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煤
我的父亲是一个革命的失败者，可是，他不会想到，他仍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一颗神秘而朦胧的革命种子。
自我记事以来，直到1925年随着母亲回到湖北之前，我很少见过我的父亲，他是一个经常流浪在外地的革命党人。
我只看见过他一张年轻时代的身穿军服的半身照片，给我较深的印象，是长脸宽额中有一双眼眶深凹的大眼睛，显得严峻和威武。
我不了解他的家庭出身，当我1927年左右在武汉的时候，有时候也去看过我的祖父。我父亲的亲生母亲早已去世，祖父和继祖母、两个叔叔住在一起，在汉口市硚口一条窄街上开了一个小小店铺，卖日用杂货，显然也不是一个富裕之家。
我现在只记得在中学的时候给我父亲填写过几次履历表，对他的经历还有一点印象。他在一个什么“讲武堂”学习过，在黎元洪部下当过团参谋长、粮饷科长。后来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并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
后来又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活动，受到通缉，逃亡到广州，1917年，当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并被推选为大元帅后，我的父亲就在大元帅府担任参议的职务。所以，他的青年时代的确是一个革命的军人。
我也还能回忆起来，他即使在穷困潦倒的时候，有时谈起当年革命的气概和精神，还不胜感慨。例如他曾经自豪地讲到，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第二天早晨，他们要清除一批反抗革命的满清军官，其中有一名军官是我父亲的同学和好朋友。他看见我父亲在法庭的审判席上，就大声呼号求饶。父亲说他当时也感到心酸难忍，但他仍然大喊了一声：“拉下去！立即处决！”这种坚决态度使他的同僚也感到震惊。
当父亲感到穷困难耐，对当时各地政府部门“无官不贪”的现象极为不满的时候，也发过感慨：他当粮饷科长的时候，没收满清官员的财产无数，自己的床下都堆满了银元、珠宝。可是他从来没有沾一个指头，拿来给自己安置点什么家产。
“我们那时候年轻，是真的闹革命啊！
可是，父亲对祖父却发了不少牢骚。他说他省吃俭用。省下薪金寄回家去，希望祖父在家乡搞点产业，好有个退路。可是祖父既没有在家乡盖一间房，也没有买一亩地‘却跑到汉口开了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店铺。据说，祖父到临死的时候，说不出话来，却不断用手比画着，要笔写字，但是当叔叔把笔递到他手里，他就去世了。
“这个老东西，肯定是把钱埋在哪里，还是借给谁了！”我父亲不止一次讲起过这个故事，也不止一次把祖父诅咒。
当然，我的父亲那时候也没有想到，即使祖父在家乡留下一点房产土地，究竟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但父亲常说的“革命”这两个字，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形成了一个神秘的谜。
就是在我发现母亲的那堆文学宝库里，我还发现过一部看不懂、也没有兴趣的书，就是《三民主义》。另外有一个小小的什么证件，正中有孙中山的一个照片。但是我已经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两句话是孙中山写的。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从小学课本还是别的报刊中，多少也还知道一点极粗浅的历史知识。知道孙中山是一个革命领袖，他领导了革命党人推翻了满清长达三百年来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一个革命的“大元帅”。我刚上小学的第一年，在上海支援北京“五四”运动的罢工罢市的斗争中，我就和同学们背过一个小竹筒到街上去募捐，回到学校里来，兴高采烈地倒出一筒筒铜板、银毫，有时候发现一两枚银元，就欢叫起来，也认为这就是“革命”。
我终于好奇地拿着这个证件去问母亲，不料她惊慌地一把抢了过去，脱口而出说了一句：“你找死啊！”这更增加了我的神秘感。
又一年的冬天，我放学回家，看见一个风尘仆仆、脸色黝黑瘦削的叔叔正在和母亲谈话，母亲一面含笑一面流着眼泪把我推到他面前，说道：“这就是沪生！”又对我说，“这位叔叔是从广州来的，你爸爸叫他来看我们的。”我心里顿时想到，这一定是孙中山的革命党的党人。
这一次，我又增加了一个印象，革命党是贫穷的。这位革命叔叔虽然穿的一身西装，却又旧又脏，很不合身，脚上还没有皮鞋。当他从一个小箱子里掏出一包钱给我母亲的时候，也讲到我父亲在那里工作很辛苦、生活困难，只能带这么一点钱给家里。母亲含着眼泪接过旧报纸包着这笔钱的时候，手一颤抖掉在桌上，才发现除了少数银元以外，全都是两角钱一枚一枚的银毫，滚得满桌都是。连我这个小孩子，也懂得了，这一大堆银毫并没有多少价值。当母亲把一个个银毫似乎很沉重地堆积起来的时候，她终于伏在桌面哭起来。她哭什么呢？是心痛我的父亲在革命，也在革自己的命，一毛钱两毛钱地节省下一点零用钱来维持这个家呢？还是忧愁这一家四口（我的姨母和我两兄弟）怎么能盼到革命的胜利呢？……
我突然想到，我募捐了三天，那个小小竹筒里倒出来的钱比这还多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