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对儿童个体有着重大的影响。
那么，按照阿姆斯特朗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20世纪末之所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恶劣的儿童虐待现象，不是因为我们对待儿童的行为模式发生了任何改变，而是因为在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政治和道德控制模式都在发生改变。这些改变进而影响了我们对童年的看法（Jenks，1994）。然而过时的儿童美景渲染了忽视或不能理解虐待现象，但它论述了虐待且强调了照料的必要性。它的儿童观对虐待的关注，不仅是通过审查和监视实现的（Dingwalletal.，1986），也是通过对加速发展的社会变革造成的个体身份和社会关系的特殊结构性要求来实现的。
显然，现在报告的儿童虐待案件要比30年前甚至20年前多得多。这主要说明了在“发生率”和“盛行率”之间概念和方法论的差异（Mayesetal.，1992），即在某一时间点的发生数量和某一时间段内的发生数量之间的差异。但是，最初这种增长被许多评论家视为一种社会趋势，并且对此的解释都太过简单。表面的解释几乎普遍只关注短期状况及其与现象本身的联系———例如，他们把虐待主要归咎于现代核心家庭的产生及其对家庭内部稳定性的威胁。
我们已经看到（见“前社会学中的儿童”和“童年的时间性”两章），阿里耶斯和德莫斯（DeMause）以及一批新启蒙历史学家对于童年发展的解释都基于特定的信条。这些信条是：（1）作为人的一个类别的童年在过去并非社会的集体共识的一部分；（2）童年和儿童照料模式是逐渐发展起来的；（3）这种发展利用了我们对儿童的情感，但也受到与人性哲学、教育理论、人力资本经济学、人权政治学相关的观念进步的指引；（4）儿童的精神的、身体的和心理的需要越来越受到关注；（5）当代社会的童年经验取代了所有以前的历史上的表现。
但是，这些解释所未能提供的，是对于现代西方社会前所未有的儿童虐待现象的产生的解释。事实上，如果他们论述的逻辑能实现其终极目标，那么儿童虐待现象就应该已经消失了。因此，我们必须推翻他们的观点。我们不能说那时没有区分出儿童身份，而现在世界的组织方式和儿童相关；也不能说那时对人的虐待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现在虐待儿童是难以想象的事。相反，我们必须指出，儿童虐待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在任何历史时期和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儿童的身体遭到剥削、性骚扰以及身体和心理暴力的情况（Inglis，1978；Jobling，1978；KempeandKempe，1978）。
美国著名儿科医学家肯培（Kempe）赞同儿童虐待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这一观点。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些医院的放射线学者开始发表关于年幼儿童骨折的报告，骨折的原因既没有得到说明也没有得到父母充分的解释。是肯培提出了“受虐儿童”（batteredbaby）的概念，并开始使儿童虐待综合征为人所知。“受虐儿童”这一词被英国社会服务界较少的指责，而变为“非意外伤害”一说，但肯培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社会问题类型的表述较为盛行。不过，当肯培区分不断变化的有关儿童虐待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观念之间的差异时，问题的产生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更微妙的形式。
一部关于儿童虐待的著作不可能在100年前产生。如果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者被送回19世纪，以他的现代视角来调查当时的家庭图景，儿童虐待将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但是，过去的家庭和社区几乎看不到儿童虐待的存在。只有当我们文化的情感和观念发生改变后，它才可能被认作是一种社会病。（KempeandKempe，1978，第17页）与此相似，福柯（1988，第302页）对乱伦作出如下叙述：
乱伦是一种流行的行为，我的意思是，这种行为在人群中长期普遍存在。直到19世纪末，各种社会压力才开始针对它。显然，对乱伦的禁止是知识分子的发明……如果你查找19世纪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对乱伦的研究，你将一无所获。当然，会有一些零散的医学报告，但乱伦行为在那时真的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现代儿童的确是具体的，但我们需要通过解释儿童自身如何感知他们的身体来进一步对这种具体的儿童本质作出理论分析。
