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初正式谈判以前，我党我军在榆军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组织工作和政策宣传工作，为和平解放榆林创造了条件。自打进去的国民党陕甘绥边区警备司令邓宝珊的女儿、共产党员邓有梅病逝后，直接来自敌营的情报减少。1946年10月，中学毕业后居闲的高光昌（其父高石秀曾为86师骑兵旅长，高石秀系邓宝珊的挚友，高病逝后光昌、玉英等兄妹几人由邓养育）由榆林返米脂城省亲，中共米脂县委经过一番工作之后，吸收他为共产党员，即派去榆林做地下工作。1949年9月，高光昌抵镇川汇报地下工作，他依照中共榆林工委的指示，回去发展了他妹夫周济信（代号黄明，22军军部校官秘书）及妹妹高玉英为党员。接着又发展了该军秦腔剧团演员魏金声以及陈玉清等人人了党。1949年3月，共产党员汤昭武（邓总部校官秘书）到镇川，转达邓宝珊关于榆军起义的意见，由他介绍把他的随员旦云章，经过以朱侠夫、吴岱峰、罗明、常远亭、高林等为委员的中共榆林工委批准发展为党员。周济信、高光昌等又深入工人、农民、教员中去，扩大党的外围组织。
这个地下党组织还将22军的电台密码弄到手，转送延安，使我军掌握了榆军从空中往来的机密情报。同时建立了书面情报联系，及时将榆军的动态，转送榆林工委（在镇川）。周济信、汤昭武搜集整理的情报交高光昌转递，或交盐湾地下党支部：他们连续不断地报告，使我军对该军的行迹举动，了如指掌。4月的一天，军分区司令部收拆了黄明发来的一份报告，是用毛笔写在黄表纸上的足有两千字长的尔四，内容包括军、师、团、营级军官的思想言论，疑惑顾忌，对起义的态度，对北逃包头的主张、以及军事部署、武器配备、工事构筑设施等等极其机密的重要军事情报。
由于双方三四年来不断地打仗，彼此甚少和平往来，此时我方要公开派人进城联系尚有困难。一则22军并未邀请我军进去；二则城里混乱不堪，特务、反革命分子、地主麇集，我进城人员倘无军方予以保护，安全首先无保障，何言做官兵工作？所以就选派与该军官佐有亲戚、部属、学友等特殊关系的干部进入榆军和政府内部开展工作。这些人进入榆林后和我地下党员一起，在工农群众、民主人士紧密配合协作下，进行了一系列推动榆军转变的工作。
1949年3月初，周济信把《整风文献》一书和国民党国防部编印的所谓《共匪反动文件汇编》送给高凌云看。当时对书中好多内容高凌云还不能理解。看了一些能懂的，感到十分惊异。这些书对高凌云起了启蒙作用。
高凌云首先惊异的是：共产党真的是为全人类谋利益求解放的党吗？共产党员的修养真的如刘少奇所讲的那样吗？同时，发生了自己是为谁干等一连串问题。3月中旬，周济信鼓动高凌云单独率部起义，他给高讲起义政策，并给高草拟了一个行动计划，表示愿作高的代表，向延安接洽。
高凌云终因希望等待全面和谈，不愿造成22军的分裂，而未决心单独行动。可是高凌云的思想转变过程加速了。
4月21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高凌云认为已到了必须重新选择道路的最后关头，进行了认真地思索：共产党能否彻底成功，尚有待于将来慢慢观察，但国民党之已经完蛋则可论定了。国民党的前途没有了，也就是22军前途没有了，如果寄托于第三次大战来解决问题，靠美国来挽救“中国”的命运，那是幻想。回顾蒋介石多年来对22军的态度，22军是在随时会被整编、取消中苟延，经过两次榆林守城的殊死战斗，仍以“游杂”对待，自己没有任何道理再替这个政权效死尽愚忠了。检查国民党的政绩，20年来的一党专政，这一群自私腐败的当道者，除了争权夺利，追求享乐外，做过什么好事？几年中，共产党的力量，以绝对劣势而变为绝对优势，这一定有其必然的道理，眼看全国都要红了，别无他路可走，共产党既讲为人民，何妨边走边看，共产党是讲政策的，有北平解放对傅作义部队和对傅本人的宽大处理样板在。
大势所趋，迫使高凌云无路可走，不得不重新考虑道路，重新认识问题，最后决定在榆林起义。在这个决定下，高凌云割断了与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切思想联系和任何幻想，开始了政治立场的转变和开始向人民靠拢。到5月初，全国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太原已经攻克，西安也指日可下，我军横渡长江，扫荡南方广大地区的蒋家军队。邓宝珊参与下的傅作义部的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信息纷纷传来塞上，对正酝酿的榆军起义鼓舞很大。高与邓总部一直保持着电报联系，他告诉“榆军起义势在必行”。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形势下，22军决定派代表团赴延安与我西北军区正式谈判。
