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已经呈现的，“儿童”这一单一的符号类别正受到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质疑。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方法都揭示了空间和时间上分裂的多样的童年，而那些采用儿童中心视角的方法则证明了儿童对童年的体验既是被分裂的，其本身也是碎片化的。例如，对儿童社会生活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日常社会体验既塑造了他们作为儿童的独特的本地文化身份（James，1993；Mayall，1996；Solberg，1994；Song，1996），同时又提出了关于儿童作为全球化的“儿童”的一员的身份问题。
前面几章通过对童年的制度性建构的考察，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多元性在空间和时间上呈现的复杂性。本章我们要考察儿童自身在探索和构建日常社会关系时对这些差异的监控、观察和拒绝。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面对当代童年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儿童文化”的认识论身份和它在传统术语“同伴群体社会化”中的经验性角色。20世纪70年代，哈德曼（Hardman，1973；1974）所提出的“儿童文化”概念这一童年人类学领域先驱性研究的动力，现在受到了新童年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质疑。
我们的讨论将会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有些散乱的知识旅行。首先，我们将检视是否可能单独地谈论童年的文化世界，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如何能最好地解释它？一些人认为，“童年文化”可以在一系列被称为“玩耍”（这是儿童得以互相交流的亚文化术语）———“儿童”的游戏和口头故事（verballore）———的独特文化形式中找到，但是否这样就足够了呢？或者，按照更为一般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是否把“儿童文化”看作儿童与同伴的社会生活的日常背景，看作专属于某一特定世代群体的“生活方式”更为合适呢？
如果采用了后一种方法，那么，脱离儿童的家庭成员，独立对儿童的日常生活进行分析，这样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和可靠的？又或是，将儿童日常生活孤立地分析，就好像他们没有受到他们最终不可避免要进入的“成人”世界的限制，这样的分析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和可靠的？
很明显，这两种“儿童文化”的分析方法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都低估了在儿童与同伴关系之外· 的儿童生活的社会背景。梅耶尔（Mayall，1995）指出，那种认为儿童构成了一个有自己独立和孤立的儿童文化的观点，忽视了儿童的童年主要是在家庭中通过成人儿童关系所构成，而非儿童儿童关系所构成的这一经验现实。但是，如果我们反对体现在“少数群体”儿童和“部落”儿童（见“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章）模式中的先驱性的“分离的另一个世界”的方法，那么还有什么替代的方法？我们会不会被迫退回到一些更为前社会学和传统的“发展性儿童”的观点以及相应的颇具说服力的关于认知和生物不成熟的决定论中去呢？如果这是最后一个对儿童日常实践的“童年”的独特社会关系的理论解释，那么新童年社会学的前景就非常暗淡了。
但是，本章将通过一系列经验例证来对这一质疑的理论分支进行梳理，开始解决这一僵局。简言之，本章认为，“童年文化”可被视为文化再生产的临时场地，使得“童年文化”的理论身份这一难题得以解决。尽管，社会化的确贯穿人生始终，并不会随童年结束而终结（Mayer，1970），但是，也正是那些居于生命历程特定位置的儿童，他们才是文化向下传递的必要工具。儿童“学习”文化和社会化（或社会化失败则被称为越轨者）是功能主义者社会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但他们对社会化如何进行则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
本章将对儿童的社会关系进行仔细的具体的分析，以便经验性地探究构成不断变化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的动力（Jenks，1993）。
