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宸濠是个有意思的人，别人造反都是私密的事情，他却搞的沸沸扬扬，妇孺皆知。第一代宁王朱权本来封在关外的大宁，朱棣登基后将朱权改封在了南昌，从此朱权的子孙从荒凉的大漠来到了锦绣的南方。
朱宸濠到底是不是造反，我们已经不清楚，或者他跟汉王朱高煦一样只是由于某些偶然性的偏差而导致“被造反”。
朱宸濠并不是一个打打杀杀的人，相反，他是一个热衷艺术的藩王，尤其对画作、收藏喜爱，朱宸濠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由于史料有限，我们无法对他做出精准的判断，但我们可以大致感到他是一个有着臆想症和好冲动的患者。
朱宸濠是朱权的玄孙，虽然比朱厚照大12岁，但是却长朱厚照二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建国以后皇帝多早死，但无忧无虑的宗室子弟却活的很好。早在英宗时代，宁王府的护卫队便被革除，朱宸濠贿赂刘瑾恢复了护卫队，但刘瑾倒台后，宁王的护卫又被废除。不甘心的宁王又通过贿赂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再次恢复了护卫队，目的达到的宁王又开始想入非非。
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臆想翩翩的年代。安化王以为各地屯军对刘瑾不满，自己的一纸檄文就能够令他们纷纷举起义旗，朱棣“靖难”的成功使得天下的藩王认为只要自己能带领一支军队进入京城就能够继承大统，这个时候，宁王又开始了臆想。
眼见正德没有子嗣，天下的藩王都蠢蠢欲动，想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正德，宁王自然也是如此，他又找到了钱宁想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太庙行太子礼，作为帝国的储君正式确定下来，如果此事能办成，那么宁王的儿子将会认明英宗朱祁镇为父亲，这件事显然办不成。朱厚照跟朱宸濠血缘关系疏远不说，宁王的这一行为也不符合“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继承规则。我们只是觉得朱宸濠这个人很怪异，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思路是什么样的，你想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做出来。
本来关于朱宸濠的事情或许到这里就结束了，但豹房内的一场权力内斗却直接逼反了朱宸濠，导致帝国南部政治版图上发生了一场地震。
从朱厚照移居豹房那天起，帝国的中枢就从紫禁城转移到了豹房，豹房内有两派，内廷派与边军派，内廷派以锦衣卫指挥使钱宁为代表，边军派以江彬为代表。本来皇帝最初倚重内廷派，但自从江彬来到豹房后，圣眷开始向边军派倾斜，江彬与钱宁的较量一直都在暗地里进行。
正德十三年，江彬与钱宁的较量已进入白热化，对于钱宁与宁王的交往，江彬是知道的，他开始打宁王牌。江彬在朱厚照面前说道：“钱宁经常在陛下面前说宁王孝顺，陛下怎么看？”
正德是天资聪颖的人，他随即说道：“别人说臣子孝顺就暗示皇帝这个臣子要得到提拔，说藩王孝顺，那该如何提拔呢？”
江彬看着朱厚照，朱厚照忽然又明白另一个话题，说宁王孝顺实际上就是暗讽自己的不孝顺，朱厚照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心中已有数。
由于宁王在要求儿子继太子位和恢复王府护卫两件事情上找过钱宁，而钱宁既然要活动此事就必然要在朱厚照面前说宁王好话，所以江彬所说的应该是确有此事。
不久，江西巡抚孙燧连续七次上书控告朱宸濠要谋反，里面对宁王的指责极尽之能事，什么霸占田产、盘剥大户、恐吓当地政府、戕害官吏、收容土匪、纵匪劫掠、招兵买马、私藏甲胄，乃至做出违背礼仪的事情。宁王究竟有没有做这些事情，以宁王乖张的性格应该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但孙燧的指责也明显有夸大的地方。
