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新童年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童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的或文化的建构；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差别不能直接通过生理差异如身体大小或性成熟度来进行“识别”。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童年研究的社会建构主义对于反对“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章所描述的前社会学的自然主义学说最为有用。虽然这种理论转向可能对于对抗生物还原论（biologicalreductionism）和决定论是必要的，但本章认为，在当前社会理论的争论中，它需要进行重新考察和修改。这里我们将重点关注童年的身体。
社会建构主义在童年研究领域中是一种有争议的正统学说，它在身体研究领域也是如此———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两种情况中，它都反对将社会关系解读为自然现象，但它的理论代价也因此更为明显。从广义上来说，社会建构主义可能被认为是另一种还原论：即是说，身体和儿童成为社会关系作用的结果，而作为自然或物质存在实体的身体／儿童则被忽视了。按照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观点，身体／儿童不是一个物质实体，而是一个松散的客体———它不是“自然”和“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而完全是话语作用的结果。借鉴身体社会学的最新发展，本章提出重新关注儿童的物质身体，这可以使我们的童年研究既将童年看作是一种话语建构，又是塑造社会关系及被社会关系塑造的儿童生活的一个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强调一个可能被社会建构主义所破坏的非常必要的关于身体和儿童的观点：社会行动是（一般而言）具体的行动，它不只是文本所叙述的，而是由真正的鲜活存在着的人来进行的。
本章讨论的第二组问题为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童年多样性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注解。社会建构主义者的童年著作中对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丢弃童年的物质性这一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特别是涉及童年身体如对年龄、生理变化和成长进行解释时尤其如此。例如，詹姆斯和普鲁特（1990b）已经谨慎地指出，话语理论不是没有问题，但承认（物质）身体至少应被视为多元地建构童年的无限可能性的一种局限或限制。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童年通过生物学达成了统一，那么这样的统一有何作用？
最后，我们认为，在新童年社会学研究中对身体的地位还缺乏澄清。一方面，作为一种物质实体的身体被简单地排除在外，童年话语成为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验现象的身体又始终存在，特别是存在于那些试图从儿童自己的视角来理解童年经验的儿童中心的人类学研究中。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在儿童自己对身体的描述中，身体的大小、形状、性别和其他特征都凸显出来。对于儿童身体定位的不准确可能会成为一种错失的机会：这些新的童年研究方法在强调儿童是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主体时，常常无法看到儿童参与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具体化（embodiment）的重要性。
我们对此的批判可能会找到推动这种研究向前发展的方式。
基础主义者和反基础
主义者对身体的论述
一个完整的理论必须对身体及其在社会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作出说明，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社会学和生物学是根据互相排斥的定义开展研究的，两个学科之间划定的界限得出了一个便于研究的劳动分工，但却是一个完全误导的劳动分工。
生物学家可能更愿意宣扬自己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被还原论者简单化的社会生物学。另一方面，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社会学家一般倾向于将自己的研究兴趣范围界定为非生物学的。例如，像我们在对传统理论的讨论（“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章）中所见，社会化概念中不仅将儿童与文化之间设定为一种消极接受的关系，也采用了一种区别于自然的文化概念。这既限制了社会科学在童年和社会方面的合法研究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也使得生物科学具有了不受挑战的合法性。
对于像B.S.特纳（B.S.Turner，1984，1992）这样的社会理论家而言，这种分裂的原因是常被提到的自启蒙运动以来就影响着西方思想的身心二元论。社会科学把自己放在身心二元论的一端，在这一端社会和文化主要按心灵主义者的方式进行定义，也就是说，社会是由诸如信仰、观念和规范这样的非自然甚至是非物质实体所组成的。不论这是不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真正根源；最近，希林（Shilling，1993）提出，身体在社会学研究中并非彻底地缺失了，它只是想当然地存在着，而没有得到清楚的理论分析或问题化（problematize）。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显然社会科学的问题是要将身体和社会放入一种不同类型的相互关系之中，一方面要避免陷入生物学的还原论，另一方面，要避免忽视作为物质实体的身体而只看到一系列非实在的意义。
B.S.特纳（1984）指出，当代社会学关于身体的思想可以划分为“基础主义者”方法和“反基础主义者”方法。这与上文谈到的两种还原论相似，在每个层面都涉及相互矛盾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假设。他指出，“基础主义者”和“反基础主义者”方法本身都是不充分的，需要对它们进行理论综合和超越。特纳的观点为考察这些不同的假设如何应用于童年研究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他认为，基础主义者将身体视为一个真实的物质实体，这个实体不能被简化为各种文化中的不同意义框架，如欧洲和北美的生物医学的解剖学教科书中的身体或印度草医学中的气卦。基础主义者最基本的观点是，假定存在着一些事物是独立于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发生作用的。身体是一种被感知到被体验到的实体。因此，这种视角优先考虑的主要是现象，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记录和分析不同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身体是如何被不同的行动者解释和体验的。
