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汉学家，但因为曾接触过《易经》这本伟大典籍，所以愿意写下这篇序言，以作见证。同时，我也想借此良机再向故友理查德·尉礼贤致敬，他深切体会到他翻译的这本《易经》在西方是无可比拟的，在文化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假如《易经》的意义很容易掌握，序言就没有必要写。但事实却不是这样，重重迷障正笼罩在它上面。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看成咒语集，认为它太过晦涩难懂，要不然就是认为它了无价值。理雅格的翻译，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可见的英文译本，但这译本并不能使《易经》更为西方人的心灵所理解。相对之下，尉礼贤竭尽心力的结果，却开启了理会这本著作的象征形式的途径。他曾受教于圣人之徒劳乃宣，学过《易经》哲学及其用途，所以从事这项工作，其资格绰绰有余。而且，他还有多年实际占卜的经验，这需要很特殊的技巧。因为尉氏能掌握住《易经》生机活泼的意义，所以这本译本洞见深遂，远超出了学院式的中国哲学知识之藩篱。
一、占卜之为物
尉礼贤对于《易经》复杂问题的说明，以及实际运用它时所具有的洞见，都使我深受其益。我对占卜感兴趣已超过三十年了，对我而言，占卜作为探究潜意识的方法，似乎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我在1920年代初期遇到尉礼贤时，对《易经》已经相当熟悉。尉礼贤除了肯定我所了解的事情以外，还教导我其他更多的事情。
我不懂中文，而且也从未去过中国，但我可以向我的读者保证，要找到进入这本中国思想巨著的正确法门，并不容易，它和我们思维的模式相比，实在距离得太远了。假如我们想彻底了解这本书，当务之急是必须去除我们西方人的偏见。比如说：像中国人这样天赋异禀而又聪慧的民族，居然没有发展出我们所谓的科学，这真是奇怪。事实上，我们的科学是建立在以往被视为公理的因果法则上，这种观点目前正处在巨变之中，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无法完成的任务，当代的物理学正求完成。因果律公理已从根本处动摇，我们现在了解我们所说的自然律，只是统计的真理而已，因此必然会有例外发生。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在实验室里，需要极严格的限制其状况后，才能得到不变而可靠的自然律。假如我们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我们可以见到截然不同的图像：每一历程或偏或全都要受到机率的干扰，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因此在自然的情况下，能完全符合规则的事件反倒是例外。
正如我在《易经》里看到的，中国人的心灵似乎完全被事件的机率层面吸引住了，我们认为巧合的，却似乎成了这种特殊心灵的主要关怀。而我们所推崇的因果律，却几乎完全受到漠视。我们必须承认，机率是非常的重要，人类费了无比的精神，竭力要击毁且限制机率所带来的祸害。然而，和机率实际的效果相比之下，从理论上所得的因果关系顿时显得软弱无力，贱如尘土。石英水晶自然可以说成是种六面形的角柱体——只要我们看到的是理想上的水晶，这种论述当然非常正确。但在自然世界中，虽然所有的水晶确实都是六角形，却不可能看到两个完全相同的水晶。可是，中国圣人所看到的却似乎是真实的，而非理论的形状。对他来说，丰富的自然律所构成的经验实体，比起对事件作因果的解释，更要来得重要。因为事件必须彼此一一分离后，才可能恰当地以因果处理。
《易经》对待自然的态度，似乎很不以我们的因果程序为然。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实际观察到的情境，是机率的撞击，而非因果链会集所产生的明确效果——他们的兴趣似乎集中在观察时机率事件所形成的缘由，而非巧合时所需的假设的理由。当西方人正小心翼翼地过滤、较量、选择、分类、隔离时，中国人情境的图像却包容一切到最精致、超感觉的微细部分。因为所有这些成分都会会聚一起，成为观察时的情景。
