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难的妻子儿女面前，我是他们苦难的要源。我在他们中间能有什么欢乐？况且，据了解，我那专案组里一位同志亲笔给陈虹复过一封信，曾经明确告诉她：“《红旗》上的文章，就是你父亲历史的结论！”这专案组是隶属中央的，这一说大概是“铁案如山”了。自然，家人们并不愿相信这个论断，而以林彪一死，形势总会好转相慰藉：而我也不敢说出对江青之流的看法，只用我的乐观估计来影响他们。互相安慰，都是言不由衷的。
人是有惰性的。俗语云：“讨饭三年不做官”，便是惰性作用。我这个鸭倌，在此时此地，却颇有宁愿与我的群鸭为伍以终天年的想头。因为我那鸭群实在比这儿的那些“人”更富有人性，但这句话不能说出口，那是要伤亲人们之心，还得强打精神，欢乐一番。当此时也，上海的大侄女、北京的金玲老同学，都闻风赶到南京，一以探望，二以祝寿一我六四初度正巧是在这假期里。于是和客人及全家都去中山陵会餐了一顿，菜肴自然丰富，我和大家也都很欢乐，但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次祝寿却远不如四年前在牛棚里私自祝寿那么高兴。
何以故呢？大概是苦中作乐另有趣味吧？
1968年春，中央专案组设立了我的专案，我升级了。前此作家协会所搞的专案组则不算数，一切从头来起。首先，自然是自我交代。这个专案组颇像样得多，有专门一间房间，三位组员各据一案而坐，让我坐在中央一张折椅上。
四边不靠，这自然是审讯的样子了。这我并不在乎，有些外调的人就有这种瘾，名之为“提审”，而且连座位也不给哩！于是我就从出生之年起，像编年史般地一年一年“如数家珍”讲下去，既无底稿，也无提纲，倒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审讯者并不满意我这态度，不时来个打断、插问，或者加以评论，诸如“老奸巨猾”、“你不要欺负我们年轻！我们有的是显微镜和望远镜”之类。但有些极简单的道理，并不需要什么“镜”的，比如1927年“四·一二”以前的国民党员有左派右派之分、国民党区分部并没有什么“书记”之类名称等等这类常识性问题，也用“镜”来照了一小时以上，可很费时间。因此，我这整一花甲的编年史，足足讲了三个整天。
这次“三堂会审”是有分工的：一位是武生，动不动要作挥拳动武状，并说：“你经得住我三拳头么？”老实说，他孔武有力，我连一拳也吃不消。另一位是军师型的小花脸角色，面无血色，经常阴阳怪气、冷言冷语对我来点“讽刺文学”。最后一位唱的是须生，扭转僵局，从正面教育我的，每每是他。但他们忘了我是20年代就当过演员的，他们的表演并不出色，是用非所学了。不知他们后来改行了没有？
三天交代以后，由须生出面问我：“你所交代的都敢负责是真实无误的？你敢依照所讲的写出书面材料而无出入？你敢在所写材料上打手印？”
我回答了三个“敢”字。
“那你二十四小时以后，即明天此时此刻，写出交来！”
这一着可厉害，二十四小时以内要写出两三万字材料，能行么？但我忽然想到明天正是我六十大庆的日子，人生不能有两个花甲，能不自我庆祝一番？一看表，正好六点，下班了，便说：“好吧，明天此时此刻我交卷！”
既夸下海口，便打算当晚不睡，来个夜战。但是眼睛不争气，12点以后撑不住了。于是心一横，睡觉！第二天一清早，神清气爽，提笔直书，一直写到五点三刻，完稿了！我可洋洋得意，先对三十多年的老友张天翼打了招呼，叫他下班时等我一路走。然后找到那位须生，递上书面材料。他似乎出于意料，连连“哦”了几声，接过我写的材料发楞。
我便以胜利者的口吻挑战说：“让我打手模脚印吧！”
他迟疑一下，说：“让我们看了再说。”
这时下班铃响了，我扭头就走，拖了天翼直奔东华门大街春华楼菜馆。他连问我什么事，我只笑而不答，叫了三菜一汤，六两水饺和两瓶啤酒，大吃大喝起来。吃到杯盘狼藉了，我才告诉他原委，是请他来为我祝寿的。然后抚掌大笑，感到无比痛快。一一自然，我这样飘飘然，颇有阿Q气。但当时想，“精神胜利法”也可以一分为二吧？
但是当我把这故事讲给家人听的时候，他们并不大笑，而只现出一丝苦笑来。我知道自己又错了，正如我津津乐道我所爱的鸭群时那样，这不会引起他们的共鸣，却使他们产生反感。我应该快快活活地和他们畅度这个假期。于是游湖呀，拍照呀，讲笑话、做游戏呀，但是每人心上都罩着一片阴云：假期马上要过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回来时是否真个平安无事了呢？……