许多关于儿童身体意识发展的心理学研究中就存在着这种基础主义身体观点。尽管这些研究（Gellert，1962）在儿童如何认识身体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些洞见，但他们错误地把目前的生物学和医学版本的身体作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他们要求不同年龄的儿童画出人的身体并指出不同器官的位置，尽管一些研究者宣称他们惊讶于儿童对身体的了解如此之多，但儿童的知识仍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与“正确”（成人）版本相反的不正确或错误版本。
下文中将会指出，这种方法没有对儿童的身体观念如何与社会关系和童年文化相关联进行研究。他们固化和理想化了成人的知识，将其抽离出了它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生物学和医学知识不是被看作对自然的一种特定解释，而是被看作自然或自然的反映。
另一方面，反基础主义者则不愿意区分身体和它构成的存在表现（representations）。反基础主义者的观点是完全极端的理想主义：不存在物质的身体，只存在我们对它的认识，这种认识是由社会环境所塑造的。稍微缓和一些的观点认为，即使承认身体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也只能通过各种话语才能接触到。正是这些话语或身体存在表现建构和塑造出我们对身体的体验以及我们赋予身体的意义。按照这种观点，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分析这些存在表现，探寻身体构成和发挥作用的社会过程。
这种反基础主义的分析视角，特别是对童年身体的分析观点，出现在阿姆斯特朗（Armsrong，1983，1987）的研究中，虽然他对于童年身体的建构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童年社会学和人类学有着不同的思想根源。他认为在20世纪医学形成过程中，童年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和福柯一样，他挑战了社会学和生物学相互排斥的传统观念。他的目的是从医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质疑人体解剖是理解医学社会实践的可靠物质环境这一观点，“社会学受人体解剖学的支配已经太长时间了，它的影响太过普遍以至于已经嵌入社会学思想之中。现在无疑是挑战这种人体解剖学统治的认知秩序的时候了”（Armstrong，1987，第65页）。
阿姆斯特朗否认在社会生活之外存在一种当我们尝试理解生物医学时可供参考的生物学。相反，他认为，身体应该被看作一种社会建构的知识。
因此，他坚持认为，在任何历史时刻，身体都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潜在的事实，而应理解为由产生它的社会环境塑造的知识。他通过追溯身体的生物医学观点的改变特别是对其的病理学分类的改变来证明这一点。阿姆斯特朗探寻的是医学思想史上一种理解身体的范式对另一种的取代。通过这样的方式，知识就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松散的形式，它管理着那些关于其客体的能或不能被思考与讲述的事物：它在理论中创造的这一客体随后似乎在实践中被发现。因此，身体知识不应被理解为一些长期存在的物质现实的表现，而是一种观察和表现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权利关系和社会实践得到持续发展，也是权利关系和社会实践的延续。阿姆斯特朗（1987，第66页）问道：“什么是身体的本质？身体是它被感知到的样子；如果感知不这种观点认为‘生物学’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的发明，而不是人类社会的伟大、永久、普遍的基础。因此就有了追问生物学的形式与内容如何及为何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可能。一样，身体就不一样。”
作为感知的产物———一种建构、发明、分类或表现———身体无休止地被重新建构和重新改造，阿姆斯特朗（1983）重点追溯了随着儿科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医学学科的发展对于儿童身体的建构。最初，它只是一个关于儿童疾病的专业领域，但随后它宣称对儿童的健康和发展的整体进行关注。
18世纪现代生物医学的出现，使病理学分析成为必要，病理学分析认为疾病孤立地发生在身体的特定部分。当时，几乎没人关注病人的年龄或发展阶段。同一病理状况在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差异是逐渐被区分出来的，这些分类直到20世纪早期才成为一门独立医学专业的基础，阿姆斯特朗认为，这是儿童与成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转变的结果。
儿科医学作为一门专业的建立，推动了从儿童的疾病（diseaseinchildren）向儿童疾病（diseasesofchildren）的观念转变。由于童年被认为是与成年不同的，于是医学也认为儿童的疾病和儿童的身体与成人的疾病与身体不同。按照这一观点，儿童身体更像是被发明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在战后，儿科医学家越来越多地宣称他们关注的是“正常”的儿童，即关注的是积极的健康而不仅仅是对疾病的治疗。
事实上，正是儿科医学引领了这一如今在医学领域广泛存在的转向，即通过建立诸如社会调查这样的监控和管理人群的全景敞视技术来实现从关注身体的疾病转向关注社会环境之中的身体。阿姆斯特朗（1983，第15页）认为，这些技术导致对童年身体的不同看法和不同类型的儿童的产生：“紧张的儿童，脆弱的儿童，神经质的儿童，适应困难的儿童，不听话的儿童，过分敏感的儿童和反复无常的儿童，本质上都是看待童年的一种新方式的发明。”
与此相似，在讨论“婴儿夭折”现象———即儿童的身体死亡———的出现时，阿姆斯特朗反对将其理解为一种历史恒定发生的事件和一种等待探究的生物现象。相反，婴儿夭折是一种发明，是特定思想的产物，是对儿童死亡的记录和分析。他指出，尽管用于计算婴儿夭折率的数据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直到1877年才计算出婴儿夭折率。这种新的统计实践是应政府改善人们医疗状况的要求，通过对私人家庭领域的干预而产生的：
住房、营养、卫生和贫困成为将家庭从私人领域带入公共领域的分析工具。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很快卷入了家庭生活分析的网络之中……婴儿的夭折率本身也相应成为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指标。
（Armstrong，1986，第213—214页）与多泽洛特（Donzelot，1980）一样，阿姆斯特朗将儿童———特别是儿童的身体———视为是一个医学社会学问题，从而为管理私人空间特别是家庭空间提供了途径。
不可侵犯的身体：儿童虐待
阿姆斯特朗讨论的这种相对去自然化（denaturalized）或反基础主义的童年身体，其出现采用了一种非常明显的后现代性中的象征形式，这种形式与儿童虐待有关，这里将儿童虐待作为一个扩展事例来讨论。这看起来似乎是对于纯洁身体的重新关注，儿童身体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见“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章）。儿童的身体应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护，任何对它的侵犯都是无法想象的犯罪行为。伤害儿童就是伤害社会情感和“良善”（goodness）的体现。甚至这种行为完全就是罪恶的化身。但是，儿童虐待现象在历史过程中一直存在，也是当代集体意识关心的主要问题。这种虐待的表现形式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身体虐待（Kempeetal.，1962）、性虐待（Finkelhor，1979）、心理虐待和精神虐待（GarbarinoandGilliam，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