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编辑加工的原则之一，“多就少改”大约已经是业内人士的共识了。然而，为什么不能“多改少就”，而非得“多就少改”不可呢？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中级）里说：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尽可能多地保持原作的风貌，而且可以大大减轻编辑的工作量”。窃以为，还可以补充一条理由（而且也许还是更为要紧的理由），那就是：编辑所加工的是别人（作者）的作品而非编辑自己的作品；作品署着别人的姓名而非编辑自己的姓名。
遗憾的是，对别人的作品滥施刀斧的编辑，从前就有，现在依然不乏其人。早在1925年，鲁迅先生就曾在《望勿“纠正”》一文中批评过《花月痕》的陶乐勤标点本，说是“陶君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在提及陶本将秋痕“突见痴珠，便含笑低声说道……”和“痴珠笑道……”里的“笑”字改成了“哭”字时，鲁迅先生指出：“他们俩虽然都沦落，但其时却没有什么大悲哀，所以还都笑。而纠正本却将两个‘笑’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们一见就哭，看眼泪似乎太不值钱，况且‘含哭’也不成话。”十多年前，某编辑代表自己所供职的报社向漫画家方成约稿。方成按时交了稿，文章也按时见了报。但是，1 400字的文稿，排出来的铅字却只有1 000个。版面所限，有所删减，这倒也不足为怪。奇怪的是，方成“头到尾读了三遍，才发现1 000字里只有第二段开头16个字是自己写的；此外，没有一句是原文”。感慨之余，方成在一篇题为《编辑的幽默》的文章里言道：“一篇别人写的作品要加进自己98.4%的字数而不署自己的名字，这种幽默也是世间少有的。”对这种现象，《编辑之友》里有一篇文章评点得极中肯：“有的编辑对文稿下署名的深层含义所知甚少，总是盲目地习惯于用自己的语言去‘修正’别人的语言，用自己的风格去‘划一’别人的风格，于是，在这样的编辑负责编辑的专栏和专版里，出现的总是一个面孔和一种调门。这种面孔和调门当然就是一个人的——尽管有多种不同的署名。”笔者不才，将这种“幽默”的同道好有一比。比作何来？比作咱们四川人常用的一种家什——泡菜坛。不是吗？任随你是白菜，是萝卜，还是青笋，经它“泡”一“泡”，通统会“泡”成一种酸不溜丢的滋味。
那么，是不是只要改得少，就符合“多就少改”的原则了呢？窃以为，也不尽然。改得虽然少，但把不该改的地方改了，而且改错了，同样当以鲁迅先生所说的“纠歪”论之。例如某编辑先生大笔一挥，将书稿中的“1mW”改成了“1MW”。只改了一个字（将m改成了M），可意思却大相径庭——若将改前的值视为1，则改后就是1兆（109）了。又如，某习惯于按“想当然”办事的编辑先生，将书稿中的“明日黄花”改成了“昨日黄花”，全然不知这成语出自苏轼的诗《九日次韵王巩》：“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其原意是重阳过后，菊花即将枯萎，便再无什么可观赏的花了。后来人们就用“明日黄花”比喻已失去应时作用的事物。可就是这样的编辑先生，还往往很难接受别人的批评。你要用鲁迅先生那句“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的名言奉劝他们吗？他们很可能会说，自己“于意义”不是“不甚了然”，而是“十分了然”，所以有百分之百的理由和把握而“奋然‘加以纠正’”。但凡与这类编辑先生论曲直，大抵总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
或问：既然书稿是作者的东西，署着作者的名字，由作者“文责自负”，编辑能否“只就不改”呢？窃以为，编辑要对作者负责，还要对读者、对社会负责。既如此，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存有各种错漏疏谬的书流向社会，让其损害读者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作者和出版社的利益。数年前，笔者终审一本医学书稿，见其上有句云：“晬时，神清，血止。”觉得奇怪：“晬”者，婴儿满周岁或满百日之谓也。书稿中之“晬时”与婴儿毫不相干，究系何意呢？询问作者，方知指的是“时对时”（如从今日上午9时到明日上午9时）。斟酌之下，将“晬时”改成了“翌日”。这么一改，作者认可，编辑也放心了。以上是一个编辑改稿改得比较顺利的实例，但有些时候，也会遇到不小的阻力。例如不久前笔者担任责编的一本科普图书，书稿中科学性、知识性和语法、修辞、计量单位等各种各样的错误达三百余处。画出问号后，请作者处理。过了几日，作者又原封不动地将书稿送了回来，说是“画问号的地方都没有问题”。于是我不禁要动问了：书稿中的“倍减”是什么意思？“弧秒”是一个什么单位？为什么放着现成的国家标准不用，而要另搞一套，“发明”出别人不识为何物的光子动能符号“Ep”、势能符号“Ev”呢？就这样与作者从心平气和到面红耳赤，又从面红耳赤到心平气和，舌战了数日，总算说服了作者，同意将“倍减”改为“锐减”，将“弧秒”改为“[角]秒”，将光子动能符号“Ep”改为“Ek”，将势能符号“Ev”改为“Ep”了……说实话，在处理这本书稿时，我觉得自己处在了两难的境地：改吧，作者摇头；不改吧，错谬百出（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例如“倍减”）。倘不处理这些错谬之处，就不但愧对读者、社会和自己的出版社，而且也经不起质量检查，到时候那些编校差错不是还要记在我这个责任编辑的名下吗？几经掂量，我终于想定：宁肯撤销这个选题，也不能“制造”出“不合格产品”；三百余处错误必须一一订正，一个也不能放过。这绝非“不尊重作者”，更未违背“多就少改”的原则。“少”是相对的。“少”也罢，“多”也罢，非改不可的地方还是务必要改的。因为这些地方都不属于“可改可不改”的范围，所以不能“就”，只能“改”。
记得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里说过：“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难在何处？难就难在改文章须要“顺着作者的思路，按照原作的风格特色等进行加工，不能按照编辑个人的好恶行事”（见《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中级本，111页）。其实，难处还不仅仅在于此。由于作者的政治思想、学识、修养、文字水平有所不同，写作时的心境、构思的完善程度、材料的积累情况也有所不同，其书稿中就难免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误和不足。哪些可以“过而存之”，哪些非要订正不可，这是很考编辑“手艺”的。当然，可供编辑判断取舍的尺度还是那四个字：多就少改。问题在于，该“就”而未“就”是不对的，该“改”而未“改”则更不对。佩因说得好：“编辑在出版流程中扮演了一个很有用的角色，那就是‘勇于批判的第一读者’。”窃以为，“勇于批判”与“多就少改”，应当并行不悖。
（原载《出版广角》2004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