童年的经验性身体
尽管身体作为一种松散的知识让我们对诸如医学这样的专业的作用及它们在建立理解身体的框架方面发挥的作用有了许多了解，但它对于作为经验性实体的身体却没有提供认识。为此，我们必须转向那些童年社会学中以儿童的生活世界为中心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是通过人种志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见“研究童年”一章）来进入特定儿童的社会世界的。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两个例子尽管研究环境不同，但都使用了这种方法。
这两项研究都显示出身体“充满象征意义”（B.S.Turner，1984）且因此成为儿童建立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詹姆斯（1993）探讨了更为一般的儿童每日生活的经验环境，重点关注儿童如何创造和制定出差异类型，特别是家庭中的身体和学校中的身体的差异。布鲁邦德兰纳（BluebondLangner）的研究则对一个癌症患儿的夏令营和一个由白血病末期儿童及其照顾者组成的病房这样两个较为封闭的世界进行了重构（BluebondLangner，1978）。
詹姆斯（1993）指出，身体差异（身高和体重）在西方文化中被用来创造出一个他者化类别的“儿童”。她认为，正常发展的儿童身体的文化刻板印象对于父母和儿童自身来说都很重要。偏离标准观念会引起强烈的焦虑。
在儿童中，身体经验特别是身体差异是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詹姆斯在其人种学研究中指出对于她所研究的儿童而言特别重要的五个方面：身高、身形、样貌、性别和表现。每个方面都是儿童的互动、身份和关系的灵活多变的来源。
虽然关于这五个方面的文化刻板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儿童并非简单地被动地接受它们。相反，他们积极的理解和应用它们，以了解自己的身体及其与其他身体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身体的意义得以形成。詹姆斯对此作出的一个解释是，儿童必须接受自己和同伴不断发生改变的身体，以及接受不断改变的制度环境。例如，詹姆斯发现了幼儿园最后阶段的儿童如何认为自己“大”；他们对于自己和那些刚进入幼儿园的儿童的差异的理解说明了这种认同。但一旦他们完成了过渡进入小学时，他们又回到了“小”。这种相对性造成了他们对大小和身份之间关系理解的流动性，产生了詹姆斯所说的儿童对于身体意义的典型的“急躁”（edginess）。童年的身体正是因为其不稳定的物质性而成为形成和破坏身份认同的关键资源。
大小和年龄之间的刻板关系为儿童提供了一个识别自己的良好资源。
身体大小成为年龄的一种隐喻，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被用来反映、宣告和获得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性。一名8岁的女孩对这一体验作了清楚的说明：
我想要的就是长大，我（为什么）想的是长大，因为每个人都把我当作小孩，当作婴儿。他们说“卡米拉，你能那样做吗？”就好像我是个小孩一样。我的姐姐给了我一个小玩具玩，你猜发生什么？我妈妈把我抱起来放在椅子上，说“我过会儿就来喂你”，我说“不，我可以自己吃”。
我姐姐从来不会像我这样被抱来抱去。她经常把我拖来拖去，还向我大喊，比如“卡米拉，你这个蠢小孩。为什么你在我的衣橱里？为什么你穿着我的内衣？”（James，1993，第114页）儿童将身体差异作为身份标志的做法普遍存在。“胖”和“瘦”都同样被视为偏离了标准，因此都提供了身份形成的来源。但是，尽管儿童大量采用了大小这一文化刻板印象，但几乎任何身体差异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一个男孩的龅牙这一特征常常被指出，但其意义则是依情况变化的，可能被看作“愚笨”，也可能被认为拥有友好的笑容。
通过这些方式被贴上标签，对于许多儿童来说只是一个转瞬即逝或至少是暂时的经验，但对那些身体长期具有差异的儿童来说———如那些需要戴眼镜的儿童———这个贴标签的过程可能被转化为持久的劣势。这些儿童有永远被视为弱小的或脆弱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是这样，身体差异和身份污名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儿童的身份主要取决于儿童所采取的策略：
