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事后回忆道：“当时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乎这七十个亿（指制片成本，为旧人民币）’之说统治了整个会场，再后来则发展到大有勒令影片停映、编导人员停职检查之热。”这毕竟是解放初年，还没有经历过反右与“文革”的“洗礼”，憨直的父亲合不得自己的创作成果，他书生气十足，整日抱着一摞摞的史书，在中宣部那一次次令人望而生畏的会上为宋景诗作着无力的辩护。《宋景诗》后来总算是“起死回生”了，据说是周扬领取到了“最高指示”。然而父亲却不寒而栗，这样的写作真可谓“如履薄冰”。
《鲁迅传》的上马则是上海市委的直接点名，那年正是鲁迅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父亲一生以写作为最大乐趣，然而对于这次的前后三年，反复六稿的“奉命创作”，他却形容为“味同嚼蜡”。由于被塑造的人物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因此把关者除上海市委外，更有中宣部的诸位领导。父亲的手被众人牵制着，他不敢去描写鲁迅的常人情感与凡人生活，也不敢按照写戏的规律，赋予他一定的性格。
一层层的审查，一遍遍的修改，父亲已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写到最后，鲁迅到底是人还是神，连他自己都搞糊涂了。1964年影片终于准备开拍，又哪知一道指令，据说是主要演员在“生活作风”上有了什么问题，摄制组便被莫名其妙地解散了。数年的心血只得任其东流！悲夫，哀哉！父亲经过了这一次的折腾，对于“奉命创作”真可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
《第二个回合》写于1964年，虽说并没有奉什么具体的指令，但那可是一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更何况父亲已经二度参加了“四清”，能不紧跟党中央，向人民汇报自己的“收获”吗？于是乎就凭着几个月的“生活”，父亲硬是编出了一个与暗藏的地主分子作斗争的故事。他写得好苦，且不得不频频地向长于农村题材的高手如沙汀等人请教。本子总算是写出来了，但是他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能这样去欺骗观众吗？父亲终于没有交出去。然而“文革”一起，这个油印的本子竟也没能逃脱批判的厄运：“你把地主分子写得那么狡猾，是妄想变天吗？”父亲真叫有口难言，我也更加后悔不迭了。
四
“文革”之中所有的作家都搁了笔，父亲当然也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这次的磨难应该算是他“咎由自取”了——一生的创作无疑成为他全部的“罪行”。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后悔过吗？”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讲起了他在干校期间的牧鸭生活。他说他每天都要出入没膝深的沼泽地，屡屡看到被溺死其中的牛的骨架。一日他不慎陷进泥淖，且四周空寂呼唤无应。父亲说他当时很恐惧，脑中的念头只有一个：“不能死！一一这样死，死得不是‘其所’！”父亲的“其所”又在哪里昵？上个月广州的黄秋耘叔叔寄来了他写的悼念父亲的文章，他无限深情地回忆起当年他俩同关一间“牛棚”时的苦难经历。
他说父亲总是那么乐观、那么自信，一再劝慰他应该振作，应该达观，还说他不相信全国的监狱能关得下这么多的“牛鬼蛇神”。这岂不正是父亲的暗示他的朋友要争取自己的“其所”吗？
就在造反派严密监视的空当里，在一次次接受批斗的喘息之中，父亲竟以各种他人所无法认识的符号记下了整整五大本日记。他说他并没有想到是为了“翻案”，也没有想到是为了“变天”，他当时的这一做法，仅仅是习惯使然一一这可真是“本性难移”了。1973年父亲因冠心病频发而被“恩准”回南京治病，闲暇中“翻译”整理出五本日记的全文。这无疑是一部中国作协七年间的“文革简史”，当然更不乏父亲的“负隅顽抗”与“老奸巨猾”了。造反派在田头召开他的批判会，他竟大开“小差”，拾起一根竹棍专心致志地剔除鞋底的泥巴。
为此他又被冠以“伺机反扑”的帽子，连续接受了三天的批斗。父亲不无幽默地写道：“这下可要命了，我实在是找不到回答他们的话了！”干校举办“文革成绩展览”，其中一幅漫画讽刺了父亲的“拒不认罪”，他看后揶揄道：“我真想给那位从未谋过面的画家去一封信，告知他画中有三点不符：一、陈某不曾秃过顶，虽然头发早已斑白；二、陈某不再敢以胖子自居，干校数年来的‘成绩’
