜才得以完成而成为一种新的和惟一地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设定。尼采将虚无主义的这一决定性阶段称为“完成了的”虚无主义。尼采所理解的虚无主义就是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但是，尼采同时也对“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意义上的虚无主义采取了肯定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