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党既除，东林党自然迎来了春天，东林党人韩爌再次成为内阁首辅，东林党的其他人李标、钱龙锡纷纷进入内阁，帝国再次迎来东林内阁的时代。我们可以将之冠以后东林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东林人士较前期要圆润的多，他们或许吸取了天启朝的那种血淋淋教训，在一些问题上开始变得踌躇起来。
与此同时，朝中还有一批无党派人士，这些无党派人士仍旧被东林党冠以阉党，为了区分方便，我们将这些无党派人士称为后阉党。
此时的崇祯皇帝踌躇满志，他似乎想大干一番，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朝堂是空的，不仅如此，从中枢到地方，甚至在军队，过去万历、天启朝的那些精英都到哪里去了。无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还是对于读者来说，崇祯朝出现的大都是一些陌生的名字，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突然从何处冒出来。原来经过天启和崇祯两朝的政治清洗，一批精于政务的熟练官僚皆被斥退。
崇祯二年，崇祯让韩爌内阁开始定阉党的名单，韩爌开列了几次都不能令朱由检满意，皇帝明显想将这次政治清洗扩大化。最终确定的名单高达300多人：首逆同谋6人，判斩；结交近侍19人，判斩；结交近侍次等11人，充军；逆孽军犯35人，充军；谄附拥戴军犯15人，充军；结交接近侍又次等129人，削籍为民；结交接近侍减等44人，致仕。另外，魏忠贤和客氏的亲属以及宦官又有50多人受到处罚。
在这300多人中，从内阁首辅到部院大臣，各道御史、各科给事中，还有各省、各府、州县的官员，包括边关统帅诸如蓟辽总督阎鸣泰、王之臣等人。崇祯年间的政治清洗无疑比天启年间政治清洗的规模更大，他不仅使帝国丧失了大批成熟的官僚精英，更使得群臣之间离心离德，在朝之人惴惴不安，在野之人针锋相对，虽然崇祯年的党争不似万历、天启两朝那么尖锐，但这种温吞吞的内耗往往更伤精力。这种无情扩大打击面的行为既反映了崇祯皇帝偏激的性格，更反映了这个皇帝本身的稚嫩性，他的这种性格缺陷还将会影响这个帝国的平稳运转。
崇祯即位后就将阉党内阁斥退，所以在崇祯元年组建一套新的内阁班子已经是迫在眉睫。崇祯皇帝曾经想成为一个独立不受党争支配的皇帝，但在崇祯元年的这场内阁阁臣会推中他还是不可避免的卷入廷臣的党争之中。
礼部尚书温体仁、礼部侍郎周延儒无疑是崇祯朝非东林人士中的活跃分子。跟崇祯朝的大多数官僚一样，周延儒也是由南京任上调到北京，他跟温体仁一样属于无党派人士，这类人士在崇祯朝廷注定将会是孤独者。崇祯元年冬，皇帝命吏部会推阁臣，由于温、周二人都不是东林党人，所以此次会推两人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在东林党人钱谦益的运作之下，此次会推的入选名单全部是东林党人，这的确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礼部几个侍郎都入选了，但是温体仁这个礼部尚书和周延儒这个礼部侍郎却没有入选，崇祯元年的政治生态似乎又重回天启元年，皇帝似乎对天启为什么要那么严厉的打击东林党人有了初步的认识，因为这个党派跟其他党派不一样，它过于自私，过于党同伐异。
周延儒的落选比温体仁的落选更让人不可思议，因为周延儒一直是深得崇祯信任的人。崇祯元年锦州士兵因为欠饷而哗变，群臣都劝皇帝赶快发饷安抚，但此时财政困难，崇祯对此问题很谨慎，周延儒体会到了崇祯的心思，便上疏说道：“现在朝廷需防山海关到宁锦的官兵，前番宁远哗变，朝廷发饷抚之，如今锦州又效仿，长此以往，各地皆效仿之。况且各地驻军粮食充足，单纯的缺饷引不起哗变，所以士兵的哗变一定是军官在煽动。”