这种离愁别绪，终当我假满离家，全家在车站月台上送别时总爆发了。妻子儿女个个都热泪盈眶，对车上的我一再叮咛珍重。我确实后悔了：我这十天没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安慰！特别是金玲，一位医生曾背后告诫我：“她这神经质的人，已有神经官能症的征兆了，不能再受刺激。但我此时如何安慰她呢？我只能忍住泪水，强颜欢笑说些闲话。但四双泪眼正对着我，而火车迟迟尚未开动。
我受不了，只好将视线避开。此时发现一只小手提包不知放在哪儿子，便借机找寻。等寻找到了，车厢已缓缓移动。我再看看金玲和儿女，她们仍然含着泪水，伸长颈项在张望着我哩！一阵愧怼的心情袭击着我，要说什么，但已无济于事，车轮滚动，人影渐远渐远了！
当我木呆地回到铺位上，对面一位中年解放军同志惊奇地问我：“去很远的地方吗？”我摇摇头。他不解地又问：“那你家里人为什么那样哭哭啼啼呀？”
我不知怎么回答。因为我如果说出真情，他可能挪开位置，对我表示“割席”的。我只好长叹一声，倒身假寐。幸好他在半夜里便下车了。
回到干校，形势有了变化，斗争的弦松下了，“敌我”界限也不再如前森严了。特别是掌管我专案组的两位领导同志从北京来找我谈话，又写了一份三千字的材料以后，连里的同志们有的向我暗示：我不是敌我矛盾了；有的竟向我表示祝贺：归期有望了。但就在这年冬天，我的鸭群被宰掉了，我在干校的精神支柱垮了！以后又干了许多杂活，也都提不起精神来。一次挑粪，往返四趟，也不过十几里路，但到挑第五趟时，离目的地只有二三十步了，却再也挪不动脚步，还是腿脚有病的胡海珠同志替我挑过去的。
1973年春节，竟然又获得一次探亲假，而且是全数一一十四天的。这又燃起我和家人们的希望：形势真个好转了吧？有着笑嘻嘻的面孔的那位不再来找我了，省干校已濒临解散，自然也不用我去作汇报，因此这次假期过得较愉快了。
但人的希望总是会“得陇望蜀”的，亲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我是否就此留在家里，不回干校去呢？我认为专案组还没有结论下来，如此做会造成不良影响的。
在这一点上，有些争论。但最后我终于按期返校了。不过我感到金玲的神经官能症的征兆愈加明显了，颇为担心。
再回到我们干校，也许出于领导的好意，让我不干重活，只管值班守夜了。
两天轮一班，并不算累，但苦在值班以后无法睡眠，便成了两天睡一次长觉了。
约莫半个月以后，金玲突然来了封电报，说我的名字已列在江苏省干校所改组的“落实政策工作组”的某一组的名单之内，要我马上返回南京。这自然是个喜讯，立刻向干校领导反映，但回答说“不知道”；再请示北京的专案组，专案组没有答复；再问金玲，是否由南京方面来个公函调我回去。而金玲在南京碰了许多钉子，没有结果，只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第二次探亲假中曾去拜见过杨桂芳同志的老伴儿陈玉生同志，这是一位忠厚长者，刚刚被解放出来还没有安排工作。工作组要成立是他讲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是他亲眼所见，而且他正是我这一组的组长。我也认为陈玉生不是说谎的人。但我这人是三管三不管的，即编制在江苏，由省干校管；改造由文化部干校管；专案由中央管。
但遇到现在这样问题时，三方面又都不管。我们连部倒是想管的，但这时连领导三日一换，五天一走，虽有的答应负责查问，但再去找他时，已上调北京了。
在这样状态中，我和南京家里电信不断，单是电报我就打了近十封。而发电报要进城的，往返二十来里，我只能在值夜下班之后，乘无法入睡之时，溜去溜回，紧张万分！因为请假太麻烦，而且可能不准，只好来个“非法”活动了！这样做的结果，使我累病了。感谢我们的医生小孟同志，她诊断后，主动给我病假条：“休息一星期。”理由是我已有严重的心脏病。期满复查，病未好转一一我还在不断进城，如何好转？一一又给假一周。这一来，倒是不自觉地行了“苦肉计”。连部看我如此，也不愿担风险，便给我一个回南京养病三个月的假期。
这种假是心照不宣的，回不回干校由你了。于是三个月续假一次，从此再也未回云梦泽。而到南京以后，才知道所谓“落实政策工作组”尚未宣布成立。
回南京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先是“只听楼梯响”，后来又是“奇谈怪论”满天飞的时代，直到1978年秋，我才见到真正的希望！这难熬的五年，和云梦泽中生活相比，可另是一番滋味。如有可能，我将写一本“听梯楼随笔”或“奇谈怪论集”来。但“断忆”就“断”于此吧！
1982年11月10日于美国爱荷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