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小康
盼小康，祖祖辈辈盼了多少代；奔小康，风风雨雨奔了多少年。今天，小康生活就在我们身边。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发号令，要求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亿万人民豪情满怀踏上小康建设路，发出一个共同心声：“小康社会要靠我们自己来创造！”
让老百姓的脑子“富“起来
生活的现实告诉人们，解决温饱还不是小康；只有当自己的口袋“鼓”起来，脑子也同时“富”起来，才能算踏上全面奔小康之路。
1983年2月邓小平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页）整整过了20年，《光明日报》记者郑晋鸣在采访中欣喜地发现，就是邓小平去过的江苏省，他们长期以来组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传播先进思想，普及科学知识，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是使老百姓脑子“富”起来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扶贫。
——在江苏偏远的丰县东北部几个乡镇走走，发现这里几乎每个村都有篮球场、医疗室。沙庄乡几户青年农民家里摆着奔腾电脑。姓史的一户青年农民告诉记者，他们都做眼镜生意。2002年徐州对口“三下乡”的同志应他们的要求，带来了几台电脑。从他们的电子信箱里可以看出，几个人与沿海一带供销商的业务联系还不少。
——记者在苏北盐都县的乡乡镇镇都看到了图书馆，这是江苏省在“三下乡”活动中建起来的，户有百册图书，村建千册图书室。乡有万册图书馆，省里还专门拨了1200万元，修建改造了140个乡镇的无房和危房图书馆。
——南京市属各医院开展了“五个一”活动，帮助对口支援单位完善一套技术规范，推广一项新技术，培养推广新技术的一套班子。如今，无论你到苏南还是苏北，都能看到“大篷车”下乡，当地百姓争先恐后地去赶“文化大集”、“科普大集”，为的是学知识、学技术。
——扶贫要扶智，治贫要治愚。江苏“三下乡”注重搞活农村，推动农民走向市场。除了由各对口单位不定期地送衣、送书、送医疗等实物下乡外，不少人还出点子，引路子，当起了农民的智囊。比如，无锡市部分高校、厂矿为乡镇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江阴一家阀门厂，就在无锡阀门厂工程师的帮助下起死回生。
——苏北邳州的大蒜很有名，但是每年价格起伏很大。当下乡的徐州某局的同志有一次看到，因为大蒜每斤仅卖几分钱，不少农民将刨出来的大蒜成车地倒进沟里，任其烂掉。于是，该局同志将结对子的100多户农民组织起来，给他们订了农业杂志、报纸，赠送了一台电脑，让他们上网找信息。结果，这些农户的大蒜全部外销到广东。2002年，针对出口日本的大蒜受阻，他们又引导农民改变种植和施肥方法，按照绿色标准进行裁培，出口翻了两番。
——有人说，没有“三下乡”，江苏城市化至少要推迟几年。
因为通过“三下乡”，更多地了解了农村，在制定政策中更有了针对性，推动城市化，从而加快了现代化步伐。2002年以来，江苏有420个乡镇进行了合并。从苏南到苏北，城乡一体化势不可挡。苏州正向周边“扩容”；南京实行市区划调整，江浦县、六合县都变成了市区；扬州、泰州、淮安、宿迁等地的市区也在不断“扩容”。随之而来的是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种田人变成了务工者。
——江苏省一位指导“三下乡”的领导说：“‘三下乡’是为了‘不下乡’，是为了架起城乡融合的桥梁。”他们的经验，首先由省委发动各厅局，然后再由各厅局带动所属行业。领导带头，上级促下级，一级带一级，全民自觉行动。该省率先在全国颁布实施了《江苏省科普教育大纲》、《江苏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江苏广电系统加大了对淮北农村的帮扶力度，在全省实现了村村通广播电视，县乡光缆联网率已达到80％；江苏卫生厅把“卫生下乡”融入到农场卫生工作中去，与推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改水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六大胜利开幕后，江泽民在大会上的报告。充满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吹响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嘹亮号角。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听后受到极大启发。他联系本地区实际，认为江苏要带领老百姓全面奔小康，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他提出，解放思想要坚持持续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现认识的新飞跃，开辟理论的新境界；解放思想要坚持探索性——敢于突破，勤于实践，勇于创新，既要勇于超越自我，又要敢于超越别人；解放思想要坚持针对性——打破制约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思维瓶颈，更新一切有碍于发展的观念，摒弃一切落伍于时代的做法，变革一切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支持一切创造性实践。从现在起，江苏要按照“提升苏南发展水平，促进苏中快速崛起，发挥苏北后发优势”的方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力争建党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江苏走在全国的前面。像江苏这样的做法，全国各地都有许多相似的事例涌现出来，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
小康生活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当“小康”一下子成为2002年最热的词汇时，有人提出，小康社会是国家和社会的奋斗目标，小康家庭应该是家庭的奋斗目标，小康生活应该是每个人的奋斗目标，而读书学习正是成为走向“小康”的桥梁。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刘新华，工作待遇不错，但是他依然是“都市充电族”的一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去读书学习。他说：“过去上学的时候读书感到有压力，但是现在我是快乐的，因为我在做着自己的选择。”“这是一种快乐，充实的快乐，学习的快乐和读书的快乐，当然，这更是我个人奔小康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每一个年龄都对应着相应的人生任务。
“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人们往往把学习限定在人生的特定阶段——“三十不学艺”。但这一切，在中华民族的又一次伟大复兴中，开始改变。21世纪的中国，正在走向学习型社会。学习社会，小康买书，成为新风尚。在南京医科大学2002年新学年开学后的新生课堂上，在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中间，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如今全国年龄最大的新生：南京医科大学2002级旁听系的学生，73岁的汪侠老人。中央电视台2002年10月5日播出的《焦点访谈》，以对汪侠老人上大学，化学博土、中国科技出版社社长李士参加国家经贸委、经济干部培训中心举办的工商管理硕士培训班，农民卢国欣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读书看报钻研农业科学事迹的采访报道，展示了一个“崇尚学习”的新中国。