周延儒的看法正合崇祯的心思，他认为这个人跟自己是一条心，从此越发依靠周延儒。在吏部会推阁臣这件事情上，崇祯跟吏部打过招呼，如今周延儒落选，崇祯自然认为这里面有猫腻。看来自己想避免党争是不可能的，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周延儒和温体仁认为这是打击东林党的好时机，周延儒四处散播钱谦益操纵会推的事实，温体仁更是上了一道《直发盖世神奸疏》，揭发天启二年钱谦益主试浙江时收受童生钱千秋的贿赂，以一句水平不高的诗“一朝平步上青天”作为依据定为乡试第一名。由于此事跟此次会推都涉及人事方面，所以不由得崇祯对钱谦益更加产生怀疑。
崇祯决定召钱谦益和温体仁当面对质。钱谦益到了文华殿，就看见温体仁和部院、科道大臣立在那里，崇祯劈头盖脸就问前朝早已结案的科考舞弊案，钱谦益顿时被问蒙了，他没想到皇帝竟然翻出前朝旧案。
接着，崇祯便令钱谦益跟温体仁对质。
钱谦益说道：“此案是由金保之、徐时敏做下的，况且此案已结，刑部有案卷在。”
温体仁说道：“事发后，钱千秋在逃，来刑部过堂的金保之、徐时敏都供称你是主谋，此事既有人证在，如何能隐得？”
两人扯皮扯了良久也没能说出个所以然，崇祯便命人将温体仁参钱谦益的参疏和钱谦益的辩书一起拿来观看。由于崇祯对这些人不熟悉，所以此次推选阁臣崇祯采取的是将被推举之人的名单放在瓶子里最终抓阄的方式来决定阁臣最终名单，故而此次最终决定人选带有占卜的味道。所以，当崇祯看见温体仁的奏疏中称“神奸结党欺君”，“枚卜大典一手握定”等字句便向温体仁问道：“奸党是谁？枚卜大典谁人一手握定？”
温体仁答道：“谦益之党甚多，臣还不敢尽言。至于此番枚卜，皇上本来希望能公正的推举一些真才实学之人，但实际上一切都是谦益在背后操纵。”
温体仁说完，吏科给事中章允儒说道：“钱千秋一案早已了结，体仁因为人品不行，所以此次会推没有入选，故而放炮，如果谦益真涉及千秋一案，为何体仁不在会推之前放炮？”
温体仁立即反驳道：“章云儒替钱谦益说话，正可见科道官员都是钱谦益一党，枚卜之前，谦益无足轻重，我参他做甚？如今谦益成了入阁的热门人选，为了替皇上把好用人关，我自然要参他。”
章允儒随即又反驳道：“历来小人陷害君子，皆冠之以‘党’字，昔日魏广微陷害赵南星、杨涟皆是如此。”
崇祯听见章允儒将温体仁往阉党身上攀扯，不禁大怒，立即让锦衣卫将章允儒架了出去。接着，温体仁又说道：“吏部尚书王永光屡次上疏乞休，且谢门不出，钱谦益指使瞿式耜上门去让王永光将此次会推交给吏部侍郎张凤翔主持。”
听体仁这么一说，崇祯便质问王永光，王永光不好得罪东林党人，只好让皇帝去问科道官员耽志炜。听王永光这么说，体仁继续紧跟不放，他连忙说道：“你是六卿之长，执掌会推大事，为何要推到司官身上。”
御史房可壮奏道：“臣等会推是公议。”
“会推推的是钱谦益这样的人，难道能说是公议？诸臣奏来。”崇祯反诘道。
阁臣李标接着说道：“浙江科考一案的确跟谦益无关。”
温体仁又连忙说道：“陛下你看到了吧，满朝皆是钱谦益一党，钱谦益若不受贿，钱千秋现在就在京师，而且经常往谦益府上跑，就是希望谦益能够入阁，自己好继续参加会试。”
李标又说道：“前次已经召钱千秋对质了。”
崇祯连忙说道：“钱千秋闪烁其词，不可凭信。”
眼看皇帝完全倒在了温体仁这一边，周延儒连忙上前帮腔：“皇上再三让臣等回奏，为什么诸臣不敢奏呢？一者畏惧天威，二者碍于情面，总之，钱千秋一案有凭有据，陛下不必再问臣等。”
崇祯听周延儒这么说，又连忙说道：“朕让九卿科道会推，竟然推的是这样的人，为何不奏？”
周延儒又说道：“大凡会推，表面上看起来公，实际上就是一二人把持，臣等说也没有用，徒引来灾祸而已。”
周延儒此举等于是将所有责任推到东林党一边，温体仁乘机又补充道：“臣乃孤身之人，满朝俱是谦益一党，臣哪敢说啊，此次上疏也是面对会推如此大事，也是为了陛下，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为之，此事过后，谦益一党必定要报复，臣恳请陛下批准臣回归故里。”
崇祯说道：“汝既为国劾奸，何必求去。”
