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将进入明王朝极为重要的阶段，前面是嘉靖皇帝，后面是万历皇帝，嘉万时期加在一起有93年，占整个明王朝的三分之一强。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明王朝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极致，它会产生更多的精彩篇章，以及更为复杂的政治斗争。
在正德皇帝死后，帝国并不平静，它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皇位空悬了下来，虽然皇位继承人早就确定，但一旦有藩王带兵进京，又该如何？二是江彬问题。朱厚照死后，江彬提督的边军团营仍旧留在京城，在朱厚照生前，文官与江彬的矛盾就已激化，现今江彬存在极大的造反可能性。
正德死后，皇太后和杨廷和以皇帝名义发布了一份遗诏，内容主要是传位于已继承王位的兴献王朱厚璁，遗照发布后，皇太后随即命宦官谷大用、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崔元、礼部尚书毛澄前往安陆迎取朱厚璁，这边安排妥当，那边就要对付江彬了。
皇太后和杨廷和联起手来，将驻扎在京城的边军遣回边镇，将驻扎在京城内的京军调到京城外围。江彬的军队被解散后，江彬很快就束手就擒，嘉靖元年被处死。从现在来看，江彬造反可能性并不大，当年曹吉祥的谋反实乃是锦衣卫所逼，实际上，明王朝的反叛基本上都是当局所逼或者错误政策造成的，在这方面，当局有当局的考虑，一方面可以激将法将不安稳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可以建立军功，只是多了许多血泪和宗室相残。
处理完了江彬，杨廷和似乎感到可以轻松了，但真正的麻烦却来临了，实际上，他对这位未来的新主人是毫无所知。
我们的这位新主人的确令人头疼、棘手，他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城府极深，外藩就位的弊病在他身上显露无疑，那种不自信带来的麻烦影响了帝国几十年。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前往湖广安陆州迎取朱厚璁进京师的官员们在北京西南良乡这个地方停住了，原来京城来旨意了让朱厚璁以弘治皇帝继子的身份从东安门入皇宫继皇帝位，这是以太子礼继位。
这个旨意出自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意思，从礼法上来讲杨廷和的这一举措有违封建礼法。如果朱厚璁在弘治皇帝生前过继给弘治皇帝为继子，那么在弘治皇帝死后，如果朱厚璁继承弘治皇帝的皇位，那么必须以太子礼继位。
现在朱厚璁是在弘治、正德都无子嗣的情况下以成化皇帝长孙，正德长堂弟的身份继承皇帝位，那就是宗室内部的兄终弟及，所以应该从紫禁城的正门入而继皇帝位。即便朱厚璁是弘治皇帝的亲子，由于他继承的是正德的位置，属于兄终弟及，也不应该以太子的身份即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杨廷和的这一举措都是荒谬的。
礼法对于封建家族来说是头等大事，正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杨廷和的想法过于幼稚，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逼这位新皇帝就范，殊不知自己触犯了封建礼法，即使是有人治其罪，也是名正言顺。那么杨廷和这么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杨廷和有他的考虑，他不想让孝宗皇帝这一支子人脉就此完结，他想让这位新皇帝继承孝宗这一支子的血脉，但这种想法明显是打肿脸充胖子，孝宗生前就没有这种安排，中国的宗法制中从来没有给死人过继儿子的，因为过继需要双方的认可。而且即使孝宗还在世，也不可能把朱厚璁过继给孝宗，而是将朱厚璁的弟弟或堂弟过继给他。因为在中国的宗法制中朱厚璁作为本宗的嫡长子为大宗，他的弟弟是小宗，本着“过庶不过嫡”的原则，朱厚璁也不可能过继给明孝宗。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杨廷和的行为都是荒谬的。
京城里来的旨意自然遭到了朱厚璁的抵制，车驾就在良乡这个地方停住了，小小的良乡顿时热闹沸腾。这个不到14岁的少年知道礼法的重要性，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决不能退让。事件就这样僵住了，杨廷和被当头敲了一棒。大约皇太后也感觉到杨廷和的不妥，便下旨让朱厚璁从紫禁城正门入，以朱厚照堂弟身份入继大统。
朱厚璁既登基，那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这就是对朱厚璁父亲的定位问题。朱厚璁的父亲朱佑沅本是兴献王的身份，现在儿子做皇帝了，如果继续给朱佑沅藩王的身份不合适，因为皇帝不可能去祭拜身份比其低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杨廷和有他的考虑，那就是将嘉靖皇帝过继给朱佑樘做儿子，同时与生身父母脱离关系，考虑到朱佑沅就嘉靖这一独子，从其他近支宗室中再过继一人为朱佑沅的子嗣，承袭兴献王位。杨廷和绕来绕去还是绕在了这上面，这就是他的心思，一方面他不想让孝宗绝嗣，另一方面也许京城的阁臣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他们对这位南方来的少年有种天然的歧视。
果然，朱厚璁登基没几天，就让礼部议自己父亲的庙号问题，朱厚璁的意思是将自己的父亲立个皇帝号，然后将父亲牌位从老家移到京城的太庙中，跟祭祀其他先祖一样祭祀自己的父亲，按说此举也属正当，在本朝也有先例。朱元璋尊称生父朱世珍为仁祖淳皇帝，朱建文称朱标为兴宗孝康皇帝，这些都是生前并没有做皇帝，在后世子孙为皇帝的情况下所上的一个尊称，为的就是行使礼仪上的方便。