5月2日以张之因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在罗明等陪同下，乘一辆大卡车抵镇川，按照西北局、西北军区力争就地谈判的指示，由朱侠夫出面与之对话，并且说：“我西北军区代表团不日即到。”但是榆军代表团唯恐在镇川与榆林军分区谈判降低子它的等级，执意要赴延安。于是朱侠夫、罗明也搭上了车，与他们一同驰延。5月4日代表团到延安下榻边区政府交际处，翌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接见了他们，对22军屡失义举良机，表示惋惜。
5月6日，双方代表正式开始会谈。我方代表曹力如十分诚恳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欺压人，你们来得很好，我们是欢迎的，你们应该拿出你们的要求和条件，咱们坐下好好商谈，为了起义，为了人民的事业，不要客气。”张之因只得把他们来时仓促的情况说了一遍，确实没有拿来什么成文的东西。曹力如看他们确没有多少准备，就说：“你们再想想吧，看应该提些什么问题，提出来咱们好谈，今天就休会，去作准备，明天再谈。”
张之因觉得共产党人对人真诚，在自己近半生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真诚的人。虽然张之因没有拿来成文的东西，但脑子里带来的那几个框框，相形之下，感到自己不诚实，张之因和同来者商量了一下，把左协中军长说的写成条文，准备会谈。5月7日进行了会谈，我方对榆林方面的要求，差不多都同意了。只是在13日会上讨论到86师师长人选问题时，因原师长徐之佳离职，曹力如同志提出要张之因当师长时，双方意见不一。张之因提议由高凌云为宜，他说：“高凌云做了相当有力的起义准备工作，他为起义联系了官兵，牢固地掌握了部队，使得起义工作得以从容进行，为使起义顺利完成，还请大家研究。”
15日早晨，习仲勋书记转交了左协中的一封电报，张之因打开一看，刹时给弄懵了。电报大意是：邓总司令命令我部开赴包头，停止会谈，即日返榆。这个不啻给张之因当头一棒，张之因想到自己被人所出卖，一生人格就此结束，痛苦之情油然而生。正在张之因痛苦的时候，习书记又转来了高凌云的来电，说：“不管左协中怎样，我坚决不走。”这不仅使张之因得到了一点安慰，从而也证明了张之因提议高凌云当师长是对的。
不一会儿，习书记和曹力如等来到张之因的住处探望，还关心地说，天气热了，边区政府要给榆林代表团成员做单衣。共产党的伟大和共产党人的豪迈气魄，使张之因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不禁热泪盈眶。正当张之因左右为难之际，左协中17日又来电，令张之因继续会谈。于是，张之因要求见习书记面陈一切。张之因提出：“在这里不要谈了，请习书记派曹力如同志和我一同去榆林，只要我们一到榆林，问题就会解决，不然夜长梦多，麻烦还会层出。”20日双方和谈代表从延安出发。
左为何反复无常，几出波折呢？原来是张云衢等从中作梗。张是5月中旬从北平邓宝珊处返榆的，他到榆林一再坚称：“邓要队伍去包头起义”，执意要拉队伍北去。左在一些军官的包围、要挟下，苟同了张等的主意。5月15日，22军直属队和86师集合大操场，整装待发。左世允将自己的家产、细软、金银首饰，扎起几个骡驮，就要启程了。
城外的榆林军分区部队和伊克昭盟军分区骑兵团，合计近3000步骑，在阵地上严密监视，随时准备打一场狙击围歼战。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些人认为北逃无异于送死，起来竭力反对，并对张云衢说：“你离开部队半年，还不了解部队的情形。前方共军阻击还好办，要是自己人从背后开了火，就不好收拾了。”张云衢一听，心里十分惊慌，不再鼓动左协中北逃，左也。惊慌了，这样，才使一场逃亡阴谋变为泡影。
谈判代表团5月22日中午抵镇川。
