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关于李书城的任职问题。周恩来提议李书城当农业部长。因为，他是同盟早期会员之一，在旧民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他家召开的。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做，照顾到了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书城同志成为了新中国的首位农业部部长。
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思。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来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负责人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的比重，许多民主人士对此十分感动，称赞周总理的确办事周到，这是对周恩来的最好赞誉。同时也反映出总理过人的组织协调能力。
三、百折不挠的意志
意志力对欲成大事者相当重要，因为在奋斗过程中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一个人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力，领导自己勇往直前。意志能力差者是成不了大事的。
在心理学中，意志是指人善于控制自己的行为，善于动员自身的力量去战胜客观困难。意志是人的心理活动，它反映在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上。
矛盾存在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之始终，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我们办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解决矛盾，而矛盾伴随着困难。所以，困难在我们办事情，处理问题时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因此成大事者，无不具有非凡的意志力。
现实生活中，有些有知识有才干的领导者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领导人才。只有那些有知识有才干，而且意志坚强，能够依靠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去克服那些看起来的无法克服的困难的领导者才能成为优秀的领导人才。比如，在体育比赛中，在两人（队）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胜利的天平往往倾向于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那一方。这说明意志的力量是巨大的。毛主席说过：“最后的胜利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中”。领导工作的性质，决定了领导者必须具备很强的意志力：目标始终如一，信念坚如磐石。每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强烈的事业心是其不断前进的动力，而意志力是事业心的中心支柱。在绝望中“再坚持一下”，这是一种强大的意志力量，领导者要开创新的工作局面，要推动全局前进，有时还要挽救处于危机中的事业，意志状态就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家有没有能力领导自己的企业在竞争中发展；政治家有没有能力在政治舞台上经历风浪，操稳舵把船驶向胜利彼岸；事业家有没有能力在社会生活中经历千锤万炼，实现神圣的目标，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坚持他们的理想与信念。
一项事业的成功必然有很多的困难和挫折，成功的领导们都需要凭其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力赢得最后的胜利。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国古代，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对吴王称臣，受尽凌辱，献越国美女，并亲自为吴王牵马，他以其顽强的意志力偏居一隅，每日卧薪尝胆，与百姓同甘共苦，奋发图强，终使“三千越甲可吞吴”。试想，如果勾践缺乏这般刚强的意志力，要么就一蹶不振，俯首称臣，要么就不甘受辱，贸然一拼，以求速死，哪来后日的那番扬眉吐气。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顽强的意志力表现在绝境中再坚持一下，在绝境中看到希望和光明，矢志不移，奋斗不止。这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给我们留下的光辉的典范。
1935年，红军长征后，陈毅同志身负重伤，留在江西。在敌人疯狂搜山、烧山、移民、围剿的情况下，他和战友们风餐露宿，潜伏夜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有一次梅山被围，他在生命危系于触一发之际，毅然写下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诗句，将其百挠不挠、坚韧不拔的可贵意志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革命导师列宁之所以能够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正是他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使他顽强地坚持到底，最终取得胜利。
列宁的一生中，因革命工作而被学校开除，三次被逮捕和流放，在党内又曾受到排挤并退出中央领导机构，他的主张受到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和攻击，但一次次的挫折并没有使列宁屈服，在遭受每一次沉重的打击倒下后，他总能更为坚定不屈地站进来。
1887年12月，列宁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遭到逮捕和流放。这次打击使列宁丧失了学业。沙皇政府的流放使他的生活极为艰苦，同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正在沙皇的残酷的统治下，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还不是太高，人们用传统的封建意识和观点来看待列宁，年轻的列宁遭受到的心理和身体上的压力和挫折是巨大的，可喜的是他并没有被吓倒，他以更猛烈的战斗姿态来面对敌人。
1895年12月，他又被捕入狱，被统治者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叶尼塞河畔的舒申斯村。
1903年7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于“是否把党当作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伍”这个关键问题上的争论，使党内出现分歧。二大后，党内就组织问题争论更为激烈，11月，列宁因为《火星报》领导机构成员发生变化而退出了《火星报》的编辑部；同年夏，孟什维克派夺取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列宁受到孟什维克派的排挤和打击，退出了中央机构，这时列宁受到的可谓是双方面的打击；既有沙皇政府的逮捕，同时又有党内同志的排挤。
新生苏维埃的政府成立后，面对国内外敌人的反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能否战胜敌人，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思索的重要问题，有些同志这时主表现出消极、悲观、怀疑的态度。当时战斗一开始，战场出现败绩、食品短缺、治安状况差、群众情绪不稳定，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糟糕，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坚强的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各方面的情况汇集到列宁这里，人们把目光投向列宁，列宁的意志力成为当时反敌斗争的关键。他坚信革命一定能成功，他到处发表演说，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向全国各地发出指示，指挥战斗，稳定形势。
可以说，正是这位伟人钢铁般的意志鼓舞了广大民众，这才经受住极为严峻的形势考验，取得最终胜利。
四、随机应变的行为能力
领导协调能力还包括能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的作出应对之策的能力，这种随机应变的行为能力对于成大事者是必不可少的。
应变能力，是指一种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主客观条件，随时调整领导行为的难能可贵的能力。是复杂的现代领导活动对领导者的素质提出的一条起码的要求，也是确保领导活动获得圆满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