到了此刻，温体仁、周延儒已经做足了戏，崇祯元年十一月份的这场臣僚之间的对质以温体仁、周延儒的完胜，钱谦益的完败而结束，因为温、周二人都是有备而来，毫无思想准备的钱谦益和他的同僚们在面对皇帝咄咄逼人的问话下早已显得语无伦次。无论双方如何交锋，崇祯元年的这场温钱互攻在它开始之前就已经定了胜负，因为皇帝的重心已经倾斜。
钱谦益被免职回乡听堪，钱千秋被刑部重新提审，其他的涉案官员章允儒、房可壮、瞿式耜、梁子璠被一一降职。温体仁、周延儒皆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头衔入阁，两人弹冠相庆，由此崇祯朝依然没有逃脱党争的宿命。
事实表明了东林党在政治上的幼稚性，他们丝毫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他们并不甘心，很快就有御史毛九华弹劾温体仁在杭州给魏忠贤建生祠，还作诗歌颂他；接着又有御史任赞化弹劾温体仁娶妓女为妻、收受贿赂、欺男霸女、夺人田产、干涉诉讼，又说周延儒跟阉党内阁成员冯铨来往紧密，由此可见，东林党千方百计将温、周二人往阉党阵营里划。实际上此时温体仁、周延儒已经深得崇祯信任，如今毛九华、任赞化上疏弹劾温体仁、周延儒只能使崇祯对东林党的疑心更重，正所谓“攻者愈力、疑者愈坚”。
崇祯皇帝又令温体仁跟毛九华、任赞化对质。温体仁说：“我若给魏逆写诗，必有原稿，但现在原稿在何处，为何只见一个木刻本，陛下可让人找到刻字的木匠，问他原稿从何处而来？”
听完温体仁的叙述，崇祯便让毛九华答话。毛九华说：“这个木刻是八月份在路上买的。”
崇祯问：“八月份买的，为何到了十二月份才报告？”
九华答：“我十月份要考试。”
体仁连忙说道：“我参谦益是在十一月份，既然九华十月份要考试，为何不在考完试立刻参臣，反而要等到十二月份臣参完谦益再来参臣？臣入仕三十年来从未弹劾过别人，只因参了钱谦益，才导致攻者四起，只要能杀臣逐臣者无所不用其极，毛九华系谦益一党无疑。”
“体仁辩的是。”崇祯说道。
接着，崇祯又召任赞化进宫奏对，崇祯对任赞化说道：“九华参体仁写诗一事况且不实，汝为何又说那么些无根之事？”
任赞化支支吾吾对不上来，温体仁又赶紧说道：“赞化疏全是诬捏，凡去过臣家乡者都知道，臣娶的是陈与郊的女儿，乃正经人家之女。此一查可明，事事无影，虚捏如此。”
任赞化又连忙奏道：“臣之所言乃采访公论，京城的人都是这么说。”
温体仁又连忙将任赞化与钱谦益结党的证据一一罗列出来，就这样，这场东林党人事后发动的反扑运动就被温体仁轻松化解，皇帝将毛、任两人降级外放。事实上，温体仁和钱谦益都不是善类，但在这场崇祯元年的政治互攻中，温体仁凭借着他那种雄辩的口才和抓住崇祯的心理，以及高超的政治攻击技巧，在东林党人正准备卷土重来之际，凭借一己之力就将这伙人打得集体噤声，在魏忠贤刚刚自尽而去的时候，温体仁就接着向东林党人开炮，无疑显示出了一种超强的胆量。
也许东林党人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总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的跟他们这个团体作对，他们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同样碰到了那些具备锲而不舍精神的人。崇祯元年的这场内阁会推事件已经让皇帝对东林党产生了不信任感，而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却使得东林党的垮台加速到来。
从后金进攻大明那天起，这个新兴的政权没有一天不想跟明廷议和，他们是想通过战争的方式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获得更自由的贸易条件。努尔哈赤在打下抚顺后就希望跟明廷议和，但被万历皇帝所拒绝。天启二年，广宁之败后，努尔哈赤就提出议和条件：将辽河以西、大凌河以东作为缓冲区，后金为明廷附属汗国，明廷承认后金对辽河以东土地的占领，双方每年互贡，并开放民间贸易市场。
