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行军的速度很快，在下午两点半钟就赶到了九岭关前。这九岭关又名双龙关，因为九座山岭逶迤相连，中间一座关卡，两边似双龙盘绕。山上多参天的古松，关卡和工事碉堡都隐在松林中间。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鄂南的要塞，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过，把守九岭关的这一营敌人，在得知平江失陷，鲍酆将军阵亡的消息后，已有点闻风丧胆，正在向省城的督办紧急求援。不料援军未到，革命军却已浩浩荡荡杀到关前，因此这几百名惊弓之鸟，斗志早已吓跑了一多半。万先廷带领部队向山上发起冲锋后，嘹亮的军号声响彻山野，士兵们个个奋勇争先，就是从平江补充的那些新兵，也都是爬山的好手，冲起锋来十分勇猛。那些守关的北洋士兵们慌了手脚，有的就暗暗准备开溜。第六连在关前主攻，第四连和第五连从两翼迂回，只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战斗，万先廷就带领弟兄们冲到了关上。守关的那一个营北洋军队伍，除掉几十名死伤，一百多名当了俘虏外，其余的便都向县城方向逃窜。武器和衣帽丢得满山遍野。
万先廷站在九岭关上，看那地形确实十分险要，更加感到团长让他们迅速抢占九岭关的预见和意义。他把处理俘虏和搜索残敌的任务交给四连和五连，一面指挥弟兄们继续向前方追击；一面向当地百姓打听农民协会的情况。在九岭关南面的山坡上，有一个名叫黄家祠堂的小村子，只有三户人家，路边有一个为过往关卡的行人们歇脚打尖的小饭铺。那饭铺老板的儿子只有十七岁，在县城读过几天书，听见万先廷问起这边农民协会的情况，他便十分热情地过来同万先廷搭腔。据他说：通城的农民协会十分发达，领袖是一位曾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的青年，名叫赵世当，就是九岭这一带的马巷人。他们早已在作欢迎革命军的准备，盼望革命军早日打过来，但因北洋军据守了九岭关，使他们无法去南边探听消息。他表示愿意为革命军带路，到县城去找农民协会联络。他还证实，县城里没有多少北洋军，十分空虚；从九岭到县城只有十八华里，一路都是平缓丘陵，再没有什么险要地势。
万先廷听他说过之后，一面派连里的司书去后面向营长报告这些情况；一面就和那位饭铺老板的儿子一起，带领部队向县城那边赶去。
一个多小时以后，万先廷带领第六连赶到了县城。城里只有县知事公署指挥的几十名警备队，听说革命军打了过来，都急忙挂出白旗来缴枪投诚。在那位饭铺老板儿子的帮助下，万先廷很快见到了赵世当，同农民协会取得了联络。革命军的到来，如同神兵从天而降，使这山区的县城沸腾了。农民协会连夜就发出号召，组织人力在从九岭到通城的沿途设立了几十处茶水站和粥饭站，同时一面筹备召开全县各界民众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的大会。
第二天，随着独立团之后，第四军的主力——第十师、第十二师和军部，也在沿途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学生们捧茶送粥、兴奋热烈的夹道欢迎下，浩浩荡荡地进驻通城，准备展开同吴佩孚主力的决战。关系着北伐战场成败命运的汀泗桥大战的序幕，就由万先廷带领第六连闪电般地攻占通城而拉开了。
剑：
你想像不出我是在什么地方给你写这封信的吧？我们从广州出发已经有二十多天了，现在离前线越来越近，我的心多么想立刻就飞到那炮火连天的北伐战场，飞到你和渊哥的身边啊！……
在夕阳西下的余晖中，宽阔的河滩上细沙如粉，远处的群山被镀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姚玉慧坐在河边的一棵小树下，把活页笔记本放在撑起的膝盖上，手里握着自来水笔，俯身疾书。河滩上都是露营的士兵，缭绕着一缕缕野营的炊烟；微风时时送过来士兵们嬉笑谈话的声音；远处隐隐有时高时低的军号声。啊，前线的行军生活，这是玉慧梦寐以求的，她现在正亲身经历着。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玉慧确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变化：她已经脱下了那过去一直爱穿的紧身斜扣圆襟布衫和黑绸百褶长裙，换上了一身青灰色的粗布士兵服，那久已习惯的乳白色的高跟鞋换上了绑腿和帆布胶底鞋。她那乌黑浓密的短发上，也戴上了一顶和军服同样颜色的大沿军帽。她那秀丽白嫩的瓜子脸在灼热的阳光下晒成了黑红色，那亭亭玉立的身材消瘦了一些，那柔弱纤细的气质也消失了一些。那青灰色的粗布军服，并没有掩盖她的高雅清秀、妩媚动人，那双饱含热情的明眸，也仍像蓝天一般纯净。此刻，当她满怀兴奋的心情写出这几行字后，不禁停住笔，凝神注视着南方那重重叠叠的崇山峻岭，想起了她这一个多月来格外难忘的经历。