明代地方官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一直是水火不容，为此制造了几起造反事件，正德朝的宁王是一起，万历朝的杨应龙和哱拜也是如此。只要地方藩王或军事首领行为乖张，就会引起地方巡抚的激烈弹劾，将他们的这种行为放大，从而引来一场战争，一来可以拔掉眼中钉，二来从中枢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都可以立功。
孙燧的上书使得京城与南方的气氛紧张起来，官道上打探消息的人也多了起来，天下人都知道宁王要造反，他自己却莫名其妙。孙燧的上书过去不久，都御史萧准也上书控告宁王的种种罪行。
到了此时皇帝再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将内阁招来讨论宁王问题，内阁的意思是派人去南昌警告宁王不要胡来。朱厚照采纳了这个建议，派了一个驸马，一个御史，一个宦官去南昌警告朱宸濠，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三日这天是宁王的寿宴，南昌大大小小的官员齐聚宁王府，宴席进行了一半，宁王安插在北京的眼线回来了，眼线报告错了，眼线说皇帝已经派出官员来南昌捉拿宁王了，官员已经在路上了。
其实这个时候，朱宸濠最好的策略是岿然不动，无论皇帝是何目的，等钦差来了再与其周旋。但宁王并没有这么做，他随即回到宴席上对众人说，朱厚照并非孝宗亲儿子，祖宗不血食已14年，昨日太后的懿旨到了，让我举义兵进京捉拿这小子。
江西巡抚孙燧当场让朱宸濠将太后诏书拿出来看，朱宸濠拿不出诏书便将孙燧杀了，几个“死硬分子”也被处死，剩下官员只好依附朱宸濠。
朱宸濠随即占领南昌城，以离职官吏李士实、落魄举人刘养正为左右丞相，改元顺德，召集刘六、刘七败退入江西的余部，以及一些江湖势力和地方势力，号称水陆两师十万，实际上一二万人，刘养正发布《讨正德檄文》，列数正德种种罪状，并着重指出正德非朱氏子孙，朱宸濠希望以此换取天下的认同。
此檄文传遍长江流域，后来被朱厚照尽数毁掉，其内容是什么，我们已不得知，但今人武俊岭模拟当时流传的内容重写了一份，虽然不是原版，但也大致差不多，现发出来以飨读者。
先祖创立大明，至今已历百年。不意祖宗血脉，孝宗驾崩而断。厚照竖子，乃民间野种。奸宦李广，抱入宫中。张后视如己出，爱如拱壁。遂使草莽无赖，俨然天皇贵胄。半岁韶龄，立为太子。十四少年，荣登大宝。此君昏庸无道，不唯豹房纵情声色，斗鸡玩狗。更于宣府营建“家里”，俨然淫窟。滥认义子，一日百名之多；广选美女，载以十辆大车。权柄下移，钱宁猖狂。信任边帅，江彬跋扈。祖制荡然，新法不立。朝廷如市肆，神州苦板荡。时艰如此，厚照浑然不觉。天象迭变，群臣依旧恬然。一二老臣谏而不听，成群小臣劝则震怒宁王宸濠，乃太祖皇帝正统血脉。现奉太后诏书，起兵讨伐昏君奸臣。大军到处，秋毫无犯；老益相迎，少益从军。革除正德，民心所向。上下同心，共建勋业；昭彰日月，无愧天地。
草檄此文，咸使闻之。
大军很快攻破九江、南康，接着沿长江而来欲取南京，大明实行两京一十三省制度，一旦南京被破，宁王就能在这里登基，随即宣布北方那个政权为伪政权，然后带兵北伐。宁王的美梦做的非常好，但很快进攻安庆受挫，这个时候南赣巡抚王阳明带兵包围了南昌城，朱宸濠大急，随即回兵救南昌城。
朱宸濠这个时候正确的策略应该是一鼓作气拿下安庆，而不是回师救南昌。王阳明预计宁王要赶回来，便派出船队在江面上伏击宁王的船队，王阳明让人将点燃的小船推入宁王船队中，宁王船队随即被烧着，宁王跳入小船准备逃生，随即被俘，历时43天的宁王叛乱就这样戏剧性的结束了。
宁王叛乱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他反映了正德朝一些深刻复杂的矛盾，我们这个帝国开始不稳。一旦皇帝的行为乖张，乱了儒家立法或者祖宗成制，那么天下的藩王就会取而代之。