嘉靖皇帝的提议被杨廷和驳斥回来，杨廷和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既然朱厚璁继承了人家的皇位就应该成为别人的子嗣。杨廷和还举了两个例子，汉哀帝没有子嗣，将宗室陶王之子过继过来立为太子，宋英宗没有子嗣，将濮王之子过继过来将来继承大统。而且杨廷和还指出，孝宗作为成化皇帝子嗣中的大宗不能绝嗣，所以必须将其他小宗过继过来继承大宗子嗣。杨廷和的这一说法实际上不攻自破，因为孝宗这一宗绝嗣后，朱厚璁这一宗自然就继承了大宗。
皇帝觉得杨廷和的话有问题，但受制于自身学识和雄辩能力有限，嘉靖皇帝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事实表明一个人的雄辩能力非常重要，它能够让你掌握话语权，让对方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不攻自破。但是雄辩需要你找准对方的破绽，从而一击而中，这就需要你有丰富的知识，特别是要熟知历史典故，从历史的案例中寻找突破口。
张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弘治十一年的举人，正德十六的进士，其间相隔了23年，张骢都这样坚持过来了。张璁中进士时正处在正德与嘉靖两个王朝交替间，此时他正在礼部实习，当皇帝与杨廷和正在斗法的时候，张璁上了一道《大礼疏》。
张璁是一位对礼仪颇有研究的人，对《周礼》、《仪礼》、《礼记》涉猎较多，杨廷和的专制与跋扈终是招致有的人不满，张璁将杨廷和的漏洞一件件挑了出来，件件打在了杨廷和的脸上。
这篇《大礼疏》从五个方面指出了杨廷和的错误。首先，张璁说不让皇帝认生身父母有违孝道；其次，汉代陶王的儿子，宋代濮王的儿子都是在汉哀帝、宋英宗还在世的时候就过继来的；另外，嘉靖皇帝是按照宗法制伦序继位，跟孝宗皇帝没有关系；根据宗法制中“长子不得为人后”的原则，皇帝作为他人长子也不能过继给其他人为子；最后张璁又说统与嗣不同，继统没必要继嗣，昔日汉宣帝以汉昭帝侄孙的身份继承大统，也并没有过继给汉昭帝一说。
张璁的这篇《大礼疏》上奏上去，嘉靖大喜，尤如拨云见雾一般，他高兴的说道：“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此疏虽然传至杨廷和那里，但杨廷和并不买账，他虽然斥责张璁“书生焉知国体”，但杨廷和本人却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辩论，其后虽然在他的示意下给事中、御史纷纷上书要求治张璁的罪，但舆论的天平已经向嘉靖倾斜，皇帝已感到底气足了。
对峙双方仍在僵持的情况下，张璁又写了一道奏疏，名曰《大礼或问》，张璁在这道奏疏里重点从“统与嗣”方面对自己的观点再详细的论证了一番，而且还附有许多前朝的例证。张璁的这道奏疏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礼部侍郎王瓒竟也为所动，杨廷和试图让人去阻止张璁，而张璁绕过内阁直接将这道奏疏从左顺门递进了通政司，《大礼或问》在帝国引起的震动已经超过《大礼疏》，退休在家的前三边总制杨一清竟也读了此文，杨一清给吏部尚书去信道：“张璁此论即使孔孟在生也无法改之。”
真是“檄文如箭”啊！“文章值千金，扭转乾坤看我行。”读书人的作用在这一刻毫无异议的表现了出来。
到如今，文臣只好做出退让，同意称嘉靖生父为本生兴献帝，母亲为本生兴献后，但不加“皇字”，皇帝还须称弘治为皇考，实际上嘉靖认了两位父亲，但与弘治之间并无过继关系，只是一种称呼。这种结局只能是双方各退一部，嘉靖以保全父子关系而获得暂时的胜利。
局势稍微缓和后，杨廷和开始了人事调动。他将张璁调任南京刑部主事，让其远离朝廷，同时将上书支持自己的云南巡抚何孟春调任吏部侍郎，离职的御史林俊任命为工部尚书。杨廷和此举的确不妥，虽然他的理由冠冕堂皇，但身为内阁首辅行宰相之事，的确是违法行为，因为帝国没有赋予他以及他的内阁那样的权力。现在看来，杨廷和的确有欺负人的意味，他更想通过这场大礼仪事件将年轻的皇帝纳入官僚的掌控之中，而不是像正德那样脱离了掌控。我们对杨的这一行为不应做出道德上的评价，这是我们文化传承中的秩序与缺失、凝聚与涣散、前进与保守、简约与繁琐，所有的人都将埋葬在其中。
正德十六年的安排皇帝并不满意，他最终需要的是给自己的身生父亲上一个完整的称号，那就是有着庙号、尊号、谥号一共21字的完整称号，而且他的牌位也要从湖广移到太庙中，供奉在正德之前，弘治之后，这是朱厚熜的最终想法。那么他的这种想法是否恰当，有无过分的地方。我要说的是只要朱厚熜被立为皇帝，那么最后只能是这样的安排。虽然朱标、朱祁钰死后并无完整的称号，但南明政权最后都给他们上了完整的称号，而且南明政权几个皇帝的父亲都有完整的称号。
杨廷和当然知道皇帝最终要干什么，但杨廷和依然位高权重，羽翼未丰的嘉靖皇帝只好与其周旋。皇帝希望有人上书重提此事，然后他再顺水推舟。年轻的皇帝在与杨廷和的较量中仍然处于劣势，皇帝下到内阁的诏书几次被杨廷和驳回，杨的跋扈终于导致有人不满。兵科给事中弹劾杨廷和曰：“昔日钱宁、江彬专权纳贿不去追究，先皇自封威武大将军不去追究，如今却要为皇帝对生身父母的一称呼在这里争，实在是欺国”。
给事中的这一番奏说又打在杨廷和的要害上，杨廷和提出要辞职，类似的伎俩杨廷和已经搞过一次。上次辞职导致一百多名官员上书挽留，嘉靖也知道现在还不是倒杨的时候，一旦他批准杨廷和的辞职，将会导致更多官员的激烈反应。
为了安抚杨廷和，嘉靖帝将这位上书的给事中下到诏狱中，虽是如此，嘉靖对杨廷和已经忿恨到了极点。明眼人都会看出，杨倒台已是瞬息间的事，当皇帝的不满经过发酵，发酵到一定时候就是该清场的时候。
嘉靖二年（1523年），我们的君臣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年内廷宦官上报宫内开支紧蹙，要求派宦官去江南催促织造，皇帝命杨廷和起草谕旨，杨廷和拒不起草，还责问皇上难道要跟几个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吗？
嘉靖不似前几任皇帝，他孤傲而倔犟，眼见杨廷和不合作，他绕过内阁直接颁发了旨意。这下惹恼了杨廷和，杨廷和又提出辞职，这次皇帝再没有挽留，而是直接批准了杨廷和的请求，并以杨廷和不守臣道给杨廷和做了总结。
杨廷和既已离开，嘉靖搬倒了这个礼仪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张璁也没有闲着，在这两年时间，张璁认识一个叫桂萼的人，这人跟张璁在礼仪之争上的观点一致，同时俩人还注意联系一些观点相同的人，最终他们是要组成一个小团体。经过两年的准备、酝酿，倒杨派已经在南京形成，一场大的风雨要来了。
