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83年8月下旬，我从东北三省采风归来途经北京时，落脚在《人民日报》社招待所。当我走进被安排的那间房时，里面早已有一人躺在床上休息了。我怕吵醒他，即轻手轻脚地来到另一张空铺前，放下沉重的行李箱，取出毛巾准备到洗手间去擦洗一下，刚走到房门口，就听见有人说话，嗓门儿既高又脆：“嘿，我说小伙子，打那儿来呀，风尘仆仆的。”我顺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床上躺着的那位老人。“啊，老同志，真对不起您，把您吵醒了。我是从东北那边刚回来。”“巧嘞，从我家乡来的。
我就是东北人。长春你去了吗？咋样，我们长春可美着呢。”
“长春我去了，美，确实是美极啦。”我真诚地赞美着，“老同志，我去洗洗，回头再聊。”“去，快去洗洗，你看我这个人啦。”
这人真有趣，总把“人”字说成“银”。
等我再回房来，老人仍倚靠在床上，手中捧着一本书在读，见我进来，赶忙放下书，憨笑着和我打招呼，并肯定地说我是位搞艺术的。我大吃一惊，这老人他会看相？我问他怎么见得，他说是从我言谈举止中捉摸出来的。这就更奇了，我和他照面没几分钟，何况他同我说话时，我瞧他眼睛都没睁似的。于是，我仔细打量着他：身穿一套本色土布短衣裤，浑身透出一股东北庄稼汉味，就连那张饱经风霜，满是皱纹的脸，也如同我这次东北行中所见到的众多百姓面孔没两样，既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人，更像一位忠实厚道的老农民。出于礼貌，我没有细问他。午休后，我俩各自出门办各人的事。晚上我回来晚，可他还没睡，说是等我回来和我说说话。讲实在的，他真是东北通，民风民俗说得有根有据，很多知识是我在东北都不曾得到的，他算是在给我补课，直到深夜一点半，我俩才停止了讲笑，但不到两分钟，即从他床上响起了那抑扬有致的特级大鼾，呼震沉雷。这下真把我折腾苦了，我睡觉就怕这个，只待着实困极了我方才睡去。早上起来，他还笑咧咧地和我说：“小伙子，夜里我没吵着你吧，我睡觉就爱那个。你说怪不怪，我那老伴就爱听我打呼噜，她说她听了心里特扎实。”我能说什么，只能报之一笑。
一天晚上，我从外回到招待所，顺便进接待室取报纸，偶然看到墙上的房牌，我的名字和“丁耶”名字并挂着。“丁耶”，好熟悉的名字。我站在牌前想了很久，终于在记忆库中找到这个名字，丁耶是位诗人，还是位颇有名气的作家，特别近几年内，我读过他很多篇散文，语言质朴无华，寄情于文着实感人。我不相信。我问接待室老马同志，他说，一点不假，他就是诗人丁耶。
天啦，除了谈话中流露出那渊博的知识外，他身上哪有一点诗人的形迹，活脱脱一个东北庄稼汉。回到房，他仍倚靠床上读书，我问他，他诡秘地笑着说：“是呀，我就是丁耶，丁耶就是我。诗人不敢，常爱胡诌几句而已。”啊呀呀，这确实是真人不露相，他没有大作家的派，是那般朴实、憨厚、诚恳和热情，他以坦荡的胸怀，好说好道，心直口快，他是一位满身泥土味的文学家，我打心底对他涌起敬意。相处几日，每晚都聊得他闭了眼又开始打呼噜方才停止说笑，由于他东北地方方言味浓，再加上他那幽默风趣的语言，我总爱听他说。因为他要到新疆石河子参加“绿风诗会”，我俩都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各自南北而去，虽然至今没有再见过面，可书信往来很频繁。每当他的新著出版总不忘签名寄赠我一册，如《外祖父的天下》、《鸭绿江上的木帮》、《边外集》等。我呢，少不了拙作问世，也给他寄去，请他审读并指正。
十几年过去了。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他从东北打来的电话，嗓门儿依旧是那般响和脆，当他得知接电话的就是我时，他就兴奋地说开了：“韦君琳嘛，你猜我是谁，我就是丁耶，十多年没见着你，昨天收到信知道你家中的电话号码，昨晚就给你去电话，可总占线，我好容易熬到今天早上，真幸运，一拨就通。嘿，那北京的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你这个年轻人中我缘，说话让我听听你的声音。”我刚开口问上一句好，他就赶忙说，“声音没变，老样子，嘿，头发还剩多少，寄张照片我看看。君琳老弟，我又得说在北京那忽儿，去看艾青时没有拍张照片，我俩也没合个影，真太遗憾，啥时我俩能再待一起聊聊……”没完没了，要不是我提醒他这是长途电话，他可能要说个没完。
这就是诗人丁耶，十几年没变，热情没减，那份诚实的天真没变，只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过古稀之年，格外珍惜友情和时间。
丁耶，原名黄东藩。1922年3月生于辽宁岫岩山区农家。
“9.18”事变后，他才13岁就当了流亡人，先到北京。“7.7”事变后，经湖南、广西、贵州到四川，这期间他受尽苦难，饱尝国破家亡、失学失业之凄苦。1945年考入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通过文学走上革命之路。1947年，“5.20”爱国学生运动后，由于他经常发表反蒋反帝的诗歌，受到中央大学特务学生的监视，中央大学地下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迅速安排他离校并输送到晋察冀解放区华北联大文艺研究室学习工作。当时，著名诗人艾青任该研究室主任，他即受教于艾青、张光年门下，诗人严辰、田间、吕剑等人都非常关心他的创作，这也使他在创作道路上有了较大的进步。解放后，他思乡心切，执意要求调回老家工作，艾青作为师友很理解他的心愿，同意了他的请求，笑着对他说“你是东北流亡青年，已经离家十多年了，回去吧，回家乡再写诗吧，诗离不开土地。”临别时，艾青还鼓励他：“好好学习，深入生活，希望你能写出好的诗来。”诚然，他于1949年调至东北师大中文系任教。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调至吉林省文联工作，受省委委托筹备中国作家协会长春分会和共同创办《长春》文学月刊。在1957年前，他就出版过《外祖父的天下》等7部诗集。可是，好景不长，就在1957年，他也横遭厄运，在那场反右“扩大化”运动中首当其冲，成了“假左派、真右派”，正如他自己所言“闹得20年真假难分”，剥夺其写作权利，到农村劳动，检讨反省、接受改造。又正如他自己所言，这20年所写的检讨比所写的诗、散文、小说总字数要多上多少倍。直到1979年才调回省文联。他以一颗赤诚而又挚爱的心，感谢党的三中全会给他带来的解放，他奋笔抒情，仅用七八年时间，他完成了四部长诗、三部散文集，还有一部自传体小说等专著，除此外，我还经常在国内报刊上读到他的文章。
这就是诗人丁耶。我问他为什么能如此著述丰富，他依旧用那高八度又响又脆嗓门儿对我说，他的灵感来自土地来自人民。就是从这他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使命。他决心要用生命的余年向祖国向人民贡献一颗赤子之心。
我衷心地为他祝福！
（原载2003年4月11日《江淮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