因此，当人投掷三枚硬币，或者拨算四十九根蓍草时，这些机率的微细部分都进入了观察的情景之图像中，成为它的一部分——这“部分”对我们并不重要，但对中国人的心灵来说，却具有无比的意义。在某一情境内发生的事情，无可避免地会含有特属于此一情境的性质。这样的论述在我们看来，可以说陈腐不堪。但这里谈的不是抽象的论证，而是实际的状况。有些行家只要从酒的色泽、味道、形态上面，就可以告诉你它的产地与制造年分。有些古董家只要轻瞄一眼，就可非常准确地说出古董或家具的制造地点与制造者。有些占星家甚至于在以往完全不知道你的生辰的情况下，却可跟你讲你出生时，日月的位置何在，以及从地平面升起的黄道带征状为何。我们总得承认：情境总含有持久不断的蛛丝马迹在内。
换句话说，《易经》的作者相信卦爻在某种情境运作时，它与情境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性质上都是契合的。对他来说，卦爻是成卦时情境的代表——它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时钟的时辰，或者历表上季节月分等划分所能作的，同时卦爻也被视为它成卦时主要情境的指引者。
二、偶然的一致之意义——同时性
这种假设蕴含了我所谓的同时性这种相当怪异的原则，这概念所主张的观点，恰与因果性所主张的相反，后者只是统计的真理，并不是绝对的，它是种作用性的臆说，假设事件如何从彼衍化到此。然而同时性原理却认为事件在时空中的契合，并不只是机率而已，它蕴含更多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客观的诸事件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观察者主观的心理状态间，有一特殊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古代中国人心灵沉思宇宙的态度，在某点上可以和现代的物理学家比美，他不能否认他的世界模型确确实实是心理——物理的架构。微物理的事件要包含观察者在内，就像《易经》里的实在需要包含主观的，也就是心灵的条件在整体的情境当中。正如因果性描述了事件的前后系列，对中国人来说，同时性则处理了事件的契合。因果的观点告诉我们一个戏剧性的故事：D是如何呈现的？它是从存于其前的C衍生而来，而C又是从其前的B而来，如此等等。相形之下，同时性的观点则尝试塑造出平等且具有意义的契合之图像。ABCD等如何在同一情境以及同一地点中一齐呈现。首先，因为物理事件AB与心理事件CD具备同样的性质；其次，它们都是同一情境中的组成因素，此情境显示了一合理可解的图像。
易经六十四卦是种象征性的工具，它们决定了六十四种不同而各有代表性的情境，这种诠释与因果的解释可以互相比埒。因果的联结可经由统计决定，而且可经由实验控制，但情境却是独一无二，不能重复的，所以在正常状况下，要用同时性来实验，似乎不可能。《易经》认为要使同时性原理有效的唯一法门，乃在于观察者要认定卦爻辞确实可以呈显他心灵的状态，因此，当他投掷硬币或者区分蓍草时，要想定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一现成的情境当中。而且，发生在此情境里的任何事情，都统属于此情境，成为图像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一把火柴扔到地板上后，可以形成符合那个情境的图式。但如此明显的真理如真要透露它的涵意，只有读出图式以及证实了它的诠释以后，才有可能。这一方面要依赖观察者对主观与客观情境具有足够的知识，一方面要依赖后续事件的性质而定。这种程序显然不是习于实验证明或确实证据的批判性心灵所熟悉的，但对于想从和古代中国人相似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人士来说，《易经》也许会有些吸引人之处。
三、请教《易经》
我以上的论证，中国人当然从未想过，不但未想过，而且事情恰好相反。依据古老传统的解释，事实上是经由神灵诡秘方式的作用之后，蓍草才能提出有意义的答案。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成为此书活生生的灵魂。由于此书是种充满灵的存在，传统上认为人们可向《易经》请问，而且可预期获得合理的答复。谈到此处，我灵光一闪，突然想到：如果外行的读者能见识到《易经》怎样运作，也许他们会感到兴趣。为此缘故，我一丝不苟，完全依照中国人的观念作了个实验：在某一意义下我将此书人格化了，我要求它判断它目前的处境如何——也就是我将它引荐给英语世界的群众，结果会怎样？
虽然在道家哲学的前提内，这样的处理方法非常恰当，在我们看来却显得过于怪异。但是，即使精神错乱导致的诸种幻觉或者原始迷信所表现出来的诸种诡谲，都不曾吓着我，我总尽量不存偏见，保持好奇，这不就是“乐彼新知兮”吗？那么，此次我为何不冒险与这本充满灵性的古代典籍对谈一下呢？这样做，应当不致于有任何伤害，反而还可让读者见识到源远流长、贯穿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心理学之方法。不管对儒家或者道家学者来说，《易经》都代表一种精神的权威，也是一种哲学奥义的崇高显现。我利用投掷钱币的方法占卜，结果所得的答案，是第五十卦——鼎卦。