早已令我摘此帽子矣；三、手中所持之‘反共剧本’非日《石达开之死》，其正确的书名为《石达开的末路》也……”
人们都知道，父亲于浩劫之后曾写有一部回忆体的长篇散文《云梦断忆》，发表在1983年的《收获》上。他于嬉笑之中痛斥丑恶，于诙谐之下鞭挞罪孽。
一位读者评价说：“那才叫‘潇洒”呢！一一是对‘文革’生活的真正‘潇洒’！”
然而这毕竟是事后的回忆了，如果要寻找父亲当时的真实思想，这数本“牛棚日记”才是真正的记录！一一它记下了他所苦苦追求的“其所”。
父亲是写喜剧的，是否喜剧作家观察人生的角度与一般人不同？否则他又怎能凌驾于一切苦难之上，傲然面对人生？又怎能于笑声之中将一切丑陋与荒唐剥露殆尽，以唤起人们生活的勇气？鲁迅先生说过：“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
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它出来。”这大概就是指像父亲这种性格的人，于“笑”中所采取的“迂回出击”吧？今年年初我将父亲这上百万字的“牛棚日记”摘抄出来以期发表，凡是牵涉到的人和事大都删去，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实要保留者，仅以××替代之。病中的父亲亲笔为它写下了前言，他希望后世的人们不要忘记这段痛苦的历史。孰知稿件寄出后竟石沉大海，父亲于去世的前一天还在问我，编辑部为什么没有回音。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部当年靠着一定胆量与信念而写下的东西，今天会给改革开放带来什么不良的影响。父亲匆匆地走了，既是遗憾，也是有幸一一他没有看到编辑部的退稿信，当然也没有听到《牛棚日记》的最终下场。
1975年的夏天奇热难当，父亲回宁治病已是第二个年头，此时外边频频传来了某某已解放、某某已分配等等扰人不宁的消息。本是一“棚”之“牛”，均无出头之日时，心中亦死水一潭，无半点涟漪；然而一旦春风吹及“‘牛棚”，诸多之“牛”纷纷变为了“人”，那对仍被冠以“牛”之称呼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熬煎。父亲在苦苦地等盼，等盼着为他平反昭雪的结论，然而谁又能料到，被他最终等来的竟是如此的一张“判决”：“以敌我矛盾论处。永远开除，出党”！父亲沉默了，他连申诉的权利都被剥夺。那是一个挥汗如雨的季节，满滥的愤怒使他又重新坐到了写字台边，有似在当年的牢房中，又有似在昔日的“牛棚”里，父亲再次开始了他非法的“地下创作”！他悲愤地记载下“四人帮”如何残害革命干部，记载下深挖“五·一六”如何打击无辜，还有国家与社会的岌岌可危，以及“救救孩子”那撕心裂肺的呼喊……父亲将这部笔记体的书稿取名为《听梯楼随笔》，他在“代序”中写道：“我国古代尚且还有稗官，我这个‘无所事事’的人何不去充当一名‘义务稗官’呢？有朝一日当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病榻，前来民间了解‘闾巷风俗’时，我将捧出这本书稿作为我的芹献！”哪知就在他书稿写成后的第十二天，他最崇敬的人竟与世长辞了。父亲流着眼泪又连续地写下了若干“续篇”——《总理之丧侧记》、《批邓奇谈录》、《大树歌》……这是一部在当时足以将人判下死刑的书稿；它当然只能永久地尘封在那个历史的黑洞里了！
《牛棚日记》与《听梯楼随笔》是父亲这一生中唯一没有发表过的两部作品，然而我却由衷地喜爱它们。我爱它们的超然无畏，爱它们的藐视尘寰；从它们的字里行间中我仿佛能听到父亲的心跳，能触到父亲的鼻息。说实在的，我真正为父亲自豪的是这两部从未见过天日的书稿，它甚至超过（《升官图》！一一写《升官图》时，我毕竟还没出世，还体会不到它当时那种足以令万众欢腾的威力。
五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这个满清的‘遗民’，可是经历了数朝数代，究竟哪个时期你生活得最愉快呢？”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
我明白，他的标准无疑是将能否自由创作放在了第一位。“文革”结束时，父亲已近古稀，然而在他身上所焕发出来的青舂，实令人不敢相信。我粗粗地为他排列出一个年表一一1978年，应匡亚明校长之聘，出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并完成大型历史剧《大风歌》的舞台本与电影本，是年父亲七十岁；次年，七十一岁，开始招收戏剧创作硕士研究生；1980年，七十二岁，改编电影剧本与舞台剧本《阿Q正传》；1983年，七十五岁，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985年，七十七岁，招收首届戏剧历史及理论博士研究生；1987年，七十九岁，完成长篇回忆录的第四部《漂泊年年》……在此期间，他更写有上百万字的各类文论及散文，那竟是在旅美途中、讲学路上、会议之余，甚至是医院的病房里。