宁王的反叛使得皇帝有了充分理由南巡，到了这个时候，群臣们再也无法阻止。此次前往南方平叛正是建功立业的机会，不仅朱厚照十分兴奋，就是他身边的人也跃跃欲试，朱厚照随即颁旨让“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统帅六师前往平叛。
大军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八月二十六日出发，当行至河北涿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前方传来邸报，宁王叛乱已经被一个叫王阳明的南赣巡抚平息，宁王本人也被活捉。正德看到这张邸报，心情顿时跌入冰点，正德身边的人也是如此，要说还是正德脑筋灵活，叛乱平息了也没什么，继续往前开。
接着便抵达保定府，由于南方的叛乱已经被平定，所以大军不用赶那么急，众人便在保定这个地方歇了下来。朱厚照听说当地巡抚伍符能饮酒，便和他抓阄，朱厚照抓不过伍符被连灌了几大碗，他便把抓来的阄扔到地上让伍符去捡，捡起来的阄当然算输，伍符连连喝酒，朱厚照十分高兴。
离开了保定，大军行至山东临清，临清位于运河边上，南北客商、人来人往，热闹异常，这里有鳞次栉比的商铺、人满为患的酒馆、人声鼎沸的赌场、曲径幽深的青楼，把个朱厚照乐的手舞足蹈。地方官员对于皇帝的南巡本就颇有微词，如今皇帝来了自然比较冷淡，朱厚照看着那简单、草率的酒席，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反而吃的很开心。
皇帝已经决定从临清坐船沿运河南下，便亲自驾着一条小船去京郊的通州接刘良女，待到刘良女接到，又在临清玩了十几天，如此一来前前后后折腾了四五十天，于十月二十二日才从临清出发。
十一月十五日船队抵达淮安清江浦，皇帝驻跸在宦官张阳家中，在这里皇帝开始捕鱼、打猎，获得的猎物赐给当地官员，但要当地官员拿银子来换。十二月一日，皇帝抵达扬州，接着便要去南巡的重心南京，可就在要去南京的时候又出事了。由于此时已到了月底，北京来信催皇上回去主持明年正月的郊祀大典，随行的大学士梁储、蒋冕也不断催促。皇帝说我们去南京搞郊祀，我大明不是两京嘛，南京也是京城，为什么不能在南京搞，非要在北京搞。
大臣们自然也有办法对付朱厚照，他们说南京郊坛跟天地配位的是朱元璋和他的父亲朱世珍的灵牌，而北京郊坛跟天地配位的是朱元璋和朱棣的灵牌，如果在南京搞郊祀等于把都城又迁回南京了，如此以来，可能又有人要造反。说到造反，便将朱厚照吓住了，这件事情就这样被暂时搁置起来。
朱厚照在扬州过的并不开心，当地官员像防贼一样防着他，好东西不让他看见，好玩的地方不带他去，好酒、好菜也没有，民间颇有姿色的女子也主动藏匿起来。到了临行的前一天，扬州的官员们置办了一桌像样的宴席，并请来歌妓唱曲。朱厚照颇有兴致的听完了曲，但宴席并没有动，他知道这顿宴席官员们花了些银两，便对扬州的官员们说道：“这桌饭菜你们花了多少银子，就把这桌饭菜置换成同等数量的银子送过来，就算是你们对朕的孝敬。”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厚照渡江抵达南京，他终于来到了大明朝曾经的首都，他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很多血雨腥风、同族残杀的故事，他抚摸着斑驳的宫墙，感受着历史的召唤。南京这里有着跟北京一样的一套班子，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通政司、都督府、内廷各司局，数目庞多的太监和宫女，而且他还带着两名内阁大学士。南京，在这一刻又短暂成了大明朝的首都。
皇帝休息了几天，便在南京过了新年，正月初一这一天便去明孝陵祭祖。皇帝在南京一直待到正德十五年的闰八月，本来计划还要去苏杭、湖广周游，但皇帝决定回京了。出来已经整整一年，皇帝的南巡是自己付出很大代价硬出来的，一路上官员的冷淡也令正德颇有感触，在南京停留期间，似乎有人对朱厚照发出警告，让他回去。有人将绿色的猪头扔到了朱厚照的寝宫内，在牛首山游玩的时候，不知是谁，将皇帝劫持了一个夜晚。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巡游下去已经没有意义。皇帝此次的南巡并不似表面上那么风光，他显得心事重重，官员们不断的威胁，藩王的造反，身边人的难以捉摸，这些都使得朱厚照对局势担忧起来，还是早日回京吧。
