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完春节，马跃进立即动身回到上海。
马跃进把上交所将要发行新股的消息通知了严冬，交待严冬赶紧组织人力，安排收集筹码。
严冬一听，非常高兴，但随即又有些担心，他问马跃进：“马总，虽然我们提前得知了这个消息，但‘兴业房产’我记得是一九八八年就完成了股份制改造的。如果一上市，我怕会抢不到筹码。”
“是啊，我也有这种担心。大家都快憋疯了，这么长时间就这么一只新股上市，那还不得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这是肯定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从一级半市场上收一些呢？”
“那我今天就动手，我带两个人出去看看。听说最近一级半也被炒得不低了，都是南方人，主要是深圳的一帮家伙炒起来的。收肯定是能够收得到的，只是能收到多少和以什么价格收的问题。”
“你就赶紧布置下去吧。不管什么价格，有多少收多少。但千万不要声张。如果太张扬了，只怕价格马上会坐上火箭了。”
“是。”
“还有，除了上海本地外，成都红庙子、汉口南京路、天津解放路那些地方的地摊股票和认股证交易也非常活跃，你是不是也想办法带人去收集一批有上市前景的股票或认股证作为储备？”
“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我马上组织力量与那几个市场联系，实在不行，我就自己带人跑一圈。您放心吧。”
“那好，就辛苦你了。我会给你们记功评奖的。”
“谢谢马总，那我去准备了。”
“去吧。”
上午八点半，上海豫园周边已经三三两两聚了不少人。这些人都是炒作国库券、股票和认股证的黄牛。
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未设立时，就有些黄牛党干起了倒买倒卖国库券、认股证或股权证等有价证券的勾当。当地金融管理部门也曾联合公安部门取缔过，但总是雨过地皮湿，这些人都是老游击队员了，一有风吹草动即望风而逃。等检查人员一走，又都像夏天雷阵雨之后的蘑菇，不知从附近哪个角落里很快又冒了出来。
其实，黄牛党在上海可谓历史悠久。远的不说，就说1949年解放前，上海已经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设立证券交易所，那时就有不少食利阶层，他们解放后被负面地称作“吸血鬼”。今天这些黄牛党们的祖辈、父辈，不少在当时就是专门做黄牛生意的，其中就包括做公债券、股票、公司债的买卖。当年蒋经国上海“打虎”，也没有把这些黄牛党打尽。
正应了那句哲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公正、客观地说，黄牛党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扰乱金融秩序，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凭自己的眼光，干些不太费力的事情，并从中获利。这是个费心的活儿，并不像外表上看起来那样不劳而获，他们不劳力，但劳心，赌的是眼光和运气。当然，这里面总有极少数人能够只赢不输，那就不是眼光和运气的问题了，而是背后有着非常人能比的社会背景，如与大官僚或监察部门官员勾结、联手操纵市场，如总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内幕消息。只有这样的黄牛，才能稳操胜券。这种黄牛，外界当然无法窥知，他们根本就不会进入第一线，不会出现在公众和媒体的视野内。因此，上海滩自开埠以来，一直就是个藏龙卧虎之地。现在，上海又有了股份制试点，有了股票，进而又有了证券交易所，这些黄牛党的后代们又如同雨后春笋一样，任何力量也压制不住地从地底下“刷刷”地直往上冒，其规模远远超过其父辈、祖辈。
严冬带着两个同事，一边慢慢走着，一边观察。一见他们到来，有人就靠拢过来，不加掩饰地问道：“老板，股票、认股证、国库券要吗？”
严冬随口问道：“有哪些公司的股票或认股证？”
“多了，上海好些家公司的都有。外地公司的也有。”
上海的你都有哪些公司的？
“豫园的、真空的、爱建的，多了。你想要哪家的？”
“‘兴业房产’公司的有没有？”
“有啊。不过，价钱高点儿。”
“为什么它的股票价钱高些呢？”
出售股票的黄牛听出了严冬根本不是上海口音：“你不是上海人啊？你可能还不晓得，交易所在申请上市新股，里面就有‘兴业房产’呢。”
“哦。真的吗？那你说说看，你这里有多少？什么价钱？”
“你想要多少？”
“我不想要太多，是帮外地一个亲戚买的，他主要是看好‘兴业’的分红了。”
“喏，我这儿有一千股，六十块钱一股，你要多少？”
“六十？你想抢钱啊？能不能便宜一些？”
“五十五吧。这是最低价了。你今天是遇到我，要是别人，肯定找你要八十呢。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这个价了。阿拉今天才过来，还没有开张。你是晓得的，阿拉都愿意每天第一单生意顺利谈成，所以阿拉才没有给你开高价。一看你这么文雅一个人，阿拉就非常有好感，阿拉就是愿意与有文化的人打交道，所以阿拉一点儿也没有往高里要。”
“呵呵。”严冬冷笑了两声，心想，上海人精明，真是名不虚传啊。原来没有直接与这帮人打过交道，这才刚一接触，就有所领教了，你问一句，他倒有十句等着你，还尽给你戴高帽子，拍得你晕晕乎乎，不怕你不买他的东西。不过，咱也不是来充冤大头的，咱还是先摸摸市场行情再说。
