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虹
父亲极其平凡，他一生只知道默默地耕耘，在一沓沓的稿纸上。就连他的去世也是那么静谧，在一个初夏的深夜，没有惊动任何人。然而阿甲先生送来的挽联，却让我细细地品出了父亲的不平凡一一“坎坷踏尘世，执笔到白头”。
这是父亲一生的写照，也是父亲一生的追求。然而我却始终搞不清，到底是尘世间的坎坷导致了父亲去选择执笔到白头的人生道路呢？还是执笔到白头的选择给父亲带来了他这一生的万般坎坷？我总觉得父亲这一辈子活得太苦、写得太累了，尽管他从来无悔。他似乎是从创作中获得了他人所无法理解的乐趣与力量，他是真正地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欣慰与满足。
父亲能成为知名的作家，这颇有些令人意外。论遗传，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均为平民百姓，其文化水准也仅止是“脱盲”而已，绝对没有任何“基因”可谈。论故乡，那就更谈不上什么“钟灵毓秀”了。苏北平原是既无名山，又无大川，在幼年的父亲眼中，满目都是黄河改道后遗留下来的一片灰黄，实在是难以孕育出诗人与艺术家的。至于说后天的“启蒙”，则更为可怜，其家贫难以读书姑且不谈，仅家乡的闭塞，竟使他十八岁以前根本不知鲁迅是何人《新青年》为何物，以致当他第一次看到《易卜生集》时，还以为是一本卜卦的书呢。父亲曾戏称自己说，在成才的路上，他是彻底的“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我是在父亲四十岁上才来到人间的，而且是他与母亲的头生女。为此我知道了在其之前不仅父亲自己穷，而且他的祖上也穷。因为他说过，之所以1948年才让我投胎人世，完全是因为这一年父亲进了上海昆仑影事公司，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了固定工资。父亲年轻时何尝不相读大学，不想出国深造，但家境的贫寒使他只能“另辟蹊径”——1926年，十八岁的他怀揣着依靠奖学金才勉强获得的初中毕业证书，只身来到上海，投考了一家“野鸡大学”，只因它不追究学历。父亲终于半工半读地上了、两年大专，其间又因屡屡停办而连续换了三个学校，直到终了也没能拿到一张正式的文凭。晚年时，父亲每每叹惜自己的命运：此生既无像曹禺那样的接受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机遇，也无像吴祖光那样的被公认为“神童”的天赋。他将自己以前写下的一句话印在了《陈白尘论剧》一书的封面上：“像我这样一个自学式的写剧人，只好在黑暗中摸索……”
我的确很同情父亲，听母亲讲，抗战期间父亲写《大渡河》时，头发整把整把地掉，一夜之间竟能将枕头都盖黑了。父亲称自己是在一条布满了荆棘的路上吃力地探索，该时他才三十四岁。
但是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文学，而且用今天的话来说，竟也自学成了才。
这是因为当年的私塾老师姜藩卿先生慧眼识珠，每每在他那与众不同的作文上画满红圈，以致引起了他写作的兴趣呢？还是因为初中的校长李更生先生教育有方，让他首次学习到了白话文，并接触到了文明戏？再或是因为南国艺术学院的院长田汉先生偏爱有功，屡屡让其粉墨登场扮演剧中角色，终于被“潜移默化”了呢？父亲十六岁那年即开始投稿了，而且他的“处女作”《另一世界》竟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世界》杂志上获得了征文比赛第十一名。这颇有些令他这个小县城里的初中生惊喜若狂了，因为在他的名次之后还有好几位大学生呢！十九岁时父亲又胆大妄为地邀了几位同学，编辑出版了铅印的“个人杂志”一一《萍），并且拿到当时红极一时的新月书店门市部去销售，这该是父亲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的第二步。
但不管是姜藩卿也好，李更生也好，以及后来的田汉也好，均没有一个人教他写过戏，教他怎样当作家。他们更多地教他的是如何做人，如何奋斗，如何与命运抗争。父亲由衷地感激他们，他始终称他们为自己的“恩师”。
如果说父亲当初选择了文学，还仅仅是凭着兴趣的话，那么他成为革命作家则完全是命运的安排了。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出版作家回忆录《我的第一本书》时，曾向父亲约稿。父亲在文中的回答是：“我的第一本书为1936年出版的《曼陀罗集》。”也就是说，父亲认为他从此时起才真正算得上是一名作家。