自从六月下旬接到李剑从攸县经过辗转带来的那封信后，玉慧就更急切地希望能到北伐战场的最前线去。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那里有她最挂念的亲人——李剑和齐渊，她渴望着同他们一起去经历那同生死共患难的战斗生活；另一方面，她也被李剑信中所描述的那种富有浪漫色彩的前线生活所吸引，向往着立刻走上那晨光熹微的征途，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军；在荒野的小溪畔露营；听着嘹亮的军号；唱着高昂的歌曲，向那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场冲锋陷阵！……那样的生活虽然充满艰险，但又是何等的快乐啊！
然而，她要求上前线却进行得很不顺利。一九二六年的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式誓师北伐，准备亲自率领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和第六军，开赴湖南前线。与此同时，广东的省港罢工工人委员会组织了几千人的运输大队和宣传大队，准备随军出征。但玉慧知道这消息已经晚了，当她赶到罢工委员会找到苏兆征和邓中夏同志的时候，得知那些刚刚组织起来的工人队伍已经大大超过了原先编制的名额。玉慧看到这样的情景，也不好过于为难他们，只有到别的地方去另想办法了。这时候，开赴前线的各军正在陆续向湖南出发，总司令部直属的那些队伍也在作出发的准备。广州的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群群穿着簇新的青灰色哔叽军服、头戴大沿军帽、身上斜束着三角武装皮带、戴着白手套、打着皮绑腿的军官。
他们大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仿佛个个都成了北伐革命的英雄，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在广州一些有名的酒店和茶楼里，也不分日夜地传出一阵阵热烈的欢歌笑语和猜拳行令的喧哗，这是那些留守广州的英雄们正在给即将出征的英雄们送别饯行。广州的市民们，由于受到前线接二连三的胜利捷报的鼓舞，对那些在前线赢得了胜利的英雄们十分倾慕和尊敬，对这些即将开赴前线的官兵们也给以同样的爱戴和尊敬了。
看到街上的这些情景，玉慧的心情更加焦急。但她跑遍了许多地方，不是队伍已经出发，就是编制的名额已经超员了。就在玉慧要上前线的希望几乎到了求告无门、完全绝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的转机。原来和她同住一个房间的那位妇女同事沈大戈，有一个在上海时的同学，现在担任着总司令部副官处的侍从副官，名字叫游家驹。他就住在东山龟岗总司令的公馆里，离她们中央党部所在的大东路不很远。自从在那次北伐誓师大会上遇见了沈大戈后，就常常来拜访这位美丽而任性的女同学。他大约在学生时代就非常崇拜和爱慕沈大戈，此次在广州相逢，简直使他如获至宝。每次来访时，他总是修饰得格外漂亮和整洁、细哔叽的军服笔挺，乌黑的马靴闪闪发光，洁白的手套一尘不染，大沿军帽和武装带也无懈可击。看他那庄严郑重的神情，就好像一个刚刚晋升的将军。他虽然只有二十五岁，但体态已经微微发福，保养得红光满面，足见生活过得十分舒适。他对玉慧也显得非常客气和尊重，特别当他听沈大戈介绍说玉慧有两位最亲密的人都在独立团当军官，其中一位还是很有名气的诗人的时候，他更显得格外惊喜，仿佛对文学很有兴趣似的说道：“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早已拜读过他发表的那些新诗，那真是革命的杰作，简直可以同歌德、拜伦媲美的！”
不过，玉慧总有点不喜欢他那油头粉面、夸夸其谈的样子，特别是他在女人面前那种过分殷勤的举动。沈大戈是一位女性解放的鼓吹者，她也并不喜欢这位狂热崇拜她的爱慕者，但她认为这种逢场作戏也并非什么坏事，况且在这远离故乡的岭南，能遇到一个熟识的故人，她感到毕竟是一种慰藉，因此对他的来访也表示出热情欢迎的态度。这就更使那位总司令的侍从副官受到了鼓舞，每次来访，他都要带着许多菠萝、荔枝、洋桃、香蕉之类的鲜美水果，而且以她们愿意接受为自己最大的快乐。他在她们面前还表现出一种骑士精神，热烈地希望能为她们赴汤蹈火。
有一天，他偶然从沈大戈的谈话中知道了玉慧急切地想上前线去，并且正为无法达到这个目的而万分苦恼时，他立刻胸有成竹地哈哈笑起来道：“你们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这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慧同志，你只要给蒋总司令写一封信去，提出你想上前线的要求，我保证你的一切希望都可以很快满足。”
这样的事情也好去麻烦总司令本人吗？现在前线的军事局面那样紧张，听说他自己很快也要向湖南前线出发，多少军机大事都要靠他去决策，难道他还能顾及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上前线去的问题吗？当玉慧说出这样的想法时，游家驹得意地笑着连连摇头道：