嘉靖三年的新年刚过，桂萼的奏书就来了，他指出皇帝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称自己父亲为皇考，并在后面附上其他人的联名。大议礼之争中挺皇派说的话总是说到了嘉靖的心坎上，很多嘉靖想说却不知该如何说，或者不适宜说出来的话都由这些臣子们总结出来。
杨廷和已去，南京支持自己的官员已经形成气候，宗室和勋贵也开始倒向自己，自己不是再像正德十六年那样孤军奋战。此时的皇帝以为再无阻碍，但此时的明王朝早已形成官僚一体，这不是杨廷和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派官员的问题，皇帝要面对的是全天下的官僚。
这次在京的官员们纠集了二百多人抵制皇帝，失去了杨廷和在前面当挡箭牌，皇帝将独自面对群臣，场面面临失控的局面，皇帝急调张熜、桂萼帮他打仗。嘉靖此举令在京的官员们担忧起来，他们害怕张、桂二人进京增加皇帝这边的力量，便对皇帝退让一步，也就是在在皇帝继续尊称弘治皇帝为皇考的情况下允许皇帝称自己生父为皇考，眼见文官退让一步，嘉靖也退让了一步，这样，皇帝在这场争斗中又前进了一步。
本来准备进京大干一番的张璁和桂萼在凤阳这个地方接到让他们返回南京的旨意，原来在嘉靖得到允许更改父亲称号的同时，文官们上书要求禁止张璁、桂萼进京，虽然皇帝不想这么做，但既然自己的要求已经部分得到满足，也只好同意文官的请求。张璁和桂萼却并不打算就这么回去，他们的理想一直是想进京跟这些官员们大干一场，于是两人在凤阳继续上书，要求皇帝去掉对生身父母“本生”的称号，因为“本生”二字就意味着生身父母比弘治矮了一头。
眼见张、桂二人不愿意停手，皇帝也意识到此事不宜停下来，应该趁热打铁继续推进，便命令张、桂二人继续进京。嘉靖三年五月，张、桂二人终于抵京，随即被皇帝任命为翰林院大学士，两人开始放开手脚正式大干，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波终于在帝国爆发。
张璁和桂萼给群臣拟了罪状，说他们欺君罔上，皇帝仍然要坚持将“本生”二字去掉。对于文官们来说，这是一个大命题，去掉“本生”意味着兴献王朱佑沅在尊号上可以跟弘治皇帝平起平坐，那么官员们旨在对弘治皇帝的照顾则形同虚设。
官僚们对张璁、桂萼这种迎合皇帝，背叛士大夫群体的叛徒感到十分气愤，以杨廷和儿子杨慎为首的一批翰林学士们打算趁张璁、桂萼进宫的时候将他们二人围殴致死，结果是张璁、桂萼提前得到消息躲在武定侯郭勋府上几天几夜不敢出来，帝国已进入疯狂。
杨慎的名望不仅仅是作为杨廷和的儿子而存在，他曾经作了一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被罗贯中收录到他的小说《三国演义》中，杨慎是翰林院的激进派，他看起来似乎是大明朝的卫道士，但是其不知乃父的行为恰恰违背了礼法。
群臣纷纷上奏反对嘉靖朝令夕改，失信于天下。皇帝将这些奏章纷纷留中，七月十五日这天群臣散朝回来在路上议论纷纷，众人谈起成化年的往事。当时成化皇帝的生母周太后不愿意跟英宗的皇后钱太后合葬，这也就意味着周氏想让钱氏另行安葬。周氏的蛮横触怒了文武百官，二百多人齐聚文华门痛哭，大明朝第一次官员集体请愿活动就这样发生了，最后还是周氏屈服，官员们获胜。
谈着成化年间的往事，再联想到如今的时局，众人越说越激动。杨慎再也忍受不了，捋起袖子高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众人纷纷响应，将正在散朝的官员拦了下来，并说“谁不去，众人将共击之。”
这次又聚集了二百多人，众人齐跪在左顺门前，这左顺门是宫内宫外奏章传递之处。二百多人跪在那里齐声呐喊、痛哭，一人领头，其他人附和，整座紫禁城声动震天。刚上完朝正在吃早饭的嘉靖忽然听见外面乱糟糟的，便让人去打听，得知百官前来请愿，便让宦官劝百官们回去，宦官们的劝说毫无效果，局面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午后。
朱厚璁这位十七岁的少年此刻早已君临天下，他面临主政以来的最大一次考验，前进一步将会独掌乾坤，退后一步将会万劫不复。农历的七月，正值暑季，午后毒辣辣的太阳照晒着整座紫禁城，整座皇宫一片静谧，或许还有蝉在鸣叫。皇帝倾听着外面的声音，群臣的哭喊时断时续，还有人在捶门，一声声捶在皇帝的心上，皇帝在心想，他们呆会会不会拿圆木撞门而入。
皇帝已经开始索要名单，宦官拿起纸笔跑到左顺门口记录请愿的人名。很快，左顺门被打开，大批的锦衣卫冲了出来，将一百多人抓进诏狱，众人开始哭喊，声彻寰宇、撕心裂肺。
二日后，廷杖开始，五品以下的一共180多人被廷仗，17人被打死。至此，这场大礼仪之争已接近尾声，文官们面临彻底失败的结局。皇帝得以去掉“本生”二字，称自己父亲为皇考，称弘治皇帝为皇伯考。在皇帝的大棒政策下，所有人开始噤若寒蝉，士大夫的理想与豪气倾刻间都已烟消云散，所谓的“文死谏”竟是这般脆弱和不堪一击。
皇帝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此时士大夫集团还没能联为一体，皇帝还能够分而治之，而此后严嵩、张居正的失败结局使得文官们明白了跟皇帝合作的后果；另外，更为重要的，在大礼仪之争的开始，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自己挖了个陷阱往里面跳，在自己对礼仪问题还没弄懂的情况下，就轻易下决断，结果是自己的漏洞被对手一个一个挑了出来。
此次的左顺门事件使得官员们明白了冲动的后果，自己含辛茹苦得来的功名不能就这么轻易没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存在于官僚群体中的一种难题，那就是在君主和自身这个团体之间抉择的问题，如果遵循君主的心思，则被同僚们所排斥，如果跟同僚们附和在一起，则往往则被其连累。在张璁上奏章驳斥杨廷和之前，湖广巡抚私下里就已经写了份驳斥杨廷和的奏书，只是畏惧杨廷和而不敢上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有民主与专制的一面，对与自己观点相同的则表现出民主，对与自己观点相异的则表现出专制。重要的是要掌握住舆论的权力，而这又需要有雄辩能力。