其实在此之前，父亲已出版过好几部小说了，但他竟采取了“不承认主义”。不为尊者讳，不为长者讳，我也确实感到在他以前的那些作品中多少有一些“无病呻吟”的味道，其主题也均未超出男女之爱的范畴。那是他在南国艺术学院关闭以后，为湖口而生编出来的文字，他称呼该时的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丐”。1932年父亲回到家乡参加革命，同年秋即遭逮捕，次年又解送镇江，由江苏省军法会审处判处了五年徒刑，这漫长的岁月如何度过？父亲不由得苦闷起来。这时南国艺术学院的老同学赵铭彝来信批评了他：“你的笔难道生锈了么？”父亲有如迷途之中见到了航灯，他说他至此才明白手中的笔原来还具有战斗的作用。
父亲去世以后，他当年的同窗难友施亚夫伯伯前来吊唁。老人无限深情地对我说：“可惜我不是画家，否则我一定要画出一幅你爸爸在狱中的写作图！”
一一就在五号囚笼那阴暗的光线之下，就在赌犯与烟犯们的碹嚷声中，父亲坐在自己尺许宽的铺位上，背后倚着一根爬满了臭虫的木柱，膝前则用被子叠成了一个方形的“写字台”……在施伯伯的描述中，我仿佛看见了当年有如老僧人定般进行写作的父亲，看见了那个戴着镣铐的独特的“监狱作家”。从1933年到1934年，父亲一共写下五十多万字的作品，取材大多为黑牢中的残酷现实。其中小说占了三分之二，剧本为三分之一。父亲以两块大洋买通了看守，稿件便秘密地寄往狱外，在赵铭彝伯伯的帮助下，它们得以陆续不断地在受到左联领导或影响下的刊物上发表。《曼陀罗集》中所收集的作品，便是父亲在狱冲写下的若干短篇，由于受到了巴金先生的喜爱，待父亲出狱后，便由他亲自出版，收在了该年的（《文学丛刊》中。
父亲在（《关于“我的第一本书”》中说，他之所以特别钟爱这个小册子，且视它为“长子”，并不是因为它写得有多么好，而是总也忘不了那段生活所给予他的教育，以及巴金先生对他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热情培养。可以这样说，自1933年以后，父亲才真正懂得了写作的意义，他的作品也才真正地辉煌起来。该时曾有一位化名为瞿史公的撰文写道：“诗人与革命家都是疯子，白尘终于被人送进了‘医院’，强迫他躺下来要给他医治脑袋。白尘在‘医院’里，没有喝下自己有脑病的医生所开的药方，他一面留心‘生活’，一面研究文艺，同时便努力写作，等他出‘医院’时，社会虽还没有变动，但他却已成为文坛上的一员新将了。”这应该说是文学史家对父亲正式步人左翼文坛的最客观的评述。
父亲去世以后，一位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年轻教师曾叩响我家的门，他自言愿义务为父亲雕塑一座半身像。我们与他素昧平生，不能不问起他的缘由。
“只因我崇拜陈老他们这一辈人！”小伙子的眼里放着光，“他们的业绩岂止是像人们所说的应该载人史册，不，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历史恰恰是由他们这些人亲自写成！”我震惊了，心中翻滚起一阵阵热浪。数天前，我曾去一家门市部复印父亲的遗作与遗墨。一位年逾半百的老人仔细地看了标题后，坚决不肯收复印费。他喃喃地对我说：“是位好人啊！”我捏着他退还的几元钱，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走出大门后，我号啕大哭了，我这才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父亲在人们心中的位置！
是的，父亲他们这一辈人确实以自己作品的辉煌创造出了中国现代文坛的辉煌。尤其是抗战八年，他们以自己的顽强与不屈占领了大后方的舞台，使中国的现代话剧在他们的手中进入了灿烂的“黄金时期”。父亲晚年时经常爱给我们讲述他的坎坷，不知怎的，我却感到这些坎坷恰恰应该是他的骄傲！一一他的剧本被禁演的越多，越说明他写得尖锐；敌人对他的谩骂与攻击越烈，越说明他写得深刻。父亲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国民党当局在万般无奈之际，竟开动了造谣机器，他们四处散布说，陈白尘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现已遭到逮捕……就连阳翰笙同志都沉不住气了，他由重庆向成都发来了电报，焦急地询问母亲“确否”。其实父亲这时连共产党员都不是。
为此我总是遗憾自己没能早生十年，没能亲眼见到父亲当年驰骋大后方文坛的英姿与风采。据说他为了抗议国民党“图审会”删改他的《结婚进行曲》，竟于剧场门口贴出广告，宁愿剧团停演；又据说为了抗议特务捣毁他于其中提任副刊主编的《华西晚报》，竟跳上了青年会的露天舞台，厉声斥责国民党的卑鄙伎俩……