简言之，我们认为，儿童的认知、情绪、社会和物质关系———这些被研究者记载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儿童社会生活的特点，即在文献中简称为“儿童文化”———仅仅是儿童在符号形式上（而非在性质上）社会化的独特日常过程的特殊例证。他们的分析揭示了儿童特定的时间和社会位置，这些儿童个体和集体都在学习“创造”文化。关注儿童的文化世界，使我们可以了解文化再生产过程发生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按照格尔茨（Geertz，1975）的观点，儿童文化不应被视为因果力，而应被视为描述儿童社会关系的情境。与“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章中批评过的消极文化形成（passiveculturalfashioning）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将重点放在社会化的“童年文化”，强调儿童现在与未来复杂的文化延续变化的积极促成者，而不是旁观者。儿童不单单受到这种结构背景的限制（见“社会空间中的童年”和“童年的时间性”两章），也促成了这种背景。“童年文化”因此不再是一个过时的多余的概念，它为童年研究可以对社会理论核心问题作出贡献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见“童年论”一章）。
一种童年的玩耍文化
艾欧娜（Iona）和彼得·欧比（PeterOpie）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最初看来似乎证明了独立的童年文化的存在。他们在超过30年时间里收集记录下来的儿童故事和游戏似乎是儿童独特文化形式的有力证据。卢瑟福（Rutherford，1971）与此类似的收集和大量关于儿童游戏的文献（Sutton Smith，1977）似乎也加强了儿童具有独立持久的儿童文化这一观点：
民俗学研究者和人类学家可以不跨出家门一步就对一种兴盛的自然的文化（这里是故意使用文化一词）进行考察，这种文化未被世故的世界所注意，也几乎不受其影响，就像那些无助地居住在内陆土著保留地的逐渐减少的土著人部落的文化一样。（OpieandOpie，1977，第22页）确实，哈德曼受到欧比的著作的启示后，开始发现儿童在社会中可能被当作了一个沉默的群体，并对童年的文化背景进行思考。哈德曼并未简单地将这两卷著作（OpieandOpie，1977；1969）作为有趣的民间故事，而是被欧比的介绍性评论所吸引。他们关注在儿童中流传的传统，描述了一个秘密的外在于家和家庭的儿童世界。她感到，这些观察需要更多的人类学评论，而不仅仅是欧比给出的“还原主义的解释”（reductionistinterpretation）（Hardman，1973，第85页）。由此她进而认为可以将儿童的语言和操场的游戏作为独立于成人世界的社会生活指标来进行研究，并提出可以通过直接与儿童交谈来获知这个少数群体的世界观。儿童将成为自己的信息提供者。与之前的儿童研究传统———发展心理学、功能主义、文化与人格学派———相反，她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替代性方案：
我所提到的这些关于儿童的人类学领域，或多或少都将儿童视为影响和塑造他们每个行为的压制的环境中消极的客体和无助的旁观者。他们认为儿童不断地向成人吸收、学习和反应，几乎没有自主性，儿童除了对习得经验的隐约展现之外，对于社会价值或行为毫无贡献……我提议的研究方法是将儿童作为他们自身而不是作为成人教育的接收器来进行研究。我的研究是要发现童年中是否存在一个自我管理的自主世界，并且这个世界不一定要反映成人文化的早期发展。
（Hardman，1973，第87页，emphasisadded）对于欧比和后来的哈德曼来说，“儿童文化”这一概念似乎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它很容易被拿来描述我们听说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他者的或作为儿童特有的不同的世界，这种做法一直是文学和传记对于已被遗忘的部落或边缘化的童年世界的描述的主题。它确认了更为平民主义的意象，社会学对儿童文化的确认为后来它对童年文化消失的关注搭建了舞台（Postman，1982），这就是斯黛芬丝（Stephens，1995，第9页）所说的“关于迷失的、遗失的、已逝的童年的论述”，以及对被成人世界“威胁、侵犯、污染的童年领域”的想象。但是，尽管在界定这些生命历程类别时，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差异是主题性的（即使不是象征性），但从理论上来证明（Jenks，1982a）“不同世界”却很不容易的。例如，在关于童年的争论刚刚出现时，雷诺兹（V.Reynolds，1974，第34页）就注意到经验研究并没有揭示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让我们觉得面对的是一个存在不同秩序的世界”。但是，正如穆迪（Munday，1979）所反驳的，必须要承认———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些儿童逐步都将成为成人。那么，如果不求助于新童年社会学所反对的传统发展模式，我们如何才能解释这一矛盾呢？