朱厚照临行前来到明孝陵向老祖宗辞行，然后沿着来路北上。北归途中，朱厚照来到前三边总制杨一清的家里，杨一清跟朱厚照谈了一个夜晚，杨一清告诉皇上，在你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这样一意孤行，人们就会废了你。杨一清的话令朱厚照冷到了极点，他什么也不想再说了，皇帝继续北上，他又来到淮安清江浦这个地方。皇帝开始独自划船游玩，此时已经是黄历九月天了，前面有个闰八月，按西历推算则是十一月份，也许是天气的阴冷，加上皇上一直心神不宁，所以驾船不稳，船翻落水，后面跟着的侍卫赶紧跳入水中将朱厚照救了起来。
朱厚照被救起来后开始一病不起，他患了感冒，而且这种感冒引起了肺炎，皇帝开始咳嗽。我们的皇帝虽然风流倜傥、不拘小节，但他实际上孤独、焦虑。文臣们的恐吓、身边人的阴晴、子嗣继承问题都深深困扰着这位皇帝。
船队在运河上再也没有停留，而是直奔运河的终点——通州，皇帝的行驾在这里不动了。朱厚照离境已经一年多了，京城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不清楚，他不敢贸然进京。皇帝在这里发布诏令，将跟宁王平日有来往的官员、宦官、锦衣卫一一抓捕，接着又命令在京各部院的正职、高级宦官、皇室成员、驸马勋贵全部赶往通州见驾，皇帝在通州发布了对宁王以及跟宁王有关联人的处理意见。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十二月十日，正德回到了阔别一年半的北京城，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对于朱厚照来说却恍如隔世，皇帝的内心世界已经来了一个大迂回，他早已经不是那无忧无虑的孩童。宁王家属以及受牵连官员的家属数千人身着白衣跪于皇帝车道两旁，然后在午门举行献俘仪式，宁王被一条白绫踢死，首犯十几人被斩首，其他包括家属在内的数千人发配边疆。当这些犯人和犯人家属身穿白衣，被绳子拴着从城门经过的时候，全城的百姓都来观看，一片白茫，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复杂的，没人会替他们叫好，也没人会替他们感到可怜。
宁王一事虽然已经处理完毕，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但还有更棘手的事情在后面，那就是子嗣问题。当年景帝的太子逝世以后，官员们就劝皇帝过继一个儿子放在身边准备着，如今正德皇帝又面临这个问题，虽然官员们早就不断暗示皇帝从近亲旁系中找一晚辈放在身边以备不测，前面提到的状元舒芬的上书，以及后来的大规模文官抗议上书都提到了此事。但那时候的朱厚照身体还好，再加上他的心思都在巡幸上，对此事并不上心。现在不行了，自从落水后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此次回京后这件事情已经提上日程。
我们老祖宗规定的很多东西都有他的道理，皇位和爵位继承规则为什么是嫡长子？因为他可以明确继承规则，减少动乱。皇帝为什么要早婚、早子，因为只有早婚、早子才能令天下臣民安心，一旦帝王无子嗣，天下的藩王都会蠢蠢欲动，宁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古代王朝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就是郊祀，郊祀是祭天，祈求上天这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绝不是走形式，古代农民靠天吃饭，王朝也是靠天吃饭，一旦气候不好，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流民四起，一方面要进行赈济，另一方面税收也会减少，如果黄河泛滥了，还要组织大批的人手、调集巨额物资、花费巨额钱财进行修理，持续的自然灾害甚至会摧毁一个王朝。