大礼仪问题清楚的表明我们这个帝国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帝国的精力更多的消耗在这种礼仪问题上，仿佛这才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只要礼仪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搞好了，我们这个国家就会长治久安，而国家的税收、农业生产问题、军队建设问题不是决策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左顺门事件是明王朝君臣关系的分水岭，从此君臣那种融洽关系已基本不复存在，对抗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流，我们这个帝国已经不再具备温情，它似乎进入一个人人皆小人的时代。
张璁、桂萼自然就成了群臣眼中的小人，虽然有皇帝的宠信，但仍旧摆脱不了众人的敌视，张璁与桂萼也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来抗衡这帮官僚。他们首先想到了杨一清，杨一清曾公开反对杨廷和，在张璁等人的活动下，杨一清出山挂兵部尚书衔再次担任三边总制，还有其他退休在家已高龄但是在大礼仪中支持皇帝的官员被张、桂二人活动出仕，另外还有一些因反对杨廷和遭罢免的官员也被张、桂二人弄了出来，这样，在朝中正式形成两派，而皇帝喜欢看着臣子们斗来斗去，张璁此时成了他制衡官员们的工具。
左顺门事件并不是大礼仪之争的终结点，此后嘉靖和他的那些支持者们不断将朝堂上的矛盾斗争往大礼仪事件上扯，借此加大对反对派的清洗。
李福达是山西淳县人，因为参加白莲教而被官府抓获，后来被充军。李福达从戍地逃脱后跑到陕西洛川，在那里试图继续利用白莲教举事。事败后，李福达再次被官府通缉，他化名张寅，逃到了京城，混入武定侯郭勋的府上。李福达说他会黄白之术，所以深得郭勋器重。没过多久，李福达在街上闲逛被人认了出来，李福达只好逃回山西。当当地官府抓了他的两个儿子后，李福达只好去官府自首。
山西巡抚马禄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并以谋反罪判处李福达死刑。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山西巡抚画蛇添足，他又将武定侯郭勋扯上，劾郭勋一个“庇奸乱法”之罪，要求皇帝惩罚。嘉靖只是批准了对李福达的处罚，对处罚郭勋的奏章并没有批准，按说事情到这里又该结束了，但群臣却不依不饶起来，并最终将李福达一案弄成惊天大案。
大礼仪之争在朝堂上的影响并没有结束，群臣对挺皇派的张璁、郭勋一直都没有好感，此次正好借题发挥，对郭勋穷追猛打。郭勋却并不傻，抑或受到了张璁等人的点拨，他开始把这件事情往大礼仪身上扯，说群臣是为了报复议礼之争的仇。此时皇帝的疑心已经很重，他往往自己假设一个命题，然后把现实往这个命题上套，纵观整个嘉靖朝，皇帝基本上都是这样。
郭勋的话无疑说到了嘉靖的心坎上，在他看来，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至于去找一个世袭侯爵的茬吗？事实上，皇帝的猜想的确是正确的，官员们就是利用这个案件找郭勋的茬。但郭勋却将这件事情挑明，这无疑将这个普通的白莲教案件上升到政治高度，案件最终判定的结果还要取决于双方的博弈。
皇帝下令将李福达从山西提到京城，由三法司会审。皇帝既然要替郭勋开脱，那么李福达就必须无罪，这样才能名正言顺。但三法司会审的结果维持了原判，嘉靖只好将三法司的官员全部换掉，桂萼执掌刑部，张璁执掌都察院，方献夫执掌大理寺，这些都是嘉靖的人。三法司重新会审的结果完全推翻了原判，李福达跟徐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参与审判李福达的官员全部被流放或免职，受此案牵连的人达40多人。这是皇帝利用李福达一案对大礼仪中反对派官员的一次清洗，而清洗的目标放在了司法系统，空缺出来的职位也被张璁一派的官员迅速补进。
李福达一案的确是扑朔迷离，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确切答案。几十年后，四川捕获一妖人，该人供称曾跟山西的一白莲教世家学习妖术，而传授法术的正是李福达之孙。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李福达家族乃是世袭的白莲教世家，但据李氏子孙的描述，李福达无论是相貌、年龄、生平都跟徐寅不符合，当年的案情的确是冤案，李福达跟徐寅根本不是同一人。
现在看来徐寅只是山西省一位逃亡的匠户，因为儿子被选为郭勋府上的侍童便跑到郭勋府上混日子，后来在街上被人认成了李福达，徐寅则以为自己作为一个逃亡的匠户被人认出来了，便跑回山西，谁知道回到山西后却被当地官府当作李福达抓了起来，当堂判死。徐寅的儿子央求郭勋救乃父，这才有了郭勋跟此案牵连的说法。我想此案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文官稀里糊涂，皇帝也是稀里糊涂，但皇帝认定官员们借此逮住郭勋不放，是为了大礼仪一事。一场莫名其妙的白莲教案件变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并导致皇帝对反对派官员的一次大清洗，这表明大礼仪后的朝局仍不平静，无论有没有这次的李福达事件，皇帝对杨廷和一派的官员都会展开清洗，此次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审理李福达一案的40多名官员为此丢掉了官职，但这并没有结束，在审理李福达一案的过程中，全国上书支持此案的100多人皆被免职，这些人涉及六部、各府、道、院，皇帝将此案作为试金石，将官员做出一次分类，然后再剔除之。
都察院、大理寺、六部这些地方的官员基本上被清理完毕，剩下还有个地方就是翰林院。明朝文官三大系统：内阁、都察院、翰林院。翰林院也名列其一，这些翰林学士们一旦发起疯来，比都察院的御史还要厉害。而在大礼仪之争中，翰林院是重灾区，左顺门事件就是翰林院的学士们搞起来的。在发生李福达案这年的冬天，张璁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阁，张璁入阁后首先将矛头对准了翰林院，他将改组这个贵族化的小团体。
