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
1972年春节以后，忽然“皇恩浩荡”，我第一次获准探亲假了！本来人各有亲，探望家人是人的权利，但在我类“黑帮”，却是例外。“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也从未存此幻想。但听说张光年同志邑向连部提出申请了，几位朋友便怂恿我一试，我俩地位近似嘛。事出意外，报告送上以后，不久竟被批准了。而更出于意外的是：先提出申请的光年却被驳回！论情况，他上有父母，比我更多一层亲人；说路程，他可以乘京广车直达，何以厚我而薄彼呢？事后才明白时机不对：当光年提申请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在北京访问，所以不准。何以故呢？大概是怕“黑帮分子”拦舆告洋“御状”吧？于此可见，江青之流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在洋大人面前也还是有点洋奴相的。真是孱头！
不过我的探亲假比别人要少四天，只给十天，以示与“革命群众”有别。
这在我，自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便毫无怨尤地背上背包，提上行囊，欣然奔向县城火车站去了。“归心似箭”这句成语的滋味，这次才真正体会到。车到汉口，等不及买第二天的船票，便在车站混进一辆经过郑州的列车，从郑州又换乘南去的列车，真恨不得一步跨进南京城。
但火车越近南京，我却越感到情怯。离家六年了，多愁多病的金玲，是如何苦苦撑持这个家庭的？儿女们该都长大成人了，当年离别时我曾安慰过他们说，自己问心无愧于党，是没有问题的。但前年，《红旗》这份党的刊物上点名批判了我，这会给他们造成多大的苦难？我是欣然归来了，但能带给他们以什么安慰和希望呢？……
我忘了长江大桥已经建成，以为还要用轮渡过江的，不料火车已飞过大桥，缓缓进站了。金玲在月台上随车奔走，一边向我挥手，儿：女们也都睁大眼睛在找寻他们的父亲。特别是小女儿，车已停稳了，她还在问她母亲：“那是我爸么？那是我爸么？可见几年的劳动改造，的确把我改造成另一副模样了。写“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人大概是衣锦还乡的，所以颇有点欣慰之情。而我此时此刻究竟是悲是喜、是苦是甜，实在说不出什么滋味来！连爱小提琴如命、不肯浪费片刻光阴的儿子，也到站上来接他父亲了，总感到一点安慰吧，我于是从金玲和大女儿起一一拥抱了他们。他们有的憨笑，有的抹泪，而神经质的金玲则是边笑边抹眼睛，兴奋不能自己。直到第二天全家游玄武湖时，她竟然不顾严寒，解开头巾，向湖挥舞，让头巾飘入湖中，随波流去……
回家后被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还用那个信纸写信？”所谓“那个信纸”，就是歪歪斜斜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字迹的那一种，我被问蒙了。于是第二句又问：“你不知道林彪摔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去年9、l0月间，“革命群众”常常神色紧张地背着我在议论什么，报纸上好久又不见这位“副统帅”和“接班人”的行踪，我也有过疑问，但被批斗得麻木不仁的人，颇具有“国家事管他娘主义”意味，也懒得打听。我不得不佩服我们干校领导，竟然把这国人称快的事对我们“黑帮分子”保密到五个月之久，而纹风不透！但我又不禁要问：林彪这个反革命和我们这些已被他打倒在地的“黑帮分子”并无牵连，按照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逻辑推论，我辈该被“解放”才是，为何倒对我们保密呢？那只能这样解释：你等“黑帮”休得因林彪之死而猖狂，林彪的反革命事业“自有后来人”！