郊祀那天皇帝只跪了一下就伏在地上不动了，唱诺官唱了一下等待皇帝起来，皇帝始终没有动，众人连忙过去将皇帝扶起来一看，只见地下已经一滩血迹，郊祀被迫终止，皇帝在郊祀的殿中休息了一宿，第二天才回去。
其实早在几年前，太后张氏就已经开始物色继承人选。这个继承人首先必须要在血缘关系近的宗支中选，跟朱厚照血缘最近的就是四叔朱佑沅，成化皇帝的老大、老二都早死，弘治皇帝是老三，按照嫡长子继承规则首先要考虑的是老四这一支子。此时的朱佑沅已经死去，朱佑沅的长子朱厚璁进入了帝国的视野，实际上只要朱厚照没有子嗣，这个位置就是他的，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的祖宗早就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庞大复杂难以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制定了规则化的继承机制，任何人都要遵守祖宗成法，你不要试图去打破它。朱元璋这么多子孙，如果人人都能继承皇位，岂不是天下大乱。
继承人早就选好了，不管朱厚照知道不知道，同意不同意，这是帝国的决策，这是华夏的伦理。兴王朱佑沅封在了湖广安陆州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钟祥县，从这个时候起，京城与安陆的联系也频繁起来，朱厚璁在三年的服丧期未满就提前继承兴王位，为将来的入继大统做准备。所有人都知道这点，朱厚照也知道这点，大家都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我们还有疑问，如果朱佑沅不死他有没有继承权，如果朱厚璁有儿子，他的儿子有没有继承权。我们的继承规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皇位只能往下传，不能往回传，而朱棣的“靖难之役”，朱祁镇的“夺门之变”打破了这种继承规则，都属于政变性质。了解了这些，我们就知道假如我们的假设成立，朱厚璁的父亲和朱厚璁的儿子都没有这种继承权，如果朱厚照将朱厚璁的儿子或其他宗室的儿子过继过来则又另当别论。
既然所有的事情都已确定，再无悬念，也就无人关心皇帝的病情，只是将他一人静静的搁在豹房等死。世事皆如此，人情皆如此，皇帝也不能例外，当你轻贱自己的时候，别人也会轻贱你，当你失势的时候就应该独善其身，不要要求别人怎么样，也不要往人多的地方跑。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三日夜间，正德皇帝风雨飘摇的生命在豹房中结束了，临行前，他将身边的两名低级宦官叫过来说道：“转告皇太后，国家大事还是要跟大臣们多商议，过去有些错事，都是我做的，跟你们这些人没有关系。”
30岁的皇帝就此离世。
明史学家李洵认为明武宗朱厚照是明代那个时期绝望贵族的代表，他的身上有着16世纪中国贵族的气息。
经历国初那段峥嵘岁月之后，贵族这个群体开始没落，后世子孙已经不可能像他们先祖那样在战场上立功，但同时也被限制进入科举和经商行列，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每年从朝廷那里领一定数量的禄米或者从自家田产那里收一些租粮，过着寄生的生活。只有当朝廷需要出兵征战的时候让他们带兵出征，朝廷需要派人去地方颁布旨意的时候让他们充当钦差，或者让他们充当外交使节出使他国，再或者让他们接见外国使臣，究是这种礼仪性的工作也是他们这个群体中的极少数人能够享有。在这种情况下，勋贵阶层加上宗室阶层从出生那天起就过着等死一般的生活。
不仅他们如此，就是皇帝也是如此。皇帝已经像一个紫禁城的囚徒，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淹没在儒家经典和行政礼仪的汪洋大海里，皇帝也是苦闷的，是绝望的。无论是贵族还是皇帝都要在这种日复一日机械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值得消磨生命的东西。