北京是首先迈向小康的大城市。买汽车、买房子、休闲旅游……北京人越来越会享受生活。2003年1月10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发言人说，去年全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454元，比上年增长13．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5％；与1997年相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7．7％，年均增长8．1％。目前，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低收入村已经全部消除。北京人的居住条件在近5年间继续改善。5年累计竣工住宅7800万平方米，比上一个5年增长7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18平方米，比5年前增加3．64平方米。居民收入的提高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升级，2002年北京城镇居民消费中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达到17．6％，5年间提高了4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为33．8％，比1997年下降9．9个百分点。（《北京晚报》2003年1月10日）北京市8城区（朝阳、西城、石景山、海淀、丰台、宣武、东城、崇文）于2002年底都建立了社区学院，标志着该市以社区学院为龙头的社区教育走在了全国前列。这城8区8所社区学院形成了四种模式：自身素质提升模式、社区急需人才培养模式、网络联办模式和服务区域经济模式。据北京市教委有关人士说，试办社区学院是针对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国情作出的一种尝试，是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的途径之一，是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提高市民素质的重要措施，也是首都建立面向21世纪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
日前出台的《北京市学习化社区评估指标体系》显示，达到学习化社区评估指标包括区县要建立社区学院。城8区社区学院都有了，北京建立学习化社区的目标也不远了。
深圳市原来是一个边陲小镇，与香港隔河相望；通过改革开放，使这个渔民村成为现代化城市，渔民村人逐步向现代城市居民转变。他们谈到自己从物质生活到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逐步与城市人融为一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读书学习，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忘记精神文明的建设，读书活动正在成为深圳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从2000年开始，深圳读书月每年举办一次，这个具有特区特色的文化活动现在已经成为深圳的标志性活动之一。据统计，首届“读书月”活动参与者为170万人次，第二届“读书月”参与者达到270万人次，2002年第三届“读书月”参与者则达到300万人次。深圳读书月组委会过去所做的读者调查显示，20．92％的读者是在兴趣的推动下读书，54．17％的读者模糊地认识到读书是为了增长知识，提高素质；而该组委会于2003年所作的读者调查显示，高达73．18％的读者已经理性地认识到读书对于现代生存越来越重要。来自深圳市新华书店的一组销售数字完全足以说明深圳市民越来越高涨的读书热情，1985年，深圳人均购书仅1元钱，而当时全国人均图书消费为5元；此后的10年间，深圳人用于图书消费的支出平均以45％的幅度递增。2001年，深圳人均购书300元，比全国人均购书26元高出10多倍。
从1989年至2001年，深圳人均购书已连续13年居全国城市首位。有关专家认为，今天的深圳社会已普遍接受了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现代理念，学习社会的雏型已初步形成。（见《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8日）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六约村地处沿海发达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多年形成的一些旧观念并没有彻底摒弃，一些村民家里仍然摆放着神台，在生活中还要看风水、求神拜佛，这种落后的风气影响了经济发展。这几年，广东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活动，两个文明一起抓，全村兴起了读书热，村民们纷纷拆掉了神台，安上了书台。现在每户都订阅了两种以上的报刊，平均存书240册。群众的眼界也越来越开阔，发展的愿望更强了。2001年，村集体总收入1亿多元，村民人均纯收入3万多元。与此同时，创建文明村镇，村里投巨资绿化环境，建幼儿园、图书馆、文化中心、休闲广场、公园等。村里还经常组织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像一年一度的老人节、三八节交谊舞大赛，春节篮球赛，小学的百人钢管乐队、“美的家庭”评比等。村民们在生活水平提高后，自觉选择了文明的娱乐和健康向上的生活观念，在精神文明活动中唱起了主角。（纪小朋：《拆掉神台安书台》一文）
羊年踏雪来，增添了一个让老百姓的脑子“富”起来的新亮点，就是集体组团出国留学成为时尚。长期从事留学咨询的新东方创业者徐小平，在一本专门记载自己咨询案例的专著中预言：“国家有系统有计划地派遣它的干部队伍出国留学，有计划地让它的人才队伍更新知识和观念，这是中国最宏大的留学诗篇。”徐小平分析，集体出国留学，留学者已经超越了就业的竞争，他们学成之后将成为引领本行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种留学方式，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最大的好消息。来自国家教育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底，在境外的43万中国留学人员中，有27万仍在外国高校学习。改革开放后，我国派出的留学生总数为58万人，学成归国的达到15万人，每年留学生归国的增长幅度都接近50％。虽然出大于进，但是新一轮归国潮已经渐渐兴起。
扩大就业：让更多人得到实惠
北京市统计局200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日常生活里人们普遍关注的生活环境、社会治安状况、就业情况、收入水平等14种类型的社会问题中，共有23．9％的人选择了就业与失业问题。
关注度跃居首位。与2001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9．9％相比，2002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关注程度由2001年的第四位上升至首位，超过了其他类型问题。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处有关人士说，解决就业与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自1992年元旦出版第一本《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来，被中外各界称为“中国社会发展蓝皮书”已经出到了第11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