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并没有向我提他离婚的事，只是他自己照顾了我几天之后，便把我托给我母亲生前的寄姊家里去生活了。一直到三十年代初，有次我到南京去过寒假，他才和我提起这件事。他一个人住在南京胪政牌楼大同公寓，过着老鳏夫的孤寂生涯。早上天不亮起来，匆匆摆渡过江到浦口津浦路局上班。晚上下班回来，有时和朋友们去听听戏，吃吃小馆子，有时候便一个人在寓室里，闷头在昏暗的电灯底下看书。他喜爱文学，有时也喜欢诌几句诗，当时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塞满了他的那间斗室。
有一天黄昏，他带了我到夫子庙去吃了顿晚饭，两个人喝了些酒。回到公寓里，他在灯下默默地抽着雪茄烟，不时抬起眼来瞅我一下。我发现他的神情有些不平常，便说：“爸，你有事要讲吗？我听着。你烟抽得太凶了。”
父亲又抬头望了我一眼，慢吞吞说：“三舅栅四舅都劝我再结婚，说我老了，需要有个老伴，一起生活有个照应，可我想来想去，总觉得还是现在这样一个人生活的好，过惯了也无所谓了。而且再和一个人结合，会生出多少事来！
我没有忘记当年为了你还小，需要有人抚养，才再结了次婚。但我没有选好适当的人，使你受了委屈，我对不起你的母亲。而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再过两年大学毕业，你能够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也了却一桩心事，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其实，要父亲再结婚有个老伴，是我和四舅商量的，请三舅四舅提出来的。
父亲是个木讷而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尽管他的脑筋非常灵敏，有时他可以从你的神态与语言中探知你隐藏在背后的东西，但要我这个疏鲁的人透过他那副眼镜片去摸索他的灵魂，真是难上加难。说实在的，即使他一辈子没有对我一次疾言厉色，而且我还都从他平时若有所思的对我注视，看到他对我不用言语的爱抚，我还是有点害怕他的。也许这只是由于小时候表兄姊们常常用“小胡子（指我的父亲）来了”吓唬我有关。说来说去，这种陌生感是因为我从小没有长期和他在一起造成的。
我说，“这话是我向四舅提起的，我不知道大学毕业后会有怎样的生活，你这样一个人过日子，我觉得难受…”他听我声音变了，便说：“以后再谈吧……”
我说，“既然开始了，就谈下去吧。”于是他讲了许多不再结婚的理由，我讲了许多他必须再结婚的理由，谈到隔邻人家鸡叫，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事情也就这样搁下了。抗战军兴，国民党蒋介石弃南京不守而奔武汉。父亲工作的津浦路已完全沦人敌手，就此把员工全部解散，我父亲也因肺病复发，展转回到上海。他到沪时，我已决定去香港，便租了间房子把他安顿好，自己则上了旅途。
父亲在上海租界里过起文字生涯来了。他不时为一些抗日的报刊写些掌故一类的文章。以后他在一个朋友开的小银行里找了个工作，日子也还凑合。太平洋事变后，他工作的银行关了门，我在重庆很久后才知道，幸而我不时托人带些钱接济他，生活得以渡过。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他已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每天给孩子们补课。那时我多么想找到几间房子和他住在一起，可是国民党劫收的房屋我没有资格去消受，而出钱顶房子，又一无黄金二无美钞。我实在愧见我的老父，因为我自己一家四口还是临时住在岳父家的。父亲似乎早已见到我的苦衷，到一九四七年冬天，他不动声色地写信给我杭州的一个寄姊，要到杭州去卜居。杭州的阿姊当然欢迎，等我知道，他们已一切安排好了，要我做的大事，便是把父亲送到杭州去。
父亲说了许多理由。说年老了，苦于上海的烦嚣，所以要到杭卅I去住，可以清静些，在西湖边徜徉终日，也对他的肺疾有所帮助。他越是谈他的理由，我越是增加自己的负疚心情。我没有一处自己的家，我拿什么理由来留他！他在杭州住不上半年，还是回到上海来了。我岳母看我找不到房子，不能一家团聚，而终日怏怏不乐，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给我父亲住。但他在这儿也不过住了一冬，之后便因肺疾复发而进了医院。不过，虽然仅仅是一冬，由于朝夕相处，我何父子之间的了解，倒也日益加深。当时他和我谈得最多的是解放战争的形势。父亲的思想，照他的年纪和所受的教育来说，作为一个旧民主革命时期老知识分子应该说是很开明的。他年轻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他参加过国民党，但是在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残酷杀害中国的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知道他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剜眼，割舌，凌迟而死的）后，他从此便看不起蒋介石，他那时因为懂日文临时调到蔡公时那儿当随员，负责交涉济南青岛铁路通行的工作。济南惨案发生，他仓卒撤退回来，看见蒋介石那种无耻投降的行径，他上书力争，可是谁也不理会他，他写了多少字的意见，退回来时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他悲愤之余，便辞职不干。一直到全面抗战，胶济铁路的权益，也没有从日本人手里拿回来。
抗战胜利，沦陷区的人民，怀着满腔爱国之忱，欢迎国民党归来，但他们所得的只是又一次洗劫，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并不下于日帝。我父亲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些认识。到一九四八年时，他已经完全寄厚望于解放大军了。国民党的报纸从来都是“胜利”的消息，从前线逃跑日“转进”，失掉城市则日：“战略撤退”如此等等。父亲每每看到这些大标题，便冷冷地说，“又吹牛了，也不怕脸红。”解放战争中的重大胜利和消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使他高兴，对共产党的指望也就更强烈。他在病榻前曾经说过，“我从年轻时就希望有个强大的中国，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民主自由的中国，同盟会给我失望，国民党也给我失望，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了。”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朴素感情，我想正是那些在大陆解放前夕，拒绝跟国民党到台湾或远离祖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深为遗憾的则是父亲既没有亲见上海的解放，也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如果他还在世上，他一定会欢欣鼓舞的。他那种对党和对中国解放事业的心向往之，纯粹是他把推翻帝制后逐个时期加以比较辨析的结果；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种感情是原始的，但也是诚挚的，可惜他活在人世的年月太少了，死时不过六十几岁，照现在的说法，他还不算太年老啊！
如果他还活在世上，他一定会对我说好好干吧，你的日子比我处得好。而现在我已经超过父亲的寿命，我当然还要干，而且还要对我的儿孙辈说，好好干吧，你的日子比我处得更好。
想起父亲，我没有悲哀，只有负疚和歉然之感。我总在心头说，要是我能使他辛苦了一辈子的晚年过得稍稍顺畅些，早有个落脚的窝，他一定不会那么早死去，而看不到光辉的今天的。这真是吴天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