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第1野战军解放西安时，我大荔军分区的路东总队奉命配合渭南军分区的1个独立团，解放了潼关、华县、华阴3个县城。守敌陕西保安第6旅的部队大部经皇甫峪口向陕南逃窜。敌旅长韩子佩率1个警卫营及旅直属队逃上了华山。潼关解放后，渭南军分区留1个营驻守，我大荔军分区路东总队奉命返回华阴，就地休整，并抽出少数部队进剿逃窜到秦岭一带的零散敌人，对逃往华山的大荔专员兼保6旅旅长韩子佩及其残部，准备长期围困，待敌弹尽粮绝之时，乘机解放华山。
韩子佩，陕西神木县人。地主武装头子，反共专家，与我党周旋一生。10年内战期间，他任国民党地主武装骑兵大队长，由于他与红军作战有功，升任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的这条地头蛇，因有同我党长期斗争的经验，所以国民党委任他为洛川行署专员，负责堵住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封锁边区，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我抗战8年，他破坏丁8年。我军收复延安时，他随延安的逃敌一起逃往大荔。由于他的历史“功绩”，国民党又委任他为大荔行署专员。胡宗南收拢了从延安溃退下来的部分残兵败将，拚凑成保安第6旅，任命韩兼任旅长。
这时，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我军手中，我西北野战军在澄、合的几次战役中，曾经三次攻克大荔，韩子佩也是三进三出。到了1949年的春季攻势结束，渭北彻底解放时，韩子佩被迫逃过渭河，跑到毕山脚下的华阴县城，企图背靠华山进行抵抗。
我军解放华阴时，韩子佩本来是可以随军南逃的。但他印怀着一种侥幸心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胡宗南还叫以反攻过来，凭着大荔三进三出的经验，依靠华山天险，给养充足，他们自己备有相当的弹药，因此，韩子佩认为逃上华山既可抵抗一时，又可向胡宗南报功。所以当我军解放华阴时，韩收集残部——保6旅旅部，1个特务营和专署一部分伪职员计400余人，逃上华山。
我路东总队奉命回师华阴后，其任务是休整、剿匪、围困华山。为防敌人逃跑，我军增派1个连占领了华山东面通往陕南的皇甫峪口。原来围困华山的那个营，仍驻在华山脚下的五泉院，担任上华山道路的警戒，就地整训，相机歼敌。
华山，是我国五岳名山之一，位于西安城东100余公里的华阴县城南，北依陇海铁路，南接秦岭，以其险峻挺拔而闻名中外。华岳有五峰，主峰为南峰、东峰和西峰。南峰分为落雁、朝阳、莲华；东峰和西峰，相峙耸立，高插云端，登临其顶，确有“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之感。除主峰外，还有玉女、五云、天台等峰，人称中峰和北峰。华山的东、西、南三个方面都是层峦叠嶂，峭壁悬崖，无路可走。只有北面可以上山，即人们常说的“华山一条路”，这条路也是崎岖难攀的小道。有此险要道口，可谓一人守关，万夫难开。
华岳五峰，没有人家，是道家常住之地，山上住着几百名道士和道姑。各方教徒和信奉道教的人来往不断，香火极盛，尤其是那些达官贵人和有钱有势者，经常来这里朝山施舍。所以山上物质生活非常富有，有些老道竟成了富翁。当时敌人为了减少吃粮，延长他们的抵抗时间，把山上的年轻道士驱逐下山，这正为我军了解山上敌人的情况提供了有利条件，凡是从山上下来的人，我军都找他们谈话，了解山上的地形、敌人驻扎分布情况以及他们的思想状况等。
经过调查，我军得知，韩子佩带的保6旅旅部和大荔专署的伪职员驻扎在东峰、南峰；韩子佩住西峰；敌特务营营长带1个排约30余人驻北峰；特务营副营长指挥2个连沿北峰以下的道路设防，直至上山的路口。敌人认为华山只有一条路，依靠这个天险，解放军是飞不上来的。我军还了解到，各峰现存的粮食大约够山上敌人吃1年零4个月。
敌情基本搞清楚之后，总队党委作了一次专门研究，大家认为硬攻不利，长期围困也有困难，但又不能长期等待。最后，会议决定：
