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帛书《经脉》。书中论述了人体内十一经脉的循行、主病和灸法的古灸经。这也是有关医学理论基础的经脉学的古文献。另外，中国古代医学还有一部宝典是《黄帝内经》，它是春秋战国及西汉时期不少古代医学家的宝贵经验的总结，积累了各时代的医学成就。其中介绍九种不同的针，按用途来分，九针可分大针、长针、毫针、圆针、锋针等类型，各针从3厘米到24厘米长短不等。书中编有医治各种病痛和疾病方式的365个穴道，并为之一一命名。书中指出金针虽然价格昂贵，但因其有刺激身体的功能，所以医治某些疾病格外有效。而银针则有显著的镇静作用。河北汉代中山王刘胜墓出土有4根金针、5根银针，能识别的有金质毫针、锋针和银质圆针，而有的则因残破不能识别针型。
中国历代还有许多帝王对生理学，特别是对神经系统有着浓厚的兴趣。
据称，公元1世纪时，王莽在医生和御用屠夫的协助下曾切开一名敌对者的尸体，用竹签来研究人体神经系统。无独有偶，1000年后，宋徽宗雇了一个画家，画出肢解后的一名罪犯的人体器官。在徽宗之前，宋仁宗叫工匠打造了一个铜人，铜人身上显示出人体的整个神经系统。这个铜人还被用作医官院学针灸的学生学习和考试的指导实物。据记载，凡针灸科学生考试，须先在铜人体外涂蜡，把水灌到体内，要求被考查者向指定的穴位进针，下针准确，则蜡破水出，这成为检验学生的好手段。宋仁宗有一次因病昏迷，御医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找到一位民间医生来进行针灸。这个医生用针刺进了仁宗脑后一个不知名的穴位，刚一出针，宋仁宗就苏醒过来，睁开双眼，连声称赞“好惺惺！”夸其医术高明。“惺惺”在当时就是高明的意思，“惺惺穴”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在古书中，类似这种创新的例子很多。治疗全身麻痹、妇人难产、小儿脐风、腹痛、心口痛、头痛、风湿、五官科等病甚至是起死回生，针灸均能做到。
针灸医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世界医学的贡献，但它究竟为何有这么多功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8、 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吗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造纸术的发明者是东汉宫廷宦者蔡伦。
据传，蔡伦从小就对造纸很感兴趣，他经常看着竹子的内膜发呆，心里想道，要是字写在这薄薄的竹膜上，不是比写在竹简上要方便得多吗？于是他就用竹膜试验，但是经过很多次失败之后，他意识到竹膜太薄，根本无法写字，于是他想到要加进一些与竹膜一样质地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必须坚韧，他开始尝试用一些棉、麻试验。在千百次的试验之后，他成功了。
正史中关于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南朝宋代范哗的《后汉书》里。
《后汉书·蔡伦传》说：“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蔽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来的教科书都沿用此说。
然而，许多考古发现证实，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蔡伦。在西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学会了造纸。
在比《后汉书》更早的东汉宫修国史《东观汉记·蔡伦传》中记载：“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
原书只说蔡伦主管（即“典”）少府所属尚方造纸，根本没有蔡伦发明纸的意思。
蔡伦于公元75年入宫为宦官，后因卷入宫廷内讧而服毒自杀。所谓蔡侯纸其实是出于尚方内众工匠之手，而绝非身为尚方令的蔡伦所亲制。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丈弼于1933年在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西汉麻纸。但是，此纸没有经科学鉴定便毁于1937年的战火之中。
到1957年，人们又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灞桥的一个砖瓦厂发现了一座西汉古墓，墓中有一个用麻布包着的铜镜，还有一叠古纸，共88片，最大的有100平方厘米大小，最小的只有12平方厘米，平均厚0.139毫米，稍厚于现在的新闻纸，是用麻纤维做成的。