入翰林院的必须是进士出身，而且是新科进士，除此之外，入阁也必须要有翰林院经历，所以这些翰林学士们有了雄傲一切的资本。当初嘉靖将张璁、桂萼弄进翰林院就是要给俩人镀金，提高他们的起点，但张璁、桂萼在翰林院遭到学子们的一致鄙视，没人愿意跟他们俩说话，人们都将他们看作无赖，甚至人们纷纷辞职以示不屑于此等人为伍。但这丝毫影响不到二人的情绪，二人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张璁打破了翰林学士必须从新科进士中选拔的惯例，在京官员、地方官员都可以入翰林院，这实际上打破了他们的小圈圈。张璁还重新制定一套考核体系，将二十多名不称职翰林学士调往地方，同时从大理寺和地方选派官员充入翰林院，张璁通过这种方式对翰林院来了次大换血，在张璁的猛攻下，又一个中枢机构倒下了。
张璁对于翰林院的改组一方面打击了政敌，另一方面打破了翰林院这个小团体，破除了结党的问题。都察院、大理寺、六部、翰林院都得到了整顿，剩下的就是内阁，果然张璁在整顿完了翰林院之后便将下一个目标放在了内阁。
此时的内阁首辅是费宏，费仍然是杨廷和这个系统的人，以张璁的资历若想取而代之，仍是不可能，张璁想到了一个人——杨一清。此刻杨一清还在陕西任他的三边总制，杨一清已经成了帝国资格最老的人，重要的是他还是张璁一党的人。张璁、桂萼开始活动让杨一清接替首辅的位置，嘉靖本人对费宏并无意见，但在张璁、桂萼的轮番攻击下，费宏于1528年致仕，杨一清成了帝国的首辅。
一个早已退休多年在家的官宦，一个本应安享晚年的官宦，此刻却在张璁的安排下不仅重掌兵权，而且还成了首辅。明代就是有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二十岁不到的少年可能会中进士，但几年后可能就莫名其妙的离开了官场，从此不再踏入仕途；五十岁的人也会中进士，并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开始辉煌。在这里，生命的起点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人生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任何人的辉煌都是一段时间，成名太早不见得是好事。
我们的张璁俨然成了权臣，虽然内阁首辅是杨一清，但实际说话的是他，这都是隐藏在幕后那个人在支持。他在一旁冷静的看着群臣斗来斗去，他明白既不能使一方力量过强，也不能使另一方力量过弱。
大礼仪之争早已变了味，它已经成了双方的权力之争，张璁一伙已经陷入疯狂，他们不惜一切清除异议人士。嘉靖为了掌握权力，在张璁、桂萼的帮助下，以一批新的官僚替换旧的官僚，我们的王朝似乎在永乐之后重回专制，但时代已经不同，无论皇帝此时多么试图控制权力，但始终是力不从心。张璁也由于跟皇帝保持合作而被视为奸臣，我们的儒家历史观认为跟皇帝保持合作的就是奸臣，因为群众跟领导的矛盾是永恒的，跟领导合作就是对大多数人利益的损害，一般人都是这么认为。
嘉靖元年到嘉靖七年的事情跟洪武三年到洪武二十年是如此类似。洪武三年李善长致仕，近三十年后朱元璋还是不愿意放过他，终是在自己临死前一年将其赐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擅权不满，但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对于嘉靖和他的跟随者来说，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还没有进行一个总结，那个杨廷和虽然已离开朝堂，但还没有明确他的罪名。在一般人看来，政治斗争讲究的是赶尽杀绝，或许人们得出国人残忍的结论，但政治讲究的是明正言顺，这才是我们的政治斗争看起来那么残酷的原因。
最终的矛头还是要指向那位退休在家的前任首辅，而此次对这位首辅的再次发难却是从遥远的西部边陲开始的。
哈密是我们这个帝国西部最遥远的边镇，位于新疆境内。历史进入宋代，由于造船技术的发展，加之后来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了东西方商路，丝绸之路就这样没落了，帝国对于西部再也发生不起兴趣。哈密对于帝国的意义就在于迎送西域来的使节，另外对西域诸国起到震慑作用。明初哈密控制在蒙古贵族手里，因为蒙古人阻挡西域的朝贡使节，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发兵攻破哈密城，后来朱元璋封蒙古人为哈密王，承担为帝国守卫边陲的义务。
哈密过于遥远，帝国对于它的控制始终是无力的，从成化年间起，明廷就跟吐鲁番围绕哈密展开反复争夺，到了正德年间，帝国已经疲惫了，对这个西部边陲小镇失去了兴趣。
成化年间的王越、弘治年间的马文升都是对吐鲁番采取强硬态度，但马文升致仕后，正德皇帝对哈密失去了兴趣。杨廷和担任首辅后，重新对吐鲁番采取强硬态度，嘉靖年间，哈密仍然控制在吐鲁番手里，而此时的吐鲁番首领是一个叫满速儿的人。陈九畴是杨廷和任用的甘肃巡抚，在吐鲁番、哈密问题上，陈九畴遵循了杨廷和的政策，从正德晚期到嘉靖初期，甘肃地方跟哈密之间不断开战。1523年，陈九畴在上报朝廷的战报中宣称满速儿已经被他打死了，但此时的朝廷正陷入礼仪之争中，对于哈密问题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一个外藩首领的生亡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但几年后，人们发现这个首领还活着，事情就不一样了。
人们普遍认为陈九畴虚报战功，更为重要的是陈九畴是杨廷和的人，到了此时哈密问题终于引起了帝国的关注，因为它跟李福达一案一样，又是巧妙的与政治联系起来，成为肃清政敌的工具。
陈九畴被免职，发配边疆，主管边境事务的官员有四十多人被免职，一些低级官员刚刚踏入仕途就此失去仕途，在这场已经持续9年的大礼仪斗争中，没有人知道皇帝究竟要走多远。我们的皇帝已经日益偏激起来，他是一个牙眦必报的人，显得有些孩子气，少了君主的气魄。
虽然此次哈密事件并没有追究杨廷和，但随后朝堂上对于哈密的存废的问题展开了一番争论。那些仍然支持杨廷和的官员认为应该发兵夺回哈密，张璁一派的官员认为应该将哈密交到吐鲁番手里，然后通过与吐鲁番互贡来换取吐鲁番对大明的朝贡，对于他们来说蒙古人镇守哈密和吐鲁番人镇守哈密并无本质区别。此时，大明朝这块昔日的边陲已无人关心它的生死，它对于帝国来说已经成了无关痛痒的东西，张璁一派对它的看法并不是内心真实的看法，只是为了与杨廷和的对哈政策以示区别而已。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已经成了永恒不变的真理。哈密最终的失去表面上看是因为嘉靖朝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但深层的原因乃是哈密已经处于帝国控制范围之外，控制的成本大于收益。