第一步，采取和平解决的方式，派保6旅起义的中队长孟俊甫和不愿逃上山的韩子佩的副官张道远上山劝降。孟、张登上北峰，便给韩子佩通了电话，说明来意，韩即下令将孟、张逮捕，就地处决。张道远惨遭杀害，孟俊甫由于在韩部时间长，熟人多，得到别人掩护，逃下山来。第一步计划失败后，总队继续调查研究，了解是否有其它的登山路线，歼灭敌人。孟俊甫说：“我小时候听大人说过，华山曾经被盗过，道人丢失了金条等贵重财物。但盗贼走的不是上华山的那条大路，至于怎样上去的，就说不清了。”孟俊甫的话引起了王生荣的深思，可以断定华山还有路可上。孟俊甫又提到另一条线索，华山上有中药材，采药材的人也上去过，但这是极少数人，而且又是偷偷爬上去的。因为山上的稀有药材，道人不让外人来采。采药人都是利用雨天或有大雾天上去的。但又讲不清谁采过药。王生荣认为这可能是解放华山的一把钥匙。于是，根据孟俊甫提供的线索，决定乘麦收季节，把部队撒开，到群众中开展广泛的调查工作。有人说，在猩猩勾居住的王银生的父亲，曾上山采过药，现其父已故，老母尚在，还有王银生的老婆和一个孩子。这个线索，至关重要。五生荣当即命令侦察参谋刘吉尧，带几个侦察员去猩猩沟找王银生。3天过后，刘吉尧向总队部写了一份报告，内称：不仅王银生之父上山采过药，而且王本人也上去过，但王的工作一时做不通，主要是王母认为过去丈夫是上山采药摔死的，王银生又是个独生子，因此不肯答应。王生荣看过报告，立即带1个连，赶往猩猩沟。王银生家一贫如洗，房子是在一块大石板上，用木棍支撑成三角架子，以树枝杂草盖顶，用杂草捆绑立成墙壁的棚子。棚子内架一口锅，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王银生家主要是靠采药为生计。
在三四天之中，王生荣他们主要是做王母的工作，说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为穷人办事的，打华山就是为解放这里的穷苦人民。同时，王生荣他们还从物质上对他家给予帮助，送去了猪肉、面粉、粉条，并让他们全家和部队一起吃饭。当时天下着大雨，战土们都住在露天，当她家的房子被风刮倒时，战土们连夜冒雨抢修。王母看到解放军的纪律与国民党军队大不相同，连声赞叹从未见过这样好的队伍。老妈妈从这些生动的事实中了解了我军，说出了她的心里话。自从王父上山采药摔死后，全家依靠王银生度日，她担心儿子再有个三长两短，日子再也无法过下去了。王生荣当即告诉王母：“请你儿子给我们带路，只是侦察路线，不是让他打仗。”但老妈妈总还是不放心，最后王生荣向老妈妈许了愿，如果万一有什么意外，由王生荣把老人家接出山，给她房子和地，政府给她养老。这样老妈妈才同意了让儿子带路的要求。正是有了人民的支援，才使智取华山成为可能。
奇迹，小分队战胜了40倍于己的敌人
王生荣挑选了7个人，组成一支精干的侦察小分队。他们是刘吉尧、杨建东、路德才、杨党成、崔乾山、孟俊甫、杨自发。这些人大都是连、排干部，又是单独执行过任务的老侦察员，平时作战机智勇敢。王银生也有实战经验，他曾被国民党抓兵在中条山打过日本。队长刘吉尧，年仅二十七八岁，有胆略，遇事稳重老练，善于分析，由于任务特殊，他们身上的行装很重，除携带麻绳等登山工具及干粮外，每人配备冲锋枪1支，盒子枪1支，手榴弹两枚。在临出发前，王银生的妈妈和媳妇为小分队整整做了一天一夜的干粮。
侦察小分队出发前，王生荣又一次交待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到北峰的路找到。不许打枪，不能暴露目标，只要踩出一条路，就算完成了任务。完成侦察任务后，就地隐蔽，监视敌人，然后立即派人下山联系。”
这时，总队命令2营营长何信德带该营4连驻猩猩沟待命，接应小分队。若得到小分队找到了上山路线的报告，就指挥该连上山消灭北峰的敌人，同时报告总队司令部。
6月13日晨8时，小分队从猩猩沟出发了。走了约1.5公里路，遇到了一面60多米高的绝壁。这时攀登北峰的第一道难关——天井。天井是光溜溜的陡壁，没有一棵树木，间或有一块块石尖凸出来。王银一凭着多年登山的经验和技巧，背好大绳，用竹竿头上的铁钩勾住石头尖，一点一点的往上爬，他上到了壁顶后，就把大绳的一头拴牢，另一头甩下，随后大家一个一个地抓住大绳攀了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