“你们这就完全不了解总司令了，他是很注重这类小事情的，特别是同乡同族的人，他更是另眼看待。前不久他从家乡的一本什么小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便说写那文章的人是个人才，他就亲自写了封信去把那人召到广州，一出手就给了他一个上尉机要秘书的职务，每月一百多块大洋。你，慧女士，家也是浙江，隔总司令的家并不远，这就一定有绝对的把握，会得到总司令的另眼看待了。”
玉慧还是有些犹豫，因为她对这位总司令的印象并不十分好。特别是发生在今年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使许多过去认为他是国民党左派的人大惑不解。就是这位曾经对共产党人满口“亲爱精诚”、说过接受“苏俄同志的指挥”是“一件人生最大的意义”的总司令，突然如临大敌般地调动第一军的队伍，逮捕了黄埔军校的全体共产党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俄顾问的住宅，说是“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阴谋派担任海军局兼中山航舰长的共产党员李元龙，企图用中山舰把总司令劫持到苏俄去”。事实上，当半夜三更总司令的亲信抓来李元龙时，他正在广州自己的家里睡觉，身上只穿着汗衫和短裤。虽然后来总司令又公开声明这个“事件”只是一场误会，还枪毙了那个包围苏俄顾问住宅的营长，并且向国民政府“自请处分”。但他却利用这个“事件”赶走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所有共产党员，气走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不久他又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高级职务，这样就把原先担任部长的几位共产党员全都赶下了台，换上了由他所引荐的人。他自己则兼任了中央党部中两个最重要的职务：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当时，许多人都议论蒋介石是想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扩大他个人的权力，逐步实行“铁克推多”。不过，后来的情况似乎还没有向这方面发展，总司令仍然表现得十分左倾，他在许多大会上讲话都赌咒发誓地保证自己永远忠实于“先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永远同共产党人和苏俄顾问亲密合作；永远支持工农民众运动。并且有一次在黄埔军校的纪念周大会上，还突然慷慨激昂地宣布：“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这种令人炫目的忽左忽右，使玉慧和许多年轻同志都更加摸不着头脑。这时，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又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表示了对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这才使大多数人的疑团冰释，感到三月二十日的“事件”确实只是一场误会，蒋介石仍然是忠实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首领，于是也都把心思完全用到准备北伐的事业上去了。不过在玉慧的心中，却总留下一道阴影：觉得蒋介石变化多端，为人不够光明和诚实，虽然她还并不了解那些事件的复杂背景和内幕，但对于蒋介石的人格的印象却一直没有改变过来。这也正是她此刻不大愿意去向这位总司令求助的原因。
但游家驹唯恐失去了这次效劳的难得的机会，他见玉慧还在犹豫不决，以为她是担心总司令是否真会过问这样的小事，于是便又慷慨而坚定地向她保证道：“慧同志，这件事就完全包在我身上。你只要给总司令写一封简短的信，表示你要求到北伐前线去的决心，并且说明你的家乡是在浙江，希望他能给予帮助。这样事情就一定会成功了，剩下的一切都由我去办理。”
沈大戈在旁边热情地鼓动道：“管它的，慧姐，这样好的机会还犹豫什么呢？来，我担任你的秘书，我们现在就来起草这封信，看看这位总司令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样礼贤下士。”她说着，立刻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信纸和信封，又打开自己的自来水笔，望着玉慧作出了准备记录的样子。
玉慧见游家驹和沈大戈都那样认真，便只好点头说道：“就照游副官刚才说的那样写吧，不过为什么一定要提到家乡是浙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