想到这儿，严冬说：“别忙，我一准要，只是我刚刚过来，还没来得及看看。等我转转看，一会儿再回头来找你啊。”
黄牛一听，有些着急，忙对严冬说：“这样吧，你先看看，不打紧的。不过，只怕你等一下回来，阿拉已经卖出去了。这么着，你都要了，阿拉五十给你，你买个便宜，阿拉也开个张。你说这样子好吗？”
严冬见这小子态度这么诚恳急切，估计也就是这么个行情了，先拿到手再说。只怕这个市场不太容易一下子收到自己想要的股票数量，收一点儿是一点儿吧。于是问：“四十元，不还价了。行不行？”
对方假装思考状，并随后作出忍痛割爱状，一跺脚一运气：“行吧。阿拉不挣钱，给你了。”
“那你看咱们去哪儿交割？”
“你跟我来！”说完，黄牛带着严冬几弯几绕避开闹市，来到一处偏僻的弄堂内站住。他从贴身的衣服里面掏出来一个布兜，麻利地打开，在布兜里面翻拣着。最后拿出一张类似于存折的对折着的硬纸片。硬纸片的扉页上清晰地写着三个大红字“认股证”，上头是一行小一号的蓝字，“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黄牛把认股证递给严冬。
严冬接过认股证打开，见里面写着一个人名，记录着该人持股一千股。落款是“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并在落款上覆盖着公司的大红印章，底下还有董事长的签名。一切看起来都是很正规的，应该不会有假，也没听说这个市场上有造假的。
严冬放心了，问：“这认股证是记名的，我到时想卖怎么卖得了呢？”
“你不要担心，凭这个人的身份证去任何一个证券公司开个户就可以卖的。”
这方面，严冬是行家，当然懂。于是严冬接着问道：“那这个人的身份证呢？你得把他的身份证一起给我才行啊。”
“没问题的。等你到银行把钱存到阿拉的户头上，阿拉当面就把身份证给你。”
严冬心里想，这人真是鬼精鬼精。就算我把这张认股证抢走，也是一文不值的。只有把它与身份证放在一起，才能证明股票是自己的，才能交易。行啊，可以理解，听他的办吧。于是严冬随着黄牛从弄堂里出来，拐过一个街口，就到了一家工商银行。把钱划到黄牛的折子上，黄牛看了，满意地收起来，告诉严冬稍等，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严冬也听不大懂黄牛说了几句什么。过了不到三分钟的样子，来了一位女人，看其熟络程度，严冬猜是这位黄牛的太太了。两人一见面，女人就拿出一张身份证递给了黄牛，黄牛看了一眼，转手就递给了严冬。严冬接过一看，与股权证上的姓名、号码完全吻合，就放心地收了起来。
“你看看还有啥事情没有？”黄牛见严冬收好后，问道。
严冬说：“没有什么了。对了，你要还有兴业的，我还想收点儿，还是这个价。或者你有关系帮我介绍一下也成。”
黄牛一听，兴奋起来：“没问题。阿拉怎么与你联系呢？”
严冬就把手机号告诉了黄牛。黄牛记下了。
第一单生意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做成了。这大大出乎严冬的预料。看来，也只有在上海才有这效率。这单虽然数额不大，但使严冬信心倍增。
回到公司，严冬把与黄牛党交易的经过汇报了一遍。大家笑了一阵。
说笑过后，马跃进告诉严冬，让他们抓紧继续收购“兴业房产”的认股证，争取在半个月至一个月内把账上的这2000万元全部变成“兴业房产”的股票。
严冬于是组织人继续收购，但越往后越难收到了，价格也远远高于最初的40块，已涨到了100元。严冬不敢再收了，他可没有马跃进那种胆量和气魄，他怕上市之后砸在手里不好交代。严冬粗略计算了一下仓里的股票，也不错，已经收到差不多20万股了。
1992年1月13日，经发证券盼望的好日子终于来了。
“兴业房产”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开盘价即到了86.4元，比严冬他们从一级半市场上收购的股票的加权平均价格高出一大截。看来亏本是不可能的了，严冬这样想，仓里还剩下一多半资金，看准时机从二级市场再补一些吧。然而市场一直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兴业房产”上市后，基本上处于一个有价无市的状态，市场惜售情绪异常浓烈。
马跃进考虑到其他几个场外交易市场挺活跃的，于是让严冬带领几个人分头去了北京天桥，天津解放路和劝业场，汉口南京路、台北路、高雄路，成都红庙子、青庙子等地。超乎想象的是，一个月下来，在这些地摊股市上炒作获得的收益，竟然比正规交易所的股票交易收益还要高。因为在这些地摊市场上，资金流动非常快，他们上午收到的股票或认购证，下午就有机会抛出获利；他们把从上海购买的国库券背到成都，每张百元券能赚上十几或二十几元。一个多月下来，挣了好几百万元，今年的利润任务都能够完成了。马跃进开始气定神闲起来。而这一阶段，交易所的股市基本上属于有价无市，看着风光，就是不能产生实际收益。
不是冤家不聚头。在这些地摊市场上，他们遇到了不少竞争对手。有来自深圳的，有来自江浙的，也有本地的。但最强劲的一个竞争对手，还是与经发证券在上海滩上争夺证券王位的亿邦证券。由于大家都争食这道美餐，很快导致原始股和认股证价格飙升，有的几天就能翻一个跟斗。看到收购价格越来越高，收益越来越低，马跃进把撒出去的人马全都撤回到了上海，静待市场变盘。因为马跃进已经从黄龙那儿得到了确切消息，五月份交易所又将会有大动作了。
很快，火红的五月来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