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年我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女儿，一个被“革命”被羞辱的“黑五类”子女，整个学生生涯的十六年其中包括上大学之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两年知青生活，都绝对是洁身自好，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少言寡语，吃苦耐劳。大学毕业，我以自己优异的表现和成绩，再加上我在大学期间已经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而浪得的虚名，幸运地获得留城，分配到武钢职工医院卫生处，成为一名流行病医生。我父母对我非常满意和自豪，奖励我一块“上海”牌女式手表，那简直就相当于现在的瑞士百达翡丽了。同时还赠我一封我父亲的亲笔信。信中宣布了他们对我的要求：现在你拿到大学文凭了，拥有令人满意的工作岗位了，也年满二十四了，可以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
当年的情形，几乎也和现在一模一样：二十四岁之前一直是森严壁垒的禁锢，二十四岁以后忽然被要求尽快解决个人问题。一下子我根本找不到感觉，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力和经验足以与男性进行交往和对他们有真实的判断。怎么办？自然就随大流了，学当时年轻姑娘们用流行的外在标准去找对象。其实也与现在一样，女孩子中间流行“高富帅”，大家都找家庭条件好、工作单位好、社会地位高的男生。对外形的要求是：“一米八盖，一米七五帅，一米六五用脚踹。”
我上班的医院，总有热心肠的中老年大夫们喜做媒婆，不断有人拿来照片，推荐各式人等。但是几乎没有完美的人，不是个子矮一点，就是老家在农村，或者一看照片的长相就令人生厌。于是一概谢绝。一晃，二十五岁了；再一晃，二十六岁了，已经吃二十七岁的饭了。同学们也都进入结婚高峰，婚礼此起彼伏地举行。更有神速者，几月不见都生孩子了。身边的好心人比我都着急。于是，当一个偶然机会把一个工科男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马上接受了他。工科男高大，英俊，本科，善运动，会打篮球，会游泳，跳水很潇洒，父母都是革干。我父母很满意这些条件，拍板同意。父母一旦同意，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向社会公开了。公开很重要，你公开，你就不流氓，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你不公开，你就暧昧，你就有生活作风问题。工科男来到我们科室，一一见过我们科室的老师和同事。然后再随我去大食堂排队打饭，接受四面八方的目测。我身高一米六五，他高我十多公分，二人都身条修长，他轮廓分明，我双眼皮又皮肤白皙，大家都赞好般配好般配。我的虚荣心也很满足。就这样踏踏实实进入下一个阶段：动手准备男婚女嫁的物质。我很激情地在汉口一家绣品店铺，花掉一百元整，买了一床湘绣缎子被面，那时候一百元可是不吃不喝两个多月的工资啊，给他展示，他没啥反应。他借了我的小说读了，也没啥多说的。他还是经常来我们食堂吃饭，还是用我的饭票和搪瓷碗。我的饭票吃完了，工资很吃紧，他毫无意识。偶尔我们也去吃个餐馆，我抢单，他毫无意识；我再抢单两次，他竟习惯了；再吃完，人嘴巴一抹，先撤，候在外面，吸烟去了。不料，我忽然生病，却是一场大病，腹部肿瘤，疑似恶性，要住院开刀，动大手术。我住院的病房里，连一双拖鞋都没有。首先想到并买来拖鞋的，不是他，而是朋友。我不满了，愤怒了，质疑了。实质上，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天生写作者，我骨子里头是反叛的、怀疑的、桀骜不驯的，对社会流行的这种物质化的找对象方式很是不屑的，对自己随大流的行为一直都是心有不甘的。我向往爱情，真正的爱情，轰轰烈烈的爱情，向往郎才女貌、德才兼备、剑胆琴心、侠骨柔肠的爱情——我傻乎乎的自我感觉良好，文绉绉典型的乌托邦之爱情梦幻。尤其面对这样一个不合心意的未婚夫，内心时刻都充满矛盾和犹豫，爱情梦幻就更加强烈。就在这个时候，偏巧，我未来的丈夫，我未来孩子的父亲，突然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