从天启二年一直到天启五年，明金之间处于休战状态，努尔哈赤一直等着明朝方面派使来议和，结果不仅没有等来议和，反而是明廷在辽西大修关宁锦防线，乃至天启五年孙承宗偷袭耀州。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军进攻宁远明显带有以战逼和的意味。
在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执掌权柄，皇太极依然奉行跟明廷议和的对外政策，但此时明廷上下根本没有考虑过此议，自从故宋灭亡后，明政权十分忌讳对外议和，当时间到了晚明，这一僵硬的对外政策仍旧束缚了大明王朝的手脚，从而牵制了帝国过多的资源。
蓟辽总督袁崇焕在这个方面无疑是个灵活者，他一直希望能通过议和方式来解决辽东问题，在皇太极上位后，他们之间便开始了书信往来。从崇祯二年（1629年）的元月份起皇太极就迫不及待的派郑信和任大良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去宁远见袁崇焕，商讨议和的事情。
七月初十日，皇太极派任大良携书再次前往宁远以回复袁崇焕的回信，皇太极这封议和信比前几次写的要详细的多、诚恳的多，以显示自己的议和诚意，皇太极在信中说道：
“金国汗致书于大明国袁大人，我看了我派去的使臣带回来的信，你在信中说辽人祖先的坟墓都在辽东，让我归还辽东土地，我认为此议不妥。辽东之地乃是我们夺取的，并不是你们赐予的。昔日我们两国并没有间隙，和睦相处，你们占据九州万方之地，也太不满足了，还要掠夺我们的土地，私自划界三十里，不让我们越过，至此导致战端开启。老天爷辨别是非，将辽东之地赐我，所以辽东乃上天赐予我们的，怎么能归还呢？”
自古以来，兴衰不取决于你们大国，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众人之天下也，天赐于谁，则谁得之。昔日大辽为天子，金太祖是大辽的属国，后来大辽皇帝不仁道，而金太祖乃正直之人，所以上天将大辽的辽东土地赐予金太祖，金汗予跟大辽和好，而大辽妄自尊大。后来大辽征讨金国，上天又将大辽之地赐予大金，天赐之地，大金岂能复归还大辽。后来金帝不道，上天将大金西边的土地赐予大元，元太祖派遣使臣议和，金国将使臣羁押，后来上天又将大金土地赐予大元。天赐之地，大金岂能复得乎？后来大元悖逆不道，大元被明太祖取而代之，如果蒙古人向大明索要土地，岂能还之？
至于你在来信中质问我们为何要征朝鲜，这就更荒谬了，历史上一直是朝鲜在征我们，将我们的先人从鸭绿江以南赶杀到鸭绿江以北，朝鲜征了我们那么多次，我征一次有何不可？再说了，我征朝鲜干你们明国什么事？
辽东虽然有小民遗骸，但难道没有大汗和诸贝勒的坟墓，我向以忠心相处，而万历帝不容，无故欲伐我，迫不得以，告天征之。若不被迫，我等小国岂敢征讨大国耶，天不问国之大小，但论事之是非，故以辽东、广宁地方赐我，若非天赐，辽东、广宁诸坚固之城，及数万之兵守之，即以我少数之兵士，何能克之？自古以来，各国相善则敬之，相恶则报之，此皆自然之理，大人之所知也。我愿罢兵，共享太平。
尔国官员文士都可以向尔帝进言，然而你们都视尔帝如在天上，你们自己又将自己看作是神，总是拿议和不能跟你们的皇帝说来搪塞，又拿议和不合你们大臣的心意来推脱，不让我们的信使直达京城面见皇帝，总是就地遣返之，这比当年大辽欺负大金尤甚。今诚心遣使，切盼大人复言。另外，上回虽然没有议和成功，但仍旧优待我使臣并遣返，今特此致谢。
皇太极这封书信可以说写的是声情并茂、有血有肉、声泪俱下，读之让人感慨不已，由此可见皇太极极高的汉学修养，他首先驳斥了袁崇焕让他归还辽东一说，接着重点指责袁崇焕从中作梗，不让他的信使直接抵达京城面见崇祯皇帝，从而导致明金之间一战再战。
正月十六，袁崇焕让赵登科携带回信给了皇太极。袁在信中说道：
