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写作爱好为我们提供了见面机会并且在一个讲习班相处了几个月。见面第一眼就有电闪雷鸣之感。只因双方外形都超出了对方的想象，本来以为写小说的人外形都很丑，结果面对面一看，发现彼此都不是那么丑，便以为乌托邦爱情梦幻之现实版，居然世上有。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于：我已有未婚夫。他已婚有孩，孩子尚在襁褓。巧的是，我对未婚夫强烈不满意，他也是对妻子有强烈不满意。可是，我们如果动一动念头，就会犯下“生活作风错误”。这个错误的可怖程度，我和他心里都非常清楚，谁都不愿意去触碰。理智与情感展开了激烈搏斗。第一时间，就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处理错误的问题：二人不是理智冷静地交流探讨共同平息突如其来的好感，而是故意不说话，故意躲避对方，强行拉开距离。结果抽刀断水水更流：即便借众人说话时候搭个话，即便跟随大家一起散步，即便在食堂同坐一个饭桌吃饭，都倍感甜蜜和兴奋。压抑的结果是反弹得更高。
后来我无数次地回想，如果当年人们和社会，只要稍有一点点宽容度，只要容得下我和他，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大大方方，公开坐下来，喝杯茶，交流与分析一下现状与利弊、道德与良心、家庭与责任等等，事情应该不会走向极端。遗憾的是，当时立刻有人向组织告密，跟踪盯梢，领导找谈话，党团组织要求坦白交代，单位以除名加以威胁，作家协会派专人专案整黑材料，居委会窥探与监视，家人一哭二闹三上吊，父母介入生气生病。狂风巨浪一波高于一波，直至法院起诉，警方诱捕，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有不明就里的记者以为抓到大新闻，真名实姓跟进报道，所用文字都极具侮辱性，社会舆论一片喧哗。一夜之间，我和他的大好前程被断送，优秀青年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过同时，也有我们的朋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专打冤案的律师拍案而起主动接案，我忍泪含悲昼夜写冤情刻钢板油印材料，层层申诉，中院、人大乃至北京高院。天昏地暗，天翻地覆，身败名裂，搞倒搞臭。而唯独那最初一刻发生的好感，却似盛开的焰火，被定格在永恒的瞬间，仿佛一盏孤灯，微弱地温暖和照亮着持续了将近三年的官司，这场艰苦卓绝的官司最后终于打赢，莫须有罪名被拆案。那一个夜晚，当他剃着粗糙的犯人光头，孤家寡人，站在一张简陋的行军床旁——这是他进监狱后被离婚剩下的唯一财产，深情地对我说：“嫁给我吧。”
我还能够说什么？唯有泪雨滂沱。
这不是爱情是什么？我们自己当事者迷，都坚定不移地相信这就是爱情。那些帮助过我们的律师和朋友们，也都认定这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无不为之感动与祝福。
我们结婚了，我们一无所有地结婚了。此前少许的个人积蓄，都在几年的诉讼中倾家荡产。一幢老旧筒子楼，其中有一间借来的小房，四壁都被煤烟熏黄了。我们用白石灰粉刷出一个洁白纯净的二人世界。我们所有的抽屉都空荡荡，唯装满清风明月。没有关系啊，正如民歌中唱的“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我们年轻，我们能够发愤图强地写作，我们能够创造生命。我们将拥有自己的孩子。我暗暗发誓，我一定要为他弥补失去孩子的忧伤。我一定能够弥补他失去孩子的忧伤。未来的孩子，成为我们生活中最为欣欣向荣的、充满未来的、明证这场爱情的奇迹。
我从一个根本不想要孩子只想要文学写作的女文青，变成了一个日思夜想期待受孕的小妇人。一个月又一个月。不久，孩子真的来了！
1988年1月19日，成为我此生最激动和最夸张的日子之一，是再也不可能忘记或者模糊的记忆。省直机关门诊部的那张尿检化验单，只是一张粗糙发黄印刷模糊的纸片，我却看那妊娠阳性的红色“+”号，鲜艳夺目，令我心跳怦怦，激动不已。那天是沙沙细雨，我的长筒胶鞋踏着人行道积水的唧唧声，平日从不在意，那一刻好比走红地毯，觉得自己的足音既悦耳动听又惊天动地，因为奇迹发生了！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步行！因为我身体很豪迈地拥有着两颗心！
事实本身很简单：我怀孕了——与无数女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