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上，将中国的政府制度归类为绝对专制可能是妥当的。但是这一判断不能准确描述它的实际操作过程，可能误入歧途，也是不公平的。它是简单而纯粹的家长制政治。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基本单位。建立在对一家之主的地位和权威的尊崇的古代宗法观念之上的家长制是中国政府组织创建的理论基础。
西方世界习惯于误会曲解中国的一切事物，这已然成为了一条规律。如果说这种误解在任何方面都是不可原谅的话，那么涉及对这个帝国政府的理解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例外。
对于现代政治制度背景下的学生们来说，政府权威或多或少或完全地要建立在大众投票之上，政府要分权制衡，要建立与之相关的权力制衡结构。而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制度看起来就是个毫无希望、难以理解的谜团。西方人认为中国政府就是一个复杂的、既模糊不清又经常冲突的权力的混合体。他们徒劳无益地试图解开这一团乱麻，结果自己也深陷其中，不得不纷纷放弃这样的努力。他们也被搞糊涂了，世界上怎么会有中国这样类型的政府呢，怎么会有人愿意在这样的政府管理下生活呢？不得已，西方人往往给中国的政府贴上“绝对专制”的标签后，就不去深究了。
由游离于中国之外的观察者的立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一点都不令人奇怪的。中国人拥有极少或者根本就没有那些西方人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权利。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权利要求。在中国，审判没有法庭。中国的原告宁愿相信父母官一个人，也不愿意信赖由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不像英国人和美国人，中国百姓的概念中根本就没有“人身保护权”，他们更没有听说过关于在西方如雷贯耳的“权利保护者”和“大宪章”的只故宫，明清两个朝代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
言片语。他们对我们的选举也仅仅是感到好奇，并非真正有兴趣。
在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和组成立法结构的过程中，中国人没有发言权，起不到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法律是简单的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由单个案例堆砌而成。中国有一部全国通行的法律，是许多世纪以来帝国政令的累积和有序排列。它们是从大量的审判中整理出来的，几乎涉及了不同领域的所有案件和可能的所有细节问题。中国人普遍对律师抱有难以克服的厌恶情绪。中国人对西方司法程序的最大反对就是律师行业的存在和我们在法庭上雇用律师。中国有位著名的政治家曾经对笔者说：“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和常识能够发现每一件案子的疑点，作出正确的判决。我们不需要雇用别人去帮我们作证明判断，去颠倒黑白。”
“所有政府权力都来源于人民的授权。”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对这句话非常熟悉，越来越赞同。中国人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层次的理论。极少有人听说过这样的话。恰恰相反，中国人在一本很多人都阅读过的书中创造出了自己的理论。他们改了一个字：“所有政府权力都来源于上天的授权。”这里指的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理论--译者。不管时间消逝，不管统治者贤愚中庸，中国人一直执著于这样的政治理念。漫长的时间隧道中，王朝更替，风云变幻，中国人逐渐将这一观念变幻成了巧妙的联想和迷信。对于他们的政府制度，中国人一成不变地保持原样，没有在任何历史时期作过任何根本性的变动。他们的记录显示，在政治方面，今天的中国和2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
中国悠久的历史没有记载任何修正政府体制的呼声和努力。整套制度不仅存在，而且制度统治下的人民也都赞同、满意于这一制度。这套制度从未在本国受过批判还被周边的弱小民族所仿照，扩展影响。它比地球上所有其他的政权制度存在的时间都要长；它统治着约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广大的人民，并且为百姓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和平和繁荣。就像过去一样，无数世纪后的今天，中国人它的统治下依然心满意足。必须承认，中国的权力制度必然存在积极正面的内容，存在呼唤激发人的善良本性的因素。
不管作什么样的解释，我们都不能说中国人过于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缺乏反抗压迫的勇气。在外人看来，其他激进、富有侵略性的民族早就在这样的压力下揭竿而起，推翻压迫了。中国人小心谨慎、行动迟缓、温和保守。但是中国人也具有保持独立的坚定特性，对政党权力的内生而强烈的热爱。只要有可能，他们也会像其他民族一样，迅速、积极地为保证自己的权益而战。可能他们采取的方式不同，但是维护权利的目的是相同的。中国人反抗当地统治者的事例不胜枚举。可是他们从不反抗政府，更不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政治制度本身作者在此处描述的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现象--译者。。据说他们用最民主也是最随便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父母官，比如县令。他们甚至会揪官员的辫子，掴他们的耳光。不是因为当官的严格执行他们的政党权威，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正当地行使天子交给他们的职责。中国人常常给父母官取绰号，来描述他们的个性和执政风格。甚至有人将皇帝称为“老头子”。当然了，只有极少数的人敢这么称呼。
在理论上，将中国的政府制度归类为绝对专制可能是妥当的。但是这一判断不能准确描述它的实际操作过程，可能误入歧途，也是不公平的。它是简单而纯粹的家长制政治。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基本单位。建立在对一家之主的地位和权威的尊崇的古代宗法观念之上的家长制是中国政府组织创建的理论基础。我们在其中能找到的唯一专制的因素就是在古老的家长制法律下，父母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威。
