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选八）[1]
其二
文格渐卑庸福近[2]，不知庸福究何如[3]？常州庄四能怜我[4]，劝我狂删乙丙书[5]。（庄君卿珊语也。）
[1]己卯，系嘉庆二十四年(1819)，是年春作者进京首次参加会试，未中，写了一组十四首的七言绝句。作者标为“杂诗”，即知诗涉及的面杂而广。写参加会试、拜谒前辈、交友、访旧址、谈论学术等。徂（cú殂）：到，及。有：又。
[2]“文格”句：文章的品格日渐卑下，能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便可换来庸福——庸俗的福禄，即升官发财。文格，文章的品格、格调，其高下，与作者本人的品格、思想有密切关系。即为文之目的，是为了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矛盾呢？还是为了阿谀奉承、迎合统治者的需求，作为谋取名利的手段？
[3]“不知”句：不知道这种庸福怎么样？是好，还是坏？是幸福，还是灾祸？作者虽用选择问问，实则鄙视这种庸福。
[4]常州庄四：指庄绶甲。龚诗中另有《怀沈五锡东、庄四绶甲》诗可证。庄绶甲(1774~1828)，字卿珊，江苏武进入，是著名今文经学家庄存与的孙子。诸生，考取州吏目。“克承家学，尝取祖庭遗著次第校刻”，斐然有著述之志。著有《尚书考异》、《释书名》和《周官礼郑氏注笺》等。武进县，清代属常州府治，故称“常州庄四”。庄四，因庄排行第四，故云。唐人以称呼对方的排行为尊敬，后代衍此习惯。龚诗文中另有《哭郑八丈》、《送刘三》、“诗人萧县顾十五”（《萧县顾椒坪工诗……》）、“虹生十四兄亲家年大人侍右”（《与吴虹生书之十二》），均其例证。按庄绶甲嘉庆二十三年(1818)曾应聘在杭州龚自珍家设馆授徒。怜：爱。
[5]乙丙书：作者在嘉庆二十年（乙亥）和嘉庆二十一年（丙子）两年中写的一组政论文章，统称《乙丙之际著议》，也称《乙丙之际塾议》，现存凡十一篇。龚自珍在这组杂文里，通过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农田水利等方面的论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和黑暗，抨击了封建官僚的昏庸腐朽，宣传了他变法革新的主张，深刻犀利，所向披靡，是一组具有强烈战斗性的文章。他的好友庄绶甲害怕龚自珍会为此遭到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的迫害，建议他将文中锋芒毕露之处删掉。但龚自珍谢绝了朋友的好意，并未因此删改自己这组可能遭来祸害的文章，这充分表现了龚自珍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其五[1]
庞眉名与段公齐[2]，一脉东原高第题[3]。回首外家书帙散[4]，大儒门祚古难跻[5]。（谒高邮王先[6]，座主伯申侍郎之父也[7]，八旬健在，夙与外王父段先生著述齐名[8]。）
[1]戴震是清代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和文字音韵学家，他的两位高足是王念孙和段玉裁，两人在文字、训诂学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龚自珍自幼年便从外祖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从这首诗里，我们可窥见他的学术渊源。
[2]庞眉：老人黑白间夹的眉毛，代指老人，此指王念孙(1744~1832)，清代著名的训诂学家，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著有《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是年王氏已76岁。段公：指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懋堂，江苏金坛人，清代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著有《说文解字注》、《经韵楼集》等。李斗《扬州画舫录》：“段玉裁……受业于戴东原，与御史王念孙齐名。”
[3]“一脉”句：王、段二人均是戴震的高足。东原，即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皖派经学的奠基者，著名的音韵学家和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戴氏曾参加编修《四库全书》，于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均有研究，尤擅文字音韵学，长于考证，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水经注》等。高第，此同“高弟”，高足弟子意。按《说文》“第”本作“弟”。
[4]“回首”句：回想起外祖父段玉裁家里的书籍散失。书帙（zhi蛭），书籍。帙，包书的套子。按：段玉裁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其子孙没有能继承他的学业。诗中含有龚自珍的惋惜和悲伤之情。
[5]大儒门祚：此指高邮王氏。王氏自王安国始，专以经学课子孙，其子念孙、孙引之、曾孙寿昌等均攻经学，其学术成就，以念孙、引之为最。龚自珍对此颇为称羡。道光十九年(1839)南归途中，他曾拜访嘉兴知府王寿昌，并有诗云：“一脉灵长四叶貂，谈经门祚郁岧蛲。儒林几见传苗裔？此福高邮冠本朝。”门祚，犹言家世。跻：登，可引申为攀。
[6]谒（ye夜）：拜见。王先生：即王念孙。
[7]座主：明清时代考中的举人、进士称其本科主考官或总裁官为座主，也称座师。伯申侍郎：指王引之，他曾是龚自珍嘉庆二十三年（戊寅）浙江乡试中举时的座主，龚写此诗时，王引之官工部侍郎。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清代著名训诂学家，官累至工部尚书，所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最有名。
[8]夙：早先，过去。外王父：外祖父。
其六[1]
昨日相逢刘礼部[2]，高言大句快无加[3]。从君烧尽虫鱼学[4]，甘作东京卖饼家[5]。（就刘申受问《公羊》家言。）
[1]嘉庆二十四年(1819)，龚自珍在北京从当时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公羊春秋》，即东汉何休(129~182)的《公羊解诂》，这是汉代今文经学仅存的一部书籍。经今、古文学之争始于西汉末年，相传秦始皇焚书，典籍散佚，西汉所设的五经博士凭口授，用汉隶文字记录成经书，因汉隶为当时的文字，故称“今文经”；汉武帝时，相传在孔子宅壁中发现了用古籀文写成的《古文尚书》、《逸礼》等经书，因古籀文为汉以前的文字，故称“古文经”。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它们对经书的文字音读、字句含义、篇章、书籍，都各有不同的见解，但这两派的区别，其实主要并不在于版本和写书文字的不同，而是反映了当时学术界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想。简言之，古文经学派研究经学主要侧重于分析文义，研究章句，为解经而解经，与训诂之学相近；而今文经学派则主要是阐发书中的“微言大义”。就思想而论，前者较保守，后者较活泼。乾嘉时代，考据学是中丽天日、盛极一时的，它的出现是清王朝在文化方面实行箝制政策、大兴文字狱的消极产物。当时一部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知识分子，形式主义地承袭了顾炎武的考据学而把它引向歪曲的道路，发展成为脱离现实、埋头于故纸堆的烦琐学派——乾嘉汉学（应当说明，乾嘉学派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鸦片战争前夕，国内外矛盾日益加深，社会现实斗争发展的要求，促使部分头脑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开始不满于乾嘉汉学，于是产生了中国学术史上晚清的今文经学派，刘逢禄就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龚自珍从之学习《公羊春秋》，这对龚氏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但他从刘氏学习《公羊春秋》，主要是接受了公羊学说中“三世”、“三统”这一进化的历史观，并没有以自己的主要精力去阐发今文经学的所谓“微言大义”。在清代那个儒学定于一尊的时代，龚自珍只是以今文经学作外衣或论战手段，通过谈经论史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宣传变革，开创了近代的“经世致用”之学。龚自珍少年就跟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许慎的《说文解字》，受过传统的汉学教育，于文字训诂之学造诣颇深。但这首诗写龚自珍师从刘逢禄学习公羊学，并表示与乾嘉汉学决裂，使自己的学术研究面向现实、朝着“经世致用”的方向前进。开创了以批判封建专制、宣传改良变法为主要内容的晚清新的经今文学派。这一学派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发扬广大，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改良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