具有应变能力的领导者，总能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和处理问题方式，能够从表面“平静”中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从中探索新路子，总结新经验，对改革中遇到新事物、新工作，能够倾听各方面的意图，认真分析，勇于开拓，大胆提出新设想新方案；对已取得的成绩，不满足、不陶醉，能够在取得成绩的时候，不得意忘形。相反，还能从成绩中找出差距与不足之处，以求日后能做得更为完美一些。
领导者在工作的过程中，要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审时度势地作出机智的果断的应变，在当今世界，事物各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千姿百态。但就其和领导活动的关系而言，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情况：其一是变化尚未偏离领导活动的前进方向的量变阶段；其二变化明显偏离领导活动的前进方向的质变阶段。
对待量变阶段的变化，应对方法一般都较简单，因为不用对原有方案作出根本性的调整来，只需要适当地对方案作某些局面的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如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施工中发现实际需要的资金数额比原先预计的要多，于是，我国政府又临时增拨了一笔款额。
但是，对于发生质变的变化，就需要进行审视斟酌，对原先的决策作较大的改动，甚至“推倒重来”。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才，其非凡的应变能力，在处理质变变化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得以更明显的体现。从复杂的计划的修定，到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的外置；从微妙的外事活动的安排，到举足轻重的经济谈判；都需要有机智的应变能力。
在这一方面，周恩来同志在他惊涛骇浪的政治生涯中，表现了了机敏果断，足智多谋的应变能力，处置了许多难以想象的“突发事件”，帮助他度过了许多“难关”，周恩来同志巧妙地从张国焘的屠刀下救出廖承志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充分反映了周恩来总理超人的随机应变能力。
1935年一月，在长征途中，周恩来一路打听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同志。当时他还不知道廖承志已被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当作“反革命”开除出党，由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即将被处决。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省和宁夏以后，有一天，周恩来忽然在红军队伍中碰到押着犯人向预旺堡镇开拔的人。其中竟有老朋友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
廖承志看见周恩来，竟然不知所措，是同政委打招呼并敬礼呢，还是背过脸去？他不想因彼此熟悉而给父亲廖仲恺的老朋友带来麻烦。就在他犹豫之时，只见周恩来走过来了。他脸上毫无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当着押送人员的面，他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就走开了。
到了晚上，周恩来开始行动了，他首先派人把廖承志叫到了司令部。屋时坐满了人，张国焘也在那里。张国焘当然知道周廖两家的亲密关系。不过，他仍问周恩来：“你们俩早就认识吧？”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佯装声色俱厉地问廖承志：“你认识到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承志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叫廖承志留下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一直不理睬廖承志，只同张国焘说话。饭毕，他立即把廖承志打发走了。张国焘本来已决定当晚将廖承志处决，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佯装愤怒，无情地训斥廖承志，在张国焘面前无懈可击地作了一些“表示”，才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
周恩来具有极其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这使他掌握了十分高超的应变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常施展这种本领，林彪，江青一伙人虽然屡屡中计，但却又防不胜防，总是无可奈何。一九七二年一月他为公正对待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丰功伟绩的陈毅同志，机敏果断地临时决定提高举办陈毅追悼会的规格，又是一个动人的事例。陈毅同志在“文革”中受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摧残，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十一点五十五分，带着满腹委屈和激愤，与世长辞。由于当时陈毅已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中央有关文件所定的规格，陈毅的追悼会只能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的人数为五百人。显而易见，这样低规格的追悼会，对于为党为人民奋斗一生，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来说，的确是十分不公正的。
然而，追悼会的这一规模，政治局已经通过，周恩来也无法随意改变。但他却并未放弃对林彪、江青等人的斗争。
1月10日下午三点，陈毅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中午十二点，周恩来连午饭也吃不进，在西花厅里来回地长时间踱着沉重脚步。他苦思宴想着提高陈毅追悼会规模的办法。下午二时左右，周恩来得知毛主席午休后突然决定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他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一系列无可挑剔的应变措施，他首先指示中央办公厅，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紧急通知宋庆龄副主席及秘书，请她准时务必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通知人大、政协、国际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接着，他又打电话给康予台同志，让他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然后，周恩来迅速乘车在毛泽东前面赶到八宝山，将毛主席要来的好消息告诉了张茜，待毛主席下车时，又有不少记者在总理的指示下陆续赶到。
就这样，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掉会的“新情况”迅速作出了提高追悼会的规格的决定。这件事不仅仅是总理对老朋友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抗争，也充分显示了他的足智多谋，机敏果断，具有惊人的应变能力。
那些曾经参与摧残、迫害陈毅的魔鬼们，对此虽然怀恨在心，表面上又不得不假装慈悲，一个个按时起来参加追悼会……
杰出的应变能力，不仅使周恩来巧妙应付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党内斗争的“难题”，而且还使他在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中，拔开重重迷雾，绕过险情暗礁，在常人几乎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取得一次又一次意想不到的成功。
随机应变的能力，能使领导者在纷繁复杂的领导活动中，有意识地使领导行为和决策方案与客观环境相适应。不过要注意的是，“应变”也是要讲求原则的，随机应变不同于见风使舵，是在有一定前提下的处理事物的方法。尽可能采取科学灵活的“应变”对策，做到“你变我也变”，从而最终达到预定的目标。无原则的灵活“应变”，是圆滑世故、虚伪的政客玩弄的伎俩。现代领导者的应变能力，是建立在科学判断基础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确知无法达到预定目标时能果断地“刹车”，及时转移工作重点；在确知再坚持一下就会取得胜利时，能够项住压力，排除各方面的干扰，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在已实现预定计划时，能适时地提出新的可能达到的目标，鼓励大伙向新的高度挺进；在发现被领导者和作用对象（即客观环境）的情况发生变化，按照预定决策方案难以实现原来计划时，能够审时度势，急中生智，临场作出新的最佳决策，将领导活动继续引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