到了此时，关于大礼仪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皇帝需要对前阶段的战果进行总结，并以书面化的形式确立下来。嘉靖七年（1528年），《明伦大典》编纂而成，《大典》共分六卷，详细记载了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群臣所上的奏书，并对伦理问题重新进行了强调。鉴于很多人对于这场大礼仪之争并不了解，以至于产生误解，所以《明伦大典》也起到正人心、靖浮言、明臣职的功效，最重要的是它给后世提供了一种历史案例，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可以遵照执行。
《明伦大典》颁行后，对杨廷和的定罪也随即进行。杨廷和被定以朋党罪、欺君罪、藐视皇帝罪、煽动罪被判死，但皇帝宽大处理，将杨廷和削职为民。皇帝对杨廷和的定罪并没有定到点子上去，虽然定罪颇多，但不能攻其一点，只要指出杨廷和违背了儒家礼法即可，在这里，皇帝和他的政策制定者们并没有抓住这个要害，而避重就轻提及其他方面的问题，要么是认识方面的问题，要么是为了给杨廷和开脱。
《明伦大典》修成了，杨廷和也定罪了，大礼仪的确是告一段落了，但很快它又进入了新阶段，并使旧有的权力集团开始分化，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
当年张璁连考六次都没有中进士，但他仍然打算考第七次，因为在他第六次落榜打算放弃考进士而去吏部求个官的时候，有位相面的人对他说，“你不要放弃了，三年之后你会中进士，再三年你将骤贵”。江湖术士的推算大多依据周易、八卦，老祖宗的这些东西大都含有一些自然规律，如果拿来依照比划，或许也有些灵验。
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来的快，去的也快，任何不正常的东西都不可能持久。张璁属于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他的高官显位来的不正常，在所有的对立面都被干掉的情况下，他也走到了仕途的尽头。
张璁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为了议礼而存在，他对于革除官僚体系的弊端起到了推动作用。张璁利用他执掌都察院的机会，开始革退不合格的御史，代之以更加干练的御史，这些平日飞扬跋扈的御史此刻也有倒霉的时候。接着，他又清理翰林院，将不合格的翰林学士斥退，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张璁对都察院和翰林院的整顿也带有打击异己的目的。
这只是张璁改革的一部分。刘瑾掌权的时候往各地派了很多镇守太监和守备太监，张璁秘密请旨撤了一些外派宦官，在前任首辅杨廷和和张璁的努力下，从宣德以来的宦官势力得到了抑制，我们的皇帝似乎不再借用宦官的势力抑制文官，而是试图对文官本身进行分化，这的确是一种新思路。
以张璁为代表的议礼派官员来源于底层，他们在科举之前在民间摸爬滚打许久，故而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感同身受，他们掌权后开始对宗室、勋贵、外戚、宦官的占田进行清理，在这一派官员的坚持下，嘉靖初年很多被占去的田地又退还给了自耕农。桂萼更是提出清丈天下田地的主张，并在江南推行一条鞭法。
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虽然有改革朝政弊端的决心，但进行的并不顺利，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张璁、桂萼仍是大明王朝的孤独者，反对者自然不愿意与其为伍，就是同派官僚也跟两人保持距离，失去了底层官僚的支持，他们的改革已经是水中捞月。
杨廷和的离去已经有年头了，但我们这个帝国并不安稳，失去了杨派官员的制衡，议礼派的官员们很快便自己斗了起来。张璁的改革首先遭到内阁首辅杨一清的抵制，杨一清属于典型的官僚，他在政治上因循守旧、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这些都注定他跟张璁的改革背道而驰，为了对付张璁，他将退休二十年，80岁高龄的谢迁弄进了内阁。可怜谢迁苦撑了几个月后回到家中，不久后便死去。
嘉靖八年，张璁跟杨一清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杨一清攻击张璁和桂萼滥用权力，皇帝将张璁和桂萼一同免职。张、桂既已致仕，张、桂的同僚们便猛烈攻击杨一清，说他收受贿赂、举荐私人，勾结同僚、陷害张璁、桂萼，皇帝又将杨一清免职，并将张璁、桂萼召回，张璁成了首辅，虽然成了帝国最高的官僚，但张璁已经失去了那种锐意改革的兴趣，他也逐渐跟议礼派的官员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渐渐疏远了，虽然他在职位上走到了人生的顶点，应了相面那人所说的“骤贵”，但实际上，他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嘉靖御极的四十五年里，有二十年的时间都是在进行跟礼仪有关的事情，嘉靖以一个13岁的少年继承大宝，以一己之力斗倒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几百名宦海沉浮的官宦，这给了他极大信心，他认为通过努力，自己想做到的事情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也同时给他的专制与阴暗提供了土壤，他迷恋他的大棒政策，他知道官员是不能相信的。在他御极的四十五年里，他始终是个孤独者，他无法敞开他的心扉，他曾经敞开过，但那没有用。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距离，君臣之间更是如此。