而回家以后的遭遇也能证明这一点。我的家里是升了火炉的，倒温暖如春，但一出卧室门，却感到有如冰封。楼上住了一位某某局的首长，是一位“铁面无私”的“革命家”，对于我辈是目不斜视的一副庄严相，真是望而生畏。隔壁邻居过去是同单位的一般干部，倒是生得一副笑嘻嘻的面孔；回家的第二天，他便来访问过我，便未遇见，我闻讯后，马上去回拜。但一见面，不对了：笑嘻嘻的面孔变得一板正经了，一开头便大讲其“目前形势大好，而且愈来愈好”的一套，然后用教训的口吻告诫我：回来之后，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等等，全是一派领导者的风度。领教回来以后，才知道此公目前正是我楼上那位首长手下的红人。相面的人有句术语，叫“相随心变”；鲁迅先生也有句名言：“一阔脸就变”，都是真理了。不过，我并非某局的干部，这位首长如何关心起我来了？
关心我的人还有。只隔一道门，即在原先我家客堂里，住的是位“造反派”。
此人也生得面团团如富家翁，又似有几分杀气，对我的归来是“视而不见”的。
但隔墙有耳”，并非“听而不闻”。所以我很自爱，说话不敢大声。但是不行，江苏省五七干校来了命令：指定我在某日某时到达镇江某地的某连连部去作汇，报。这是不能不去的：我原先所在的单位已经砸烂，我的编制现正保留在这里。
就是说，我的饭碗是在这里的。人虽去了文化部干校，在这边我也是榜上有名的。某日，一早便如期到达目的地，但等到临近中午，才由一位瘦长瘦长的连长之类的领导人物出来接见。但对我的汇报丝毫不感兴趣。略问数语，便和那位有过笑嘻嘻面孔的人物一模一样，哼哼哈哈地也作了类似的训话。到“典礼”完结，一共不过半小时，但往返旅行足足浪费我一天时间！十天的假期又打个九折！不过也有收获：在这干校食堂吃饭时，看见我前边客堂里那位“造反派”也正在吃饭，他当然还是“视而不见”，但我可明白他的任务了。回家探亲，原是一桩喜事，谁料想就在我的家里，上下左右有如天罗地网将我网住，这还有什么“喜”可言？
关起房门，家里还是温暖的。但是三天过后，对全家成员情况了解一番之后，就感到每人心灵上也都有不少创伤。首先说金玲，她由于我在1966年春被变相流放到江苏，也被迫在北京办了退职手续。作为家属应该少受折磨了吧？其实不然。北京专案组两次来南京抄家；“文革”初期“造反派”抢房子，占去三分之二；林彪下令备战，强迫她和全家下放农村；楼上那位首长莅任之前，也曾经驱逐她搬家，都由她一一顶过来了。而后来却又无端飞来一顶“大右派”的帽子落在她的头上。
两年以前，居民委员会里便沸沸扬扬有了传闻，说她是由北京下放的大右派，于是人前人后，指指戳戳的小动作就多了。后来，户籍警以查户口为名，便闯进闯出，问东问西，而且打开抽屉，翻这翻那，她都以为这是“黑帮”家属应有的待遇，不以为异。但到后来居民委员会成立了“学习班”，这是五类分子才有资格参加的，也要她去交代历史，这才使她惊讶起来！
我们那个居民委员会里有位正主任，杨桂芳同志，当年新四军里著名的女团长，是“双枪老太婆”式的传奇人物，日寇称之为“中国现代的穆桂英”！如今居民里突然冒出个大右派来了，她惊问：“有了大右派，我为何不知道？”便亲自出马，找金玲谈话，这一谈，她才恍然大悟道：“原来你姓金，不是姓丁！
妈妈的，这群人瞎胡闹！比我更没有文化！”
这场笑话并不奇怪，在那荒唐的年代，只错了一个声母，能算得什么严重错误么？不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个“大右派”的帽子却害了我大女儿陈虹！
陈虹，这个六七届高中生，当年兴高采烈佩上大红花下放去农村的。插队在丹阳县的山区里，熬了四个年头，当上一名民办教师。丹阳县的师范学校此时适逢招生，她去投考了，并考了个第一名。喜报已经传到村里，但政审时外调人员听说她母亲是个大右派，吓慌了。陈虹因此便名落孙山！
小女儿在读初中时也遭过政治陷害。南京街头出现了所谓反动标语，全市，包括中小学生也一个个排查，查到陈晶头上，发现她的父亲是个“大黑帮”，这就如获至宝，大搞“逼供信”了：“你父亲是个什么东西？你能不反动么？”她矢口否认写过任何标语，并指出这是有人诬陷，但工宣队的老师傅还是咬住不放。全家人都去学校据理力争，也不中用。后来这案子破了，才证实她并没写反动标语。到后来进高中了，还是背着老子的黑锅进不了共青团！
儿子陈阳的命运被认为是最“好”的。“好”就“好”在他那一届初中毕业生都留在城里就业，没有下放而已。但他是酷爱拉小提琴的，他曾告诉我说：“琴，就是我的命！”回家第二天全家去逛玄武湖，他也去了，可只拍了照，便又回家拉琴去了。但他那双手却偏偏被派做淬火工，而且日夜三班倒，拉琴的时间就不能固定。有一天午后，他刚调好琴弦，有人替首长传令了：“首长中午要休息，不要拉琴！”你是“黑帮分子”的儿子，除了流泪，你能抗命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