有一次父亲因冠心病于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一日他跑到住院医生的值班室里，“抗议”病房内过于吵闹。“是影响您休息了吗？”医生颇为抱歉地问。“不是，是吵得我不能写作！”医生惊愕了，望着眼前的这个病人不知说什么是好。父亲没有豪言壮语，当《人民日报》的记者前来采访他时，他告诉记者的是：“我只怕时不我待！”
这确实是父亲最为惧怕的事情。人为的坎坷他一一走过来了，而自然的规律他却无法抗拒。父亲于八十岁以后终于感到了自已身体上的无奈一一先是头晕，继是手抖，再后来心脏则必须依靠起搏器相助了。他给上海的范泉先生写信：“一个作家到了不能执笔，是比死还痛苦的！”他答应过凤子同志，却没能把那部反映现代题材的剧本写出来；他答应过范用先生，也没能把已经写到抗战初年的回忆录续写下去……父亲对自己的病体烦躁不安，对自己的“江郎才尽”更痛苦不堪。有人建议他口述而由他人帮助整理，他不允，说是别人写不出他的风格一一他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自始至终要对他的读者负责。
父亲的执拗是令人难以劝解的，我多少次地感受到了他那“比死还痛苦”的折磨。学生来向他祝寿，他却苦笑作答：“长寿就是活受！”朋友来看望他，他告知日：“无所事事，不知何以终日！”他自1988年停笔以后，就几乎是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度过的。我们曾经试着培养他其他方面的兴趣，竟一无所获，就连“抽乌龟”他都抽不过才上小学的外孙。一日他摸着我右手中指上因握笔而磨出的老茧，不无感慨地说道：“以前我也有，要比你的硬！”是的，别人的茧子都是圆圆的隆起，而父亲的茧子却是尖尖的凸出，有似一根斜生的骨芽，雄赳赳地挺立着。这是他六十余年来辛勤笔耕的结果，这是他笔下数百万字作品的见证，这更是父亲的骄傲、父亲的自豪！然而如今它渐渐地消逝了，消逝得让父亲心中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支撑。
父亲开始在回忆中度日。他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当年怎样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写《秋收》；怎样在特务的追踪下写《升官图》；还有怎样为逃脱敌人的搜索，将《乌鸦与麻淮》的剧本藏在了摄影棚的棚顶上；又怎样为避开造反派的监视，将日记本的封面写上“学习笔记”……只有这时，父亲才又重新漾起往日的欢乐；只有这时，父亲才又再次沉浸在遐想的幸福中。一日他突然对我说：“我死后，墓碑上不要别的称呼，仅‘教授’二字即可。”不知是戏言，还是遗嘱，我当时竟没有留心。今天当父亲真的走了，当我抚摸着他书房中遗留下来的一切时，我才真正地懂得了他的用意。他一定是认为：只有身为教师者，才能够使心中的理想之火久久延续，代代相传一一他是多么割合不下他毕生的事业与毕生的追求啊！
父亲是5月28日凌晨走的，25日我去看他，他还在对我说：“我还有一段‘庐山遇险’至今没有写出呢……”那是抗战胜利以后，父亲在庐山的岳父家小住。为了给下一个剧本搜集有关袁世凯的资料，父亲竟误入“白虎堂”一一闯进了三青团中央会议的会场。此时蒋介石与马歇尔也均在庐山，周恩来同志得知后立即托人带信给他：“赶快下山！这不是你呆的地方！”父亲曾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过这个故事，他终于难忘总理这恩重如山的关怀。我鼓励他：“爸爸，你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到时由你亲自执笔，又是一篇绝妙无比的文章！”父亲笑了，笑得很甜，还一个劲儿地问：“我真的还能写吗？”不知怎的，这个笑容竟如定格一般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拂之不去。我多么希望28日的凌晨父亲就是带着这样的美好愿望上路的。我相信，在另一世界里，他一定会圆了他这个能够再继续写作的梦……
1994.11.28，父亲六周月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