在当今中国，家长制势力非常强大，并且得到超乎一般的严峻强化。理论本身非常简单，也许可以一句话来概括。父亲是儿子的绝对主人，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拥有这种专制权力。根据我们的感念，儿子根本不能变成长辈。只要父亲还活着，儿子就完全独立不了。如果父亲活着一天，儿子就要服侍一天，必要的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妻子和子女；当父亲逝世了，儿子还要举办一场超乎寻常的葬礼，为父亲守孝三年，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千万不能生育。在他在世期间，儿子每年都要去父亲的坟墓祭奠两次。
中国法律规定任何人辱骂他人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妻子辱骂她丈夫的双亲或者祖父母是严重的罪行，会被判绞立决绞立决：死刑，立即执行，是《大清律》中最重的刑罚--译者。。违背子女孝顺职责的任一罪行都将遭到相同的严厉惩罚。同类法律在中国得到了最严格的执行。在另一方面，父亲在被赋予了对儿子的权限、权利的同时，在法律上他也要对儿子的行为负责任。假如一个人犯法了，那么如果他的父亲和祖父在世的话，长辈连同子孙要承担同样的惩罚。因为在理论上，父亲、祖父没有做到管教的职责，没有能使子孙成为良善百姓。
1873年北京城发生的一件令人震惊的案件正好向我们解释了这个道理。一个中国人被控盗掘了一位亲王的坟墓，并偷走了其中的有价值的陪葬品。没有证据表明他的亲属中有人参与了整个案件，或者有人对其中的点滴有所察觉。但是整个家族，跨越了五代的十三个人，其中还有一位超过了90岁的老人家和一位不到两个月大的婴儿，都被判处了死刑。罪犯和他的父母被凌迟处死，剐成一片片的；其他人中的男子被斩首，女子被绞死。
外国人有必要仔细记住中国家长制的观念。因为中国政府的整个体系都是由此发展起来的。家庭只是庞大而毫不变化的帝国权力结构的细化而已。家庭连它的独裁家长是一个基本单位。紧接着的层次是家庭在乡村生活的极简单的组合。它们构成了权力结构的第二层单位，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地方自治的作用。年长者被允许进行相当的管理，因此也对培养年轻人的良好行为，灌输恰当的准则负有责任。在实践中，这种半官方的年长者组成的权力机构可以不受干涉地独立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务。他们的意见在处理重要事务中也有相当的分量。这些乡村机构的功能得到了完全的承认。不仅是高级官僚，就是登基的每一位皇帝都承认了这种权力。以200年前的康熙皇帝为例。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颁发了包含每位百姓的不同职责，如何处理与其他人和国家的关系，帝国各地村庄中年长者的职责等方面内容的18道谕旨1670年，康熙皇帝鉴于“风俗日敝，人心不古”的形势，要“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加强教化发布了劝善诏书，共十六条道德格言。史称《圣谕十六条》。内容是：1敦孝弟以重人伦；2笃宗族以昭雍睦；3和乡党以息争讼；4重农桑以足衣食；5尚节俭以惜财用；6隆学校以端士习；7黜异端以崇正学；8讲法律以儆愚顽；9明礼让以厚风俗；10务本业以定民志；11训子弟以禁非为；12息诬告以全良善；13诫窝逃以免株连；14完钱粮以省催科；15联保甲以弭盗贼；16解仇忿以重身命。1724年，雍正皇帝又作了进一步解释，编成《圣谕广训》，作为强制性社会教育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这些谕旨是研究清代孝治的关键所在，深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政策、宗法社会制度和中国社会的政治本质；也是西方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必读书--译者。。他要求各地乡村每逢初一、十五召集年轻人，当众宣读、讲解这些谕旨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各地的村庄群再组合起来，形成更高层次的单位，自然地成为一个个行省。这些省份类似于美国的州。数量上的18个行省组成了中华帝国。
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清圣祖康熙， 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整个体系的中心人物当然就是皇帝了。中国人很自豪自称为龙的子孙，而皇帝就是真龙天子，是臣民的父亲和先知。皇帝的权威自天而来，与天共存。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意志就是权力。他对帝国内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分财富都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是它们天然的主人。在这样的理论安排下，中国政府不存在任何内债在西方人眼睛中，政府和国家是两个概念。皇帝代表的仅仅是政府，而不应该是国家。因此政府财政困难的时候，往往要向社会，向百姓举债。这样的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的--译者。。帝国内的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如果皇帝为首的政府需要财富的话，无须借贷，直接取走就可以了。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是皇帝的，后者可以下令国内所有年龄在16岁到60岁之间的男性臣民为他服劳役。
皇帝还有另一项神圣的职责。这项神圣的职责增添了人们对皇帝的敬畏，加重了他身上的神化色彩，也导致了他被重重宫殿所隔离。他是天子，是上天来的大牧师。只有他才能代表天下百姓，在神秘的天坛祭祀、奉献供品。在履行这一职责时，他是不可替代的，不能有任何助手。皇帝孤零零地站在天地之间，站在上天与百姓之间。对百姓来说，他是至高无上的当权者，是幸福与痛苦的源泉，是公正完美的法官，扬善抑恶；对上天来说，他是自己的儿子与仆人，是天地与人间的沟通渠道。在中国人的眼中，皇帝就是他们的上天，他们的祖宗。
如此描述使得皇帝的权力看起来是绝对的，毫无限制的。在事实上，皇帝的权力并不比中国家庭中的家长大多少。两者在性质和范围方面非常接近。皇帝就是他的臣民的专制家长。他在组成国家的、被称为“中央帝国”的广袤区域上行使权力，并不比在荒凉贫瘠地区的家长行使的权力大多少。有时候，皇帝还必须将一部分权力授予官吏。不同程度的权力被授予不同等级和范围的官吏。这些官员就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成为当地人的父母。家长制是极其重要的法律，是整套制度的基础理论；因此只有掌握它才能去解释权力在人民中间产生的永久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