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想到的这个人,就是刚才还命他拟诏的翰林学士宋申锡。宋申锡瘦削,个头适中,一副书生气,性格沉稳,一般人很难见他高谈阔论,也很少见他私下传言,有什么事都搁在心中,轻易不向人吐露。他遇事总是不急不愠,但却很有主见,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且井井有条。凭唐文宗对他的了解,知道他忠谨沉厚,所托之事不到公开的程度,休想从他口中透出一个字,是一个可托付大事的人。因召他到勤政殿,摈退左右密谈,尽抒胸臆。宋申锡思维很敏捷,听话间就知道唐文宗的首桩心事就是如何驱除王守澄的威逼。于是他建言道:“陛下暂不露声色,以他兼职过多,先削去他宫中总管之职。这样他不为宫中总管,宫中大小事不容他插手,且常不宣召他。待宫中稳定后,再削掉他禁军中尉之职,最后将其放逐出宫。”唐文宗一听大喜,宫中之事以后多召仇士良去办,并不使王守澄知道。
接着,就擢宋申锡为尚书右丞,不久再迁为同平章事,正式为宰相。王守澄见唐文宗起用宋申锡,既不同枢密使商议,也不通过中书省,觉得事情来得很突然,很明显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就传言给李宗闵说:“我朝之所以多设同平章事,就是朝中大事防一人专断。今无端越过中书省任命宋申锡,已违旧制,中书省可依德宗朝故事,上书抗疏。”接到王守澄的指令,李宗闵不敢不遵,又无胆量抗疏,就找牛僧孺商议说:“老儿王起行将就木,却还纠集一班文人搞什么聚会,他们所谓的‘一七体诗’,在长安搞得沸沸扬扬。今天子不知听信何人谗言,不令我等知道,以宋申锡为宰相,中书省可抗疏不奉诏,年兄以为如何?”牛僧孺一听,急忙摇手说:“不可,不可!前时,陛下引我二人入朝,并无人敢违旨,又将李德裕等远撺外镇。今又无端抗疏,岂不让人以为我等仅以私党为限,我等岂不引火自焚!至于王起约人饮酒赋诗,我朝旧制是文人写诗只要不违律谋反,任何人不得加罪。何况王起,牛兄既然说他行将就木,何不让他自生自灭,我等不可开加罪诗人的端衅。”李宗闵一时语塞。这时,诏书又下中书省,以郑滑节度使李德裕代郭钊为西川节度使,牛僧孺叹息道:“此必陛下与宋申锡商议而定,看来陛下疑我等深矣,弟与年兄言行不可不慎。”李宗闵见此,心内也慌,自此后便不敢轻易多言。
原来,自嵯颠退兵后,西川的水利及生产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百姓被掳掠的、四处逃亡的多不胜数,人口锐减。再加上杜元颖在蜀时,只知搜刮钱财,边备松弛,各处军事设施残破不全。一个好好的“天府之国”,成为民生凋敝、残破穷困之地。郭钊眼看西川千疮百孔,一时无法恢复,一急之下旧病复发,只得上书说:“我朝自建北京(太原)、南京(成都)以来,河东、西川均为朝廷根基之地,朝廷历来委重臣镇守。臣本无才,叨祖上之荫,赖陛下信任,但臣年老多病,不能符陛下重托,有负圣恩,恳请朝廷选用能臣,以代臣,臣愿待罪阙下。”郭钊上疏一入朝,唐文宗立即召宋申锡商议郭钊求代之人。宋申锡说:“李德裕所到之处政绩卓著,今西川亟待完补,臣以为非李德裕莫属。”唐文宗新用宋申锡,确也言听计从,就听从他的建议,调李德裕入川。
李德裕到达成都后,首先从整顿兵备入手,他率士兵于成都东南角建起一座三层之楼,名曰“筹边楼”,楼高出城墙,以城墙为台基,楼上设立钟鼓,平时命戍守将士日夜登高望,有敌情则可撞钟报警;若有敌入寇则作为指挥所,以击鼓为进,鸣金为退,城外远近,尽收眼底。他又根据军事需要,绘制了军事地图,详细标出南到南诏,西达吐蕃的山川形势。粗略制作成功后,就在城内外张榜,不论将士百姓,老弱边民,只要熟悉蜀中、边地山川、城邑、道路险易远近广狭,尤其山间小道,凡能提供新情况的,一律有赏。即便是南诏、吐蕃的走卒贩夫,前来提供有用之情的,他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然后在图上逐一标明。每有标注,他还召集久在西川戍守,熟悉边备的将佐、老兵,共同研讨地图,征求他们的意见。由于他虚心待人,不耻下问,所召之人,没有知无不言的。人们说,李德裕是采用元和年间李征淮西之策,称他为“李再世”,但又说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川监军王践言,将李德裕在蜀中的举动,一一上奏唐文宗,奏章中多有溢美之词,又盛赞朝廷用人得当,蜀中初安。唐文宗大喜,转褒奖宋申锡举荐有功,宋申锡再三逊谢,这又使王守澄、李宗闵、牛僧孺大是嫉妒。三人中,牛僧孺自认为在军镇曾独掌军事,对军事部署方面比其他二人熟悉,就乘势上奏说:“陛下宜督李德裕修清溪关塞,以断南诏之路。”唐文宗认为牛僧孺言之有理,就又下诏书到成都,且说:“或无土,则以石垒之。”谁知李德裕得诏书后,却上奏说:“通蛮细(小)路至多,不可塞(断),惟重兵镇守,可保无虞。但黎雅以来得万人,成都得二万人,精加训练,则蛮不敢动矣!边兵又不宜多,须力可临制。张之农,张廷赏皆镇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