一个儿童可能感到自己的局外人身份随着时间越来越明显和确定，另一名儿童则可能找到将差异转化为优势的途径。戴眼镜可能被认为是聪明的标志，也可能不被这样认为。
布鲁邦德兰纳的研究也鲜明地阐述了探究儿童在其中解释身体差异的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在对北美的癌症患儿夏令营的研究中，她发现，无条件地被同伴所接受是这些儿童的夏令营经历最珍贵的方面（BluebondLangneretal.，1991）。在家时由于治疗导致的掉头发和其他负面影响使得他们将自己隔离起来，以免受到学校或邻里间其他健康儿童的取笑。相反，在夏令营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身体特征则是一种不同的象征，是身份认同。
在一项更早的研究中，布鲁邦德兰纳（1978）也对儿童身体知识形成的环境进行了考察，她的研究揭示了北美的白血病末期患儿如何渐渐能够通过对自己和病友的身体的认识，以及对他们的父母、护士和医生的肢体表现的解读，了解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预诊结果对儿童是保密的，照顾他们的成人绝不会透露一点信息。但布鲁邦德兰纳发现，儿童通过主动的敏锐的解释技巧对医院环境进行理解。儿童在病房的过道中了解到谁的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以及谁突然消失了，大家对此很悲伤却又不做出任何解释。例如，她描述了儿童如何听到护士们在洗衣房中悄悄谈论他们不应听到的事：
他们努力地将偷听来的片段进行组合还原。最感人的是，她分析了为什么即使这些儿童知道了自己最终的命运，但仍然没有告诉父母：他们看到家庭成员的身体和忧虑的脸庞，觉得他们的成人照顾者已经非常脆弱，不能再增加任何精神负担了。
还原论及其避免
尽管B.S.特纳（1984）所提出的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之间的区别有助于我们区分不同童年身体研究所依据的假设，但他认为这些区分最终都是有问题的。为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种折中的方法论，即将不同的童年身体解释一起呈现出来。詹姆斯和布鲁邦德兰纳主要关注的是对于儿童而言身体经历和不断变化的身体的意义，而阿姆斯特朗（1983）的解释则试图从一个结构性的松散的视角去讨论成人身体和儿童身体差异的不断变化的假设如何成为高度权威的知识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尽管这两种解释基于不同的身体假设，但却可以被认为在讨论不同但同样正当的问题。
但是，希林（Shilling，1993，第103页）在评论B.S.特纳的观点时指出其难以对这两种解释进行综合，因为它的方法是附加式（additive）的而非关联式（relational）的：它试图“在不改变任何基本参数的情况下将基本主义和反基本主义的框架结合起来”。结果是，它没有考察自然界中的身体和社会中的身体之间的不断变化的关系。希林承认在生物还原论和社会还原论之间进行折衷的必要性，但他尝试通过另一种路线进行综合；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身体在出生时是未完成的，在整个生命历程中，身体的变化过程既是生物性的又是社会性的。
首先，他指出，身心关系必须被放在更广泛的自然文化关系中来认识，这一观点从人类学和女性主义研究中得到启发。在前者即人类学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由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1980）提出的象征隐喻理论，有时也被称为“经验性推理”。他们认为，身体和心灵之间存在紧密但是一对一的关系，之所以存在这种关系，是因为心灵存在于身体之中并依靠身体机能实现对自然界的感知。例如，我们存在于一个由于重力而产生“向上”或“向下”运动现象的世界之中。人类思想吸收借鉴了这一现象，将幸福表述为“向上”，而悲伤则用下降的隐喻表示。女性主义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指出，造成男人和女人不同经验的生物差异是不能被简单还原的。
尽管一些女性主义研究有生物还原论的倾向，但其他研究都关注生物过程和社会过程之间的交互作用，在这种互动中，自然差异被改造或转化为社会差异（Orbach，1988；Chernin，1983）。在这些研究中，自然的身体不仅受到社会关系的塑造，而且对于社会关系建构来说，它既是资源又是限制。第二点也同样重要，希林指出，一旦我们赋予了身体生物／生理的存在，我们就能看到它是如何被诸如饮食或纪律制度这样的物质实践所塑造，以及被对身体作出解释的象征过程所塑造。这对于我们理解童年及童年对身体社会理论的贡献有何启发，是我们接下来将要探讨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