“奉帝命巡辽调兵之兵部尚书袁复书于汗陛下：今观汗复来之信，才知道大汗顺天造福的善心，天之心即汗之心，亦即我之心也。汗若诚心，我岂可弄虚；汗若实心，我岂可作假。两国兴衰均在于天，虚假何用？只是十载军旅，一旦罢之，虽奋力为之，也不是三四人所能胜任，三言两语所能了结。白喇嘛我见过两次，请再思之。”
到了七月十八号，皇太极的回信就来了，皇太极在这封信中措词强硬。
“金国汗致书于大明国诸臣：我欲息兵以享太平，曾屈尊遣使议和。据闻尔兵部不愿和好，仍愿再战。尔等出能御敌，入能治民，但我每次发兵兴讨，尔等军士被杀，人民被掠，尔等出而不战，袖手坐观；我欲修好，尔等毁坏和议，不念将士军民之死伤，更出大言，导致战争不息。尔等若想和好而我不从，导致起兵端，我民被杀，则非尔等杀之，乃是我自杀之；但是我欲和好，而尔不从，致起兵端，尔民被诛则并非我诛之，乃尔自诛之也。”
通过七月十八号这封信可以看出皇太极已经对袁崇焕打的太极拳厌烦了。在前面来往的书信中，袁崇焕一直说议和的事情必须让边臣来谈，让阁臣参与进来不妥当，而皇太极不想让袁当中间人，他想让袁将书信直接呈递崇祯皇帝，但袁崇焕议和乃是私下议和，况且当时的大明根本没有议和的政治氛围，谁谈议和就是死路一条，皇太极根本不知道这点，反而被袁崇焕不断忽悠。
崇祯元年，袁崇焕入京的时候曾经跟内阁阁臣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商讨过此事，钱龙锡、王洽皆不同意议和，关键是议和跟明王朝的对外政策不符，若非最高统治者做出此决定，其他大臣皆不敢提及此事。
但袁崇焕显然对此很热衷，他清楚地看到以明王朝当时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战胜后金，唯一的出路就是议和，所以在努尔哈赤逝世的时候，他便派喇嘛去吊唁，跟皇太极商讨议和的事情，但他自己又做不了主，所以一直在跟皇太极打太极，他希望在让崇祯不知道的情况下，能够以他边帅的身份跟皇太极达成私下里的议和，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去双岛杀了皮岛总兵毛文龙也正是给私下里议和扫清障碍，因为毛文龙手下的东江军时常骚扰后金。但皇太极需要的是堂堂正正的议和，他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通过贸易获取所需要的物资。
刚果花园认为，崇祯二年，皇太极对袁崇焕议和的诚意产生了怀疑，他想带兵绕过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将议和的意思直接告诉崇祯皇帝。
这个时候后金境内的饥荒已经由不得皇太极继续拖延下去了，他急需议和成功，这样好用后金境内的人参、貂皮、东珠来换取粮食、布匹。
崇祯二年十月份，皇太极率领七万大军越过喜峰口向遵化杀来，十一月十七日皇太极的大军抵达北京城郊牧马场，此时朝廷乱成一锅粥，从内阁到兵部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朱由检在那里不停的骂。当皇太极的大军抵达京城牧马场的时候，朝廷还以为他的大军在遵化。大同总兵满桂在没有接到兵部调兵函的情况下，自行带兵进京勤王。
很快各路勤王之师向京城奔来。据高原神鹰考证，十一月二十日，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在德胜门击退后金军的进攻，王承胤部不战而退，袁崇焕、祖大寿带领关宁军稍战且退，将他们后面沙窝门前充当预备队的京营暴露给了后金军队，京营士兵在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三位将军的率领下正面迎击后金军，一直追击到运河，杀敌千余，自己损失数百人。
至此，京城保卫战结束。二十二日，皇太极让被俘虏的王姓太监送议和书进城给崇祯，眼见递进去的议和书了无音信，十二月初一，皇太极率大军开拔，在京畿附近又劫掠了一些物资。