到了1973年和1974年，又有两片西汉纸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被发现了，一片有400平方厘米大小，是用麻纤维制作的，其年代大约在西汉宣帝时期，另一片有103.5平方厘米大小，是用麻、线混合制成的，其年代大约在西汉建平年间。
到了198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天水发现了一张西汉天水地区的纸画地图。该地图出土时被放在死者胸部上面，残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面光滑平整，是用细墨线条绘制的。
这张纸大约有14平方厘米，出土时已非常残破，但却是我国劳动人民在西汉时期就已掌握了造纸技术这一史实的有力证明。
从1990年到199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发现了24片汉代麻纸，其中4块书写有字。这些纸和1500多件有确切纪年的简牍同时发现，其年代当是西汉宣帝到哀帝时期。这说明西汉不仅有纸，而且开始用纸来进行书写。
上面这些重要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东汉蔡伦。远在西汉，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造纸术。
蔡伦的贡献是改进了造纸术，使造纸业的发展更进一步。也因为他在造纸术方面的改进，使得后来的史书将其列为造纸术的发明者。
这同时反映出，造纸术在蔡伦改进之后技术水平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书写也较以前更为方便了。
9、 中国古代“透光镜”之谜
汉代时，封建经济空前繁荣，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非常强盛。农业生产发展迅速，铁器广泛应用，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水平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金属铸造工艺不断进步。正当许多青铜日用品逐渐被漆器和陶瓷器取代的时候，铜镜的制造却获得了重要发展。铜镜成为汉代铜铸制品中最多的产品。
上海博物馆里收藏的一面铜镜，就是当时一种非常流行的镜型。此镜直径12.1厘米，圆形，内区有同心圆及八曲连弧纹，外圈刻着文字。此镜边缘宽阔，铭文两边各有锯齿纹样。
不同时期流行的铜镜也是有差别的，西汉前期和中期流行草叶纹镜，到武帝和昭帝时，草叶纹镜的地位渐渐为星云纹镜和连弧纹日光镜所取代。星云纹镜钮座呈圆形，不见草叶纹镜上的大方格，而且上面也不会有任何铭文。带座的大乳钉布于四方，其间安排若干小乳钉，乳钉高低错落，像星云一般灿灿，铜镜因此得名。连弧纹日光镜的内区有一圆连弧纹，镜缘上的连弧纹则被略去，代之以稍宽的平缘。外区中有一圈醒目的非隶非篆的铭文带，铭文开头大都有“见日之光”四字，铜镜也因此得名。连弧纹昭明镜图案与日光镜其实区别并不大，只是铭文较繁，可以看作是连弧纹日光镜的繁体。不过这件连弧纹昭明铜镜却因其新奇的透光效果而为人所关注。
铜镜的透光效果就是指将镜面对着日光和其他光源时，在墙背上可以映出镜背的纹饰和铭文。
中国古代学者早就对铜镜的透光效应以及透光现象的成因作过深入的研究。《太平广记》记载，隋朝的王度得到一面古镜，发现将镜面对准日光，镜背上的图案竟然会在日影中出现。宋代周密在其《云烟过眼录》中提到，如果把透光镜对准日光，可以看到纤毫无损的镜背影像。
此外，像宋代的沈括、元代的吾丘衍、明代的方以智和何孟春、清代的郑复光等，他们也都对铜镜的透光效应作过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也相继作了不少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见解，这些见解也都被后人继承下来。
目前多数学者经过研究认为铜镜的透光效果是由于镜体厚薄不一造成的，由于镜面各部分出现了与镜背图纹的凹凸不平和曲率差异而形成。
但这种曲率差异是怎样产生的呢？学者们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有的认为是通过快速冷却方法加工出来的，有的认为是在铸造研磨时产生各种压力后形成的，有的认为是在铜镜加工过程中刮磨不均形成的，有的认为是铜镜在铸造过程中冷却速度不同形成的。
尽管关于铜镜的透光效果的看法还存在着不少分歧，但它却是研究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重要资料，对我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