最近，这一争论又有了拓展，有观点认为儿童不是拥有一种和成人不同的文化，而是拥有两种和成人不同的文化，即不同性别的儿童所拥有的文化也不同。索恩（Thorne，1993）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她注意到这种“不同世界或文化”的模式常常是由研究男孩和女孩的社会经验———男孩和女孩各自的玩耍（Lever，1976）和言语游戏（Grugeon，1988；Corsaro，1979）的研究者所提出的。她这样认为原因是双重的，第一，不同性别文化模式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女孩和男孩通常是在一起的———在家中、在教堂、在邻里间；第二，用僵化的二重分类来分析一些流动性的处于运动和改变状态的事物。对于第二点，我们很快会再进行讨论。
但是，我们这里要先考察这种儿童文化的性别模式的特征。索恩（1993，第95页）利用从美国搜集来的田野资料作出如下总结：“男孩们强调位置和等级，而女孩们重视亲密和联系的建立。女孩们认可团结和共性，表现出一种所谓的‘平等精神’。”对于索恩（1993，第96页）而言，这一模式不仅无法解释她自己的经验研究，而且她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男孩女孩关系的文化模式：
当我在我的田野笔记中搜寻，试图找出它们是如何与文献中所提出的模式相关联的，结果我发现，许多支持这种模式的证据都来自我对贝利小姐班上最受欢迎的孩子的观察。这暗示了这种分离和不同（separate and different）世界的文献的核心问题：不是每个人所绘出的男孩和女孩都是一样的。
按照索恩的观点，许多童年研究文献都充满了“大男人偏见”，这种视角来自对浮夸的男孩群体（通常是工人阶级）行为的观察，这些行为呈现出一种陈规的超级英雄式的男子气概；相反，“作为一个女孩”的经验，则主要来自研究者对表达能力强的白人中产阶级女孩的观察。因此，她批评了认为童年存在性别化的分离和不同的世界的这一观点，要求我们不仅要注意到性别间的差异，更要注意到“社会阶层和种族这种分离和共性的交叉部分”（1993，第97页）。她认为，要克服这种二元论，有必要“从一种整体观出发，而不是从一种将性别作为分离和差异的假定出发”（第108页）。
索恩的解释无疑是有用的，她并且对于许多童年研究做出了必要的纠正，指出这些童年研究可能没有认识到男孩和女孩的经验的多样性，以及它们通常在不能对人种志学者对特殊儿童群体研究的偏爱进行方法论反思（见“研究童年”一章），她的解释却没有为本章所关注的基本矛盾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在索恩的解释中，儿童是一个政治上的“少数派”（如果不是一个“部落”的话），其构成（毫无疑问）独立于成人存在，又与成人不同。那么，我们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如何才能对“儿童文化”作出最佳解释？
童年文化的情境化
最近，关于儿童在操场或街头的社会生活的人种志研究的盛行，这可能不自觉地造成了对童年的异化，即将童年视为“听说来的另一种文化”。根据从儿童口中讲出的话———下流的笑话，仪式化的侮辱，嘲讽和争吵———来叙述童年，以及从他们的行为表现———生动的角色扮演游戏———来叙述童年，研究者在新童年社会学研究中能够记录下那些与无趣的成人生活大相径庭的另一种生活方式（James，1979；1986；1995b）。它描述了儿童的同伴生活的固定行为模式（Geertz，1975），它十足的活力吸引我们将这种“文化”的社会行动具体化。然而，正如之前提及的，与同伴在一起只是儿童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家里或是和成人在一起，可对于儿童的家庭生活的研究却呈现出明显相反的情形。不过，对于儿童家庭生活的研究直到最近才开始从儿童的视角来进行，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他们与“成人”问题的关系：离婚，单亲家庭或健康与疾病。在这种对儿童生活的研究中，他们的他者性和差异性已基本消失了。儿童不再是异化的，他们也以我们成人熟知的方式经历和面对着父母的问题。尽管他们掌握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要少得多，但他们的能力很明显，他们的处理方法也不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