《明伦大典》的颁布虽然是对前面斗争的总结，但皇帝的最终目的还是没有达到，那就是给兴献王上一庙号，并将牌位从湖广转移到太庙中。皇帝的这一想法出乎意料的遭到张璁、桂萼等议礼派官员的反对，这也标志着天朝的议礼事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兴献王朱佑杬的牌位进入太庙的确是一个麻烦的议题，按理说兴献王作为正德皇帝的臣子牌位应该摆在正德之后，但兴献王作为正德的叔辈，牌位又应该摆在正德之前，所以，我们的皇帝又给人们出了一道难题。虽然这一提议遭到了抵制，但皇帝并不想就此罢手，张璁、桂萼眼见此事不解决对朝廷伤害很大，便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那就是在太庙旁再立一世庙，将兴献王的神主牌位立在世庙内，虽然此议不符合嘉靖的要求，但皇帝也只好先退一步，至少乃父的神主能够从湖广迁到京城。
兴献王的牌位入太庙只是迟早的事情，嘉靖年至少还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官场气候还没有正式形成，这个时代不缺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一些在左顺门挨板子的官员懊悔不已，纷纷倒戈。不断有人暗示、或主动提出将嘉靖皇帝父亲的神主移入太庙，但这些都遭到了群臣的抵制，皇帝开始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法来向前推进。
君与臣的博弈开始，太极拳成了我们这个帝国的特色。我们这个皇帝是狡猾的，他不给父亲的世庙单独开门，而是与太庙共用一门，他将对世庙的祭祀放在与太庙一天进行，但这还是达不到他的目的，他仍在努力试探群臣的底线，当他发现这所有努力都无法奏效时，他便转向其他礼仪方面，希望能从其他方面予以推进。
我们这位皇帝对礼仪的痴迷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礼仪中尝到了甜头，他通过礼仪掌握了权力，他通过礼仪为自己的父母赢得了面子，他开始钻进古书里面，从周代开始研究历朝历代关于礼仪方面的一切史料。通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礼仪斗争，我们的皇帝感到自己俨然成了大礼仪方面的专家，他似乎精通一切礼仪方面的知识，在这种研究中，他越发觉得自己当初的看法是对的，他也越发感到本朝在一些礼仪方面的做法是错误的，既然前面关于礼仪方面错误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那么后面也应该得到纠正。
我国古代帝王讲究祭祀天地，每年的冬至在都城的南郊祭天，每年的夏至在都城的北郊祭地，这就是古代的郊祀，属于最重要的礼仪，比庙祀还要高。古代君主要做的三件事情就是郊、庙、朝，做好了这三件事，你就是合格的君主。但在郊祀的时候，为了让祖宗也享受到这种宏大祭祀带来的好处，让本族也沾点仙气，所以在郊祀的时候都是拿祖宗牌位配位，但是配位的只是一人，这是从周代开始定下的规矩。
朱洪武时代本来天地是分祀的，但后来将祀天和祀地合二为一，拿朱洪武的父亲朱世珍配位，到了朱建文的时候，拿洪武皇帝配位，到了洪熙皇帝时期，便将洪武和永乐的牌位拿过来一起配位，从此这种天地合祭，两帝配位的方式一直延续到嘉靖朝。而嘉靖皇帝在对古代礼仪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这种配位不合古制，于是嘉靖便有了将天地分祀的想法。他私下里对张璁提及此事，希望张璁能够提出来，然后自己再批准实施，但张璁否决了嘉靖的提议，认为天地合祀仍然遵循周礼，并无不妥之处。
周公制礼，文王制易。周王朝是一个礼乐发达的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关于礼仪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时期制定，并延续下来，遵循周礼也成了每个人必须知道的事情。
皇帝没想到昔日支持自己的盟友又一次反驳了自己的想法，他只好寻找其他的代理人，这个人很快出现了，他是吏科给事中夏言。夏言是江西人，正德年进士，初任兵科给事中，嘉靖初年在裁撤京师冗军，清理皇庄占田方面颇有成效。夏言为人机警，善于观察、揣摩，皇帝对于天地分祀的想法已经在朝中流传开来，夏言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一个可以替代张璁的好时机。
气候、河流、地理决定了我国是个农耕国家，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自身都可以满足，故而对外部的商业不感兴趣，这点不似欧洲以商业为主。男耕女织也成了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了标榜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基础，按照周礼，我们的天子在每年的立春后会在南郊举行亲耕，这是一个复杂的仪式，要提前三天斋戒、沐浴，然后祭拜先农，天子拿起耒耜三推，三公五推，诸侯九卿九推。而皇后代表地，主阴，故而在背阳的北郊举行亲蚕仪式，由皇后带领在京王公大臣的诰命夫人举行，皇后从桑树上采摘三片桑叶下来，其他诰命夫人按照品级采摘六片、九片、十二片，然后将这些桑叶亲自喂给蚕宝宝。
这个古老而又极为重要的仪式在我们的大明王朝已经停止了许久，如今夏言上书要求皇帝恢复这个仪式，一来以显皇帝皇后对于农桑的重视，二来成就皇帝英贤之君的名号，以承周公拳拳之心。夏言句句说在了嘉靖的心坎上，更为重要的是夏言的上书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于亲耕、亲蚕这个传承下来的礼仪是南北分开的。
这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从深层反映了我们这位皇帝经过惊心动魄的礼仪之争后内心的那种惶恐不安，外藩继位的阴影并没有散去，他想通过修正其他方面的礼仪来显示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并给兴献王的神主最终入太庙打下铺垫。