前年我动笔写《陈白尘评传》，当写到解放后十七年时，我踌躇万端难以下笔了一一整整十七个年头，父亲的全部创作竟抵不上抗战中的一年！我想将其归结为事务工作的繁忙一一他先后担任过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及外委会的副主任，整日陷于送往迎来及大小会议之中。但这不须说，肯定是自欺欺人了，父亲在写作上是快手，当年写《升官图》时，二十天就完了稿，这是众人皆知的。我不想回避解放后的那段历史，也不想回避父亲当时的心情，我考虑再三，这样开了头：“天亮了，解放了！陈白尘忿詈诅咒的社会终于推翻，企足而盼的时代终于来临。他期待自由地写作，渴望放声地歌唱。然而这毕竟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要想适应它必得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要想接受它更得付出巨大的牺牲。整整十七年，他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勤勤恳恳，不敢落伍。但是在数不胜数的‘运动’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座右铭：‘但求工作上无过，不求创作上有功。’这究竟是可喜之得，还是可悲之叹？作为一名作家他是歉收了！他赧颜，他惭愧；他更痛苦，更无奈。他只能苦涩地’称呼自己：终于成了一名‘空头文学家’。”父亲看完我的书稿没有吭声，似乎是极其悲戚而又无奈地接受了这段文字。
这是否又是一场人为的坎坷？它终于使父亲浪费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一一全国解放时，他刚年届四十。然而在当时，我却因年幼不能理解父亲的苦闷心情。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我颇为不满地责问父亲：“院子里别的孩子的爸爸都为我们小朋友写过书，就是你……”父亲苦笑着摸摸我的头，没过多久，竟然也写出了一本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很是让我在同学面前自豪了一阵。
然而七、八岁的我又哪里会懂得，住在这个作协大院中的众多人的爸爸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蜚声海内外的知名作家了，他们或以小说，或以散文，或以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如今他们和父亲一样，被困囿于只能描写工农兵、只能歌颂新人新事的狭窄范围，更何况还有无数的“思想改造”与无数的“文艺整风”在等待着他们，于是乎便不得不纷纷“改行”了。不少人竟选择了儿童文学作为自己的归宿，变成了小朋友们的朋友，这不知是喜，还是悲。父亲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最擅长的武器是讽刺喜剧，但是新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岂能允许他再继续使用？他钟情于太平天国的历史，但是“忠王不忠”的最高指示，又断了他写作的后路。父亲不得不苦恼地形容自己，他是真正的“进退无据”了。
其实十七年中问父亲也写过几个剧本，比如电影《宋景诗》和（《鲁迅传》、舞台剧《第二个回合》等等，但是它们都只能算作“奉命文学”，绝非出于作者本人的自愿。可是话又说回来，像父亲这样连一点点工农兵生活都没有的人，不去“奉命”又能写些什么昵？大跃进中他也曾不甘寂寞，和美帝开了开“玩笑”，写了几个时事讽刺剧，但这毕竟不是“正路”。为了不作“空头文学家”，他去“奉命”了，但“奉命”的结果，却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枪毙”。
《宋景诗》的剧本完全是为了配合批判《武训传》的政治运动而由中宣部直接下令创作的。父亲在查阅史料时即已发现，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曾经在受围之后投降过清廷。他不敢留然动笔、郑重地请示了上级。颇有头面的人物接待了他，回答日“不妨”，并且令人惊愕地用了国共合作的例子启发他：“如果当年的抗日战争没有取得胜利，那后人不也要说我们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吗？”
有如领取了“尚方宝剑”，他终于一鼓作气地将剧本创作完毕。1956年公映的广告已经挂上了北京的街头，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平地而起，将他刮晕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