朱厚照虽然贵为皇帝，但他实际上也是16世纪中国贵族阶层的一员，他具备这个团体的一切特征。他不愿意住在皇宫里面，他喜欢跟太监、武官在一起厮混，他迷恋寡妇与妓女，他封自己为镇国大将军，当时就有人指出皇帝可能已经神经错乱。当文臣们满足不了他的要求的时候，他经常拿起一把刀子要自杀。朱厚照有着强烈的叛逆心理，在16世纪初叶的中国，从贵族到市民阶层，从庙堂到民间都弥漫着一种冲破封建礼教的氛围。皇帝和民间的那些思想家们一样，都是在新旧两种体系中苦苦挣扎。
贵族的没落、士大夫们的偏执、思想家们的奔放、市民阶层的奋发构成了我们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正德时期仍是沿着成化朝的惯性往前走，社会管理日发松动、商业日益蓬勃、思想领域步入怪诞，所有这一切似乎显示出了超前发展的特征，我们这个社会仿佛进入失控的阶段，但封建伦理秩序仍然牢固，它仍然牢固的维持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
对于正德一朝以及皇帝本人我们又该如何评价？正德朝总体来说仍是沿着成化、弘治的脉络向前运转，虽然发生了一些新的特征，但还不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变革。皇帝的荒诞与嬉戏只是没落贵族的一种反弹，抑或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叛，对于皇帝来说，“大将军”带给他的成就感要远远超越做皇帝本身。
皇帝的这种荒诞并没有给帝国本身带来什么，实际上是无关帝国痛痒。在如何评价正德一朝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开始发挥了它的作用，那就是我们对于人或事不能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或者其他细枝末叶方面来评价，而是要从整体或者更为宏观方面来看待。正德喜欢巡幸也好，宠幸佞臣也好，或者喜爱玩弄女性也好，都不会给我们这个王朝带来任何影响，它既不会使后世君主奋发有为，也不会使后世君主消沉糜志。
皇帝虽然表现出了与前世君主迥异的特征，但他仍然勤政，他在巡边途中也在批阅奏章，他对军事问题很感兴趣，他亲自躬身、以身作则。皇帝待人宽和，平易近人，在他眼里并无尊卑之分，他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精彩，而不是像他的父皇那样苦闷、枯燥。总之，他是一位富有理想、心地宽阔、个性不羁、焦躁任性的人。
正德一朝并无大事发生，前有刘瑾专权，后有流民起义。但对于我们这个幅员辽阔、地理形势复杂的国家来说，灾难、民变乃是寻常之事。正德一朝总体来说，中枢仍旧是一如既往，成熟而完备的体制和官僚系统已经能够保证国家正常运转，君主只要做好礼仪和继承人的问题即可，伦理道德和政权组织机制使得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僚都没有个人发挥的空间。跟中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开始活跃起来，这种活跃不仅表现在商业和生活上，更是表现在思想文化上。
终是如此，正德朝仍是有着一些亮点。刘瑾的改革是针对王朝的弊端而来，但由于改革过急、过快、过猛，触动了各方的利益而被强行中断；正德朝军队的战备力得到了加强，京军和边军的互调提升了整体战斗力水平，皇帝亲自率军作战和对边务的巡查都是对军队的一种整饬；除此之外，具备启蒙思想的泰州学派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兴起；皇帝与文官们虽然冲突不断，但整体上来说，皇帝与他的臣僚们并无大的矛盾，他们只是在君臣和谐关系基础上的一种对抗而已，这跟后世君臣之间关系恶化的那种情况是不能比拟的。
总体来说，正德朝虽然一切都按惯性运作，但一些新的思想和因子已经开始发酵，它意味着一个大的时代即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