皇帝这个时候发现夏言是个有趣的人，他暗示夏言上书支持天地分祀。夏言在上书中说，天地合祀，太祖、太宗共配不符合古制，还是应将天地分祀，恢复到国初的旧制，此乃中兴之业也。夏言将天地分祀上升到中兴之业，真是阿谀奉承到了极点，但嘉靖听了却很受用，他便命群臣起草天地分祀的诏书，结果却遭到礼部侍郎霍韬的反对。
霍韬是张璁在南京发展的人，属于张璁一派的官员，此时他却跳出来反对，说《周礼》是王莽写的伪书。士大夫们知道皇帝举行天地分祀就是想通过纠正这种礼仪上的偏差来树立他在礼仪上的权威，从而为兴献王的牌位入太庙做好基础，这是士大夫们的底线，他们不允许出现藩王的牌位凌驾于正德皇帝之上。这也说明张璁等人并非毫无底线的阿谀之徒。
嘉靖大怒，他觉得这些士大夫实在是不可理喻，命人将霍韬投进诏狱，就这样分祀终于实现。嘉靖九年在南郊建立圆丘，十年在北郊建立北丘。
嘉靖不但发现本朝的郊祀有问题，他发现对于孔子的祭祀也存在问题。孔子本来是春秋鲁国的一位司寇，但后世给他加了很多头衔，汉平帝时候称孔子为“褒成宣圣公”，唐玄宗又将其称为“文宣王”，元武宗又将其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而且历代祭祀孔子的规格很高，跟祭天相同。嘉靖认为孔子就是一个圣人，不配享有帝王资格，祭祀规格也不应该与祭天相同，嘉靖提出几点意见，一是称孔子为先圣先师，不再称王；二是孔子的塑像用木制而不再用泥制；三是降低祭孔的规格；四是跟孔子配位的那些儒生改称先贤先儒，而不是公侯伯子。”
皇帝真是一个难题接一个难题的出，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是个尽头。过去在礼法上总是官僚占据主动，将皇帝搞的不胜其烦，现在却是皇帝占据主动，将官僚们搞的不胜其烦，而且皇帝显然对礼仪已是十分精通，在这方面文臣们似乎丧失了话语权。
本朝以儒家思想治天下，而皇帝却要对这位先儒如此不礼遇，自然掀起了大波。但皇帝对礼仪早已精熟于心，他指出改变祭孔规制正符合孔子本意，孔子历来重视秩序、反对僭越，给孔子授予“王”的称号就是僭越，孔子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嘉靖的一番说辞将这些士大夫驳的哑口无言，他们只会在那里空喊口号，提不出任何有实质内容的见解。
更改祭孔祀典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搞定了，我们这位皇帝对礼仪的运用已经越来越炉火纯青。
在改变了祀孔规制后，我们这位令人难缠的皇帝终于对他父亲的牌位动手了。从商朝起，历代君主都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商周时期君王对于先祖的祭祀是分庙制，也就是每一个先祖都建一庙，但是到了汉代开始实行合庙制，也就是将所有先祖的牌位供奉在一座庙中一起祭祀，此后一直延续至今。而我们的这位皇帝又发现这种祭祀方式不符合礼仪，因为在他眼里，一切都应该遵循周礼，凡是跟周礼相违背的地方都应该修改。既然天地能够分祀，那么祖先也应该分庙祭祀，到了这时候我们终于明白嘉靖要实行天地分祀的真正原因，他正是要给祖先分庙祭祀做铺垫，从而让自己父亲的牌位能够跟其他皇帝牌位一样处于平等地位。
嘉靖十五年（1536年），新建的太庙终于在京城落成，皇帝实现了祖宗分祀的仪式，嘉靖的父亲兴献王跟其他明代皇帝一样也独自占有一个庙堂。五年后，也就是嘉靖二十年，一场大火将新建的太庙全部烧的干干净净，唯独兴献王的世庙完好无损，有人认为这把火是嘉靖放的。不管是不是嘉靖放的，我们只知道的是在此之后，嘉靖又恢复了祖先合庙祭祀的制度。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兴献王也挤进了这个新建的合庙，他的神主牌位供奉在弘治之后，正德之前，兴献王拥有了完整的庙号、尊号、祀号的称呼，全称为“睿宗谥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帝”，至此从正德十六年开始一直到嘉靖二十四年，历经二十五年，39岁的嘉靖皇帝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对他父亲的全套尊称，他终于可以心满意足了。
嘉靖一朝历经25年的礼仪大改革是明王朝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我们对此的评价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不顾国计民生，不顾嘉靖朝社会出现重大隐患和巨大矛盾的客观现实而去注重这些繁文缛节，过于强调文治和粉饰太平，这些都无益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另外，它使得君臣之间产生间隙，君主过于独断专行，这些给我们帝国的政治也带来巨大伤害。但它同时也带来很大的进步意义。
嘉靖对于祭祀仪式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他不仅让天、地分祀，他还对天、地、日、月进行分祀，对太岁、风雷、云雨、岳镇、海渎、山川、三皇、五帝、神仙的祭祀也进行了修正，这些都使得明王朝改变了周代以后祀典的那种混乱局面，使得各种祭祀开始恢复周礼，有利于礼乐制度的统一与完备。
嘉靖皇帝不畏人言，敢于破除常规，挑战权威，一方面极大的增加了自身的威信，另一方面也使得明王朝的文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对于孔子祀典的更正更是恢复了孔子的真正形象与历史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他打破了朱元璋定下来的祖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这种人为的枷锁，为后期的隆万大改革减轻了阻力。
但无论如何，礼仪的简化已成了历史的惯性，虽说嘉靖以一己之力对抗历史的惯性彰显出他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强悍的政治斗争本领，但于前进的历史来说却是无济于事，而且这种变革还夹杂着皇帝的个人私利，从而显得有些目的不纯，但嘉靖朝的这场礼仪改革却是应该作为周代以来关于礼仪的一场最大变革事件而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