京城保卫战后，崇祯知道是由于袁崇焕在底下瞎议和导致皇太极入关，再加上袁崇焕在蓟镇由于畏战而没有进行有效阻击，所以他便将袁崇焕下狱，而由于袁崇焕在议和的事情上跟内阁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商量过，所以，此事最终还牵扯到在朝的东林党人。而对于皇太极来说，他还是过于理想化，他简单的认为带书信给崇祯皇帝会促成和议，他也简单的认为带兵入关能够逼和，但是他不知道即使打入北京城绑了崇祯皇帝，大明朝廷在南京另立个皇帝也不一定会议和，这点在洪武宪法里已经明确了的，包括皇帝在内，没人敢提出议和，即便他们想议和。
崇祯二年的这场皇太极入关事件被称作“己巳之变”，他可以看作崇祯元年党争的延续，因为这一突发事件最终摧垮了东林党内阁。
“己巳之变”对于非东林党人来说，或者对于“后阉党”成员来说无疑是个机会。锦衣卫在狱中拿到了袁崇焕的供词，袁崇焕说关于杀毛文龙和议和等事情曾经跟内阁阁臣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商量过，袁崇焕以为抬出这两个人可以解救自己，但殊不知，不仅没能解救自己，反而害了自己。接着，御史高捷、史范相继以袁崇焕的事情弹劾钱龙锡、王洽，结果钱龙锡被迫致仕，王洽被下狱。
后阉党分子除掉了钱龙锡与王洽，但内阁还有首辅韩爌、次辅李标，接着，阉党分子又继续发动对韩爌的攻击，将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事情往韩爌身上攀扯。韩爌自从再次入阁以来，毫无建树，不能设一策，不能拨一人，坐视成败，他已经感到时事不可为，便主动辞去职务。韩爌既走，李标接任首辅，阉党分子接着又弹劾李标，李标走后，周延儒成为首辅。这样，从崇祯元年冬天的这场党争一直到崇祯三年基本稳定下来，这场党争主要原因是东林党在会推中踩偏了脚，但深层原因还是朱由检在执政开始发现了这个党派一些问题，实际上还是跟他的哥哥一样，那就是东林党出身的官员不合用，只会空谈，在面对“己巳之变”这样的突发事件毫无对策，这个时候，朱由检跟朱由校一样产生了将东林党人全部罢斥的想法，而“己巳之变”无疑加速了这种想法的到来。
崇祯三年八月份，皇帝将袁崇焕凌迟处死，钱龙锡被下狱，皇帝固然痛恨袁崇焕私自议和招来了皇太极，但深层原因还是为了给打击东林党树立一种合法性，在这方面似乎跟熊廷弼之死有些类似，但崇祯残酷的对待袁崇焕也显示出了这个皇帝偏激的性格。
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跟正统十四年也先携明英宗进北京，还有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进犯北京皆有异趣同工之处，都是部落民族在议和不成的情况下，直接率兵来到明王朝的首都，一来直接带信给皇帝，二来带有逼和的味道。
当年也先也是通过英宗宦官喜宁来跟北京议和，后来每次议和书信都被于谦阻挡，在这种情况下，也先便携明英宗前往京城议和；嘉靖年间，蒙古俺答部也是在长期议和无望的情况下，在严重的生存危机威胁下才于嘉靖三十九年进入大明境内劫掠。
现在看来，当天启皇帝正准备收拾东林党的时候，如果熊廷弼不让家人贿赂汪文言，也许他就不会死；同样看来，当崇祯皇帝正在一步步斥退东林党的时候，如果袁崇焕不在私下里跟钱龙锡、王洽密谈，或者在锦衣卫审问的时候不交待此事，他大概也不会这么快惨死。毕竟像杨镐、王化贞这样比袁崇焕更失职的文官也是在被关押多年后才死去，如果形势有好转，他们不会死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崇祯想罢黜东林内阁的时候，苦于找不到理由，所以便将袁崇焕定成死案，东林人既然跟死案分子有接触，那么自然可以凭借此事打人，关于这点，黄宗羲有清晰的看法，他在写给钱龙锡的墓志铭中写道：“逆党之恨公者，以为不杀崇焕，无以杀公。”
无论如何，洪武成例有许多准则是人们要遵守的，尤其是阁臣切勿接近边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