假如要与我提的问题之方式相应，卦爻辞必须这样看待：《易经》是位懂得告谕的人士。因此，它将自己视作一座鼎，视作含有熟食在内的一种礼器，食物在这里是要献给神灵歆享用的。尉礼贤谈到这点时说道：
鼎是精致文明才有的器物，它示意才能之士应当砥励自己，为了邦国利益牺牲奉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在宗教上已达到颠峰。鼎提供牲礼，献给上帝……上帝的明命则在先知与圣人身上显现，因此，尊崇他们即尊崇上帝。通过了他们，上帝的旨意应当谦卑地接受下来。
回到我们的假设，我们必须认定：《易经》在此是在给自己作见证。
当任何一卦的任何一爻值六或九之时，表示它们特别值得注意，在诠释上也比较重要。在我卜得的这个卦上，神灵著重九二、九三两爻上的九，爻辞说道：
九二
鼎里面有食物
我的同伴却忌妒我
但他们不能伤害我
何其幸运
《易经》说它自己：“我有（精神）粮食”。分享到伟大的东西时，常会“招来忌妒”，忌妒之声交加是围象里的一部分。忌妒者想剥夺掉《易经》所拥有的，换句话说，他们想剥夺掉它的意义，甚或毁掉它的意义。但他们的恶意毕竟成空，它丰富的内涵仍然极为稳固，它正面的建树仍没有被抢走。爻辞继续说道：
九三
鼎的把柄已更改
其人生命之途受到阻碍
肥美的雉鸡尚未被享受
一旦落雨，悔恨必有
然幸运必落在最终的时候
把柄是鼎上可以把捉的部分，它指出了《易经》（鼎卦）里的一个概念。但随着时光流逝，这个概念显然已有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已不再能够把握《易经》，结果“其人生命之途受到阻碍”。当我们不再能从占卜睿智的劝谕以及深遂的洞见中获得助益时，我们也就不再能从命运的迷宫以及人性的昏暗中辨别出明路。肥美的雉鸡是餐盘上的精华，大家却不再想动它。然而，当饥渴的大地再度承受甘霖，也就是空虚已被克服，痛失智慧的悔恨也告一段落时，渴望已久的时机终再降临，尉礼贤评道：“此处描述一个人身处在高度发展的文明中，却发现自己备受漠视，其成效备受打击。”《易经》确实在抱怨它的良质美德受人忽视，赋闲在地，可是它预期自己终将会再受肯定，所以又自我感到欣慰。
四、《易经》答语之意义
针对我向《易经》质询的问题，这两段爻辞提出了明确的解答，它既不需要用到精微细密的诠释，也不必用到任何精构的巧思以及怪诞的知识。任何稍有点常识的人都可领会答案的涵意，这答案指出一个对自己相当自信的人，其价值却不能普遍为人承认，甚至于连普为人知都谈不上。答者看待自己的方式相当有趣，它视自己为一容器，牲礼借着它奉献给诸神，使诸神歆享礼食。我们也可以说：它认定自己为一礼器，用以供应精神粮食给潜意识的因素或力量（神灵），这些因素或力量往往向外投射为诸神——换句话说，其目的也就是要正视这些力量应有的分量，以便引导它们，使它们进入个体的生命当中，发挥作用。无疑地，这就是宗教一解最初的涵义——小心凝视，注意神奇存有。
《易经》的方法确实考虑了隐藏在事物以及学者内部的“独特性质”，同时对潜藏在个人潜意识当中的因素，也一并考虑了进去。我请教《易经》，就像某人想请教一位将被引荐给朋友认识的先生一样，某人会问：这样做，这位先生是否觉得高兴。《易经》在答复我的问题时，谈到它自己在宗教上的意义，也谈到它目前仍然未为人知，时常招致误解，而且还谈到它希望他日可重获光彩——由最后这点显然可以看出：《易经》已瞥见我尚未写就的序言，更重要地，它也瞥见了英文译本。这样的反应很合理，就像我们可从相同处境的人士预期到的情况一样。
但是，这种反应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只是将三枚小铜板轻掷空中，然后它们掉下，滚动，最后静止不动，有时正面在上，有时反面在上。此种技巧初看似乎全无意义，但具有意义的反应却由此兴起，这种事实真是奥妙，这也是《易经》最杰出的成就。我所举的例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答案有意义乃是常例。西方的汉学家和一些颇有成就的中国学者很痛心疾首地告诉我：《易经》只是一些过时的咒语集。从谈话中，这些人士有时也承认他们曾向算命的相士——通常是道教的道士——请求占卜。这样做当然“了无意义”，但非常怪异的是：所得的答案竟然和问者心理学上的盲点极度的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