曹力如、朱侠夫子镇川小停时，向十几位师、团、营级干部传达广西北局、西北军区关于解放榆林的意图。曹力如对他们说：“你们要在外面战场上把敌人围困住，狠狠地打击北逃者，让他插翅难飞出去，我们在里面谈判就有力量。我们争取和平解放，但不放弃战斗解放的准备，我们要作不依赖外援歼灭敌军的计划。敌军是不堪一击的，但他还是全副武装的4000人哩，不可过低估计它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曹力如还宣布了一个使全场顿时活跃的消息：“西北局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大意是独2旅太原战役后整休完毕，即西渡黄河，赴榆参战，望绥德、榆林分区沿途筹集粮草。”
据此精神和面临的形势，分区司令员吴岱峰即将围城部队重新作了部署，将阵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段，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可以攻人城垣。
5月23日，以张达志为副师长、麻志浩为副政委、李治周为参谋长的独1师，以惊人的速度到达绥德城。25日，榆林分区部队、独1师和伊盟骑兵团3支部队会合于榆林城外的战壕里。3支部队会师的佳讯传开，全体军民兴高采烈。3支部队合计8000余众，双方兵力对比，我军不仅质量上占优势，数量上亦占优势。
就在这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之时，揭开了第二次和平谈判的序幕。我谈判代表团进入榆林缄内。头两日根本没有进行什么谈判，他们只是十分殷勤地款待我方代表团人员，却不见谈判代表团的人影子。原来是张之因与左世允龃龉起来，左要张履行代表团的职责，继续出席谈判，而张气愤左言不由衷，居心叵测，居家闭门不出，不去赴任。他说：“这次左军长不去，我不到场。”同时，一小撮顽固不化分子疯狂地扰乱，城内大街上出现咒骂共产党，恫吓、威胁我方代表的反动标语。5月25日晚，我代表团人员由左世允陪同，于莲花池中山堂看罢22军秦腔剧团演出的戏，返回途中，行走到22军军部门前，突然一块砖头从军部围墙内拂出来，沿曹力如耳旁飞过，打到我代表团成员罗明身上。
显然，这是一起企图杀害我代表团长，制造事端，破坏和谈，挑起血战的阴谋。
为什么该军内部有那么多的俯拾皆是的枪弹炸药，却拿砖头打人呢？这证明和谈期间，22军对枪弹武器的管理是严密的，即是他们内部人员欲取之也不易获得，也证明该军绝大多数官兵是拥护和平谈判的。
一直拖到5月27日才举行正式会谈，左世允、张之因、高凌云、张博学、鱼勃然等出席。这一轮谈判中，对方再不提“赴包头起义”的问题。他们力争的是改编后的师长由谁担任？我军要高凌云担任，左却要他的外甥董正谊担任。最后，我方代表团起草了一个“榆林谈判协议书”。该协议包括：该军军部直属队以及86师愿意接受毛主席1月14日声明之八项和平条件及中共所提全面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就地改编为解放军的1个师，师长高凌云；由师到连的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全部由我方委派；师下辖3个团，其中1个团的团长由我方委振，2个团的团长由86师的2个团长担任。军部直属队及86师的全体官兵以起义对待；县自卫队武装，一律收缴武器，实行复员。6月1日和平解放榆林城，等等。
呈此，一直犹豫不决的左世允，在绝大多数官兵要求下，在协议书上签字。紧接着，以左协中领衔、22军于1949年6月14日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电嘉勉，电文如下：
左协中将军及前国民党第22军全体官兵们：
接读通电，贵将军等率部受和平解放条件，使贵军及榆林一带人民咸庆解放，极为欣慰。尚望努力团结部队，加强整训，改善官兵、军民关系，为参加西北解放斗争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至此，这一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古城榆林，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自古华山一条道，另辟蹊径靠谁人？
智取华山的战斗，是西北解放战争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篇章。7名解放军战土和1位当地农民以英勇果断、机智灵活的战斗精神，战胜了凭据华山天险兵力超过自己50倍的敌人，取得了辉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