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以外藩继位，他跟永乐皇帝一样希望成为一代伟大的君主，挽救明王朝衰弱的局面，但此时的明王朝经过200多年的运转已经积重难返，无论崇祯皇帝如何殚精竭虑，中兴之梦始终成为一场泡影。
崇祯继位之初也将经筵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他甚至将日讲也保留了下来，但崇祯跟其他皇帝明显不同，他不满足于讲课先生照本宣科，他希望让讲课先生联系实际，他甚至提出一些问题让讲课先生回答，而讲课先生受制于水平有限，通常不能给予令朱由检满意的回答，而这个时候免不了使得这位新皇帝对这些儒生失望。
一次他问内阁阁臣周道登“宰相当用读书人”何解，周道登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便说道回去查查书再来，接着，崇祯又问道：“近来大臣奏疏中多提到‘情面’二字，何为‘情面’？”周道登支支吾吾又无法应对。
一次在礼部右侍郎徐光启讲完《中庸》后，崇祯向徐光启问道“知天地之化育”和“其孰能知之”这两者是一回事吗？徐光启答道：“一个强调内知，一个强调外知。”崇祯笑道：“‘知’难道有内外之分吗？”虽然崇祯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有些肤浅，但也反映出他敢于怀疑经典的精神。
崇祯风格无疑跟前代皇帝不同，每次经筵或者日讲对讲官来说不再是他们展示自身才华的时刻，而是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的时刻。崇祯十一年的一次春讲后，皇帝问礼部左侍郎顾锡畴等人，保举与考选二法哪种选人方法最可靠，结果顾锡畴等人又答不上来。由此可见，明代的一些官员，尤其是翰林院出身的官员，尽管对孔孟之道熟知于心、尽管词章华丽、尽管满腹经纶，但一旦逆向行之，则显得捉肘见襟。
崇祯对于这些内阁阁臣的真实水平心里自然有一杆秤，所以崇祯一朝开始改变内阁阁臣选自翰林院的方式，开始注重选择一些有实际政务经验的人。崇祯认为这些由科举而选入翰林院的人，虽有才学，但不谙政务、脱离实际，坐而论道可以，但实际操作不行，尤其是应对突发事件不行。为了改变这种格局，朱由检一方面选用地方上的知州、知县进入翰林院，另一方面采取让地方官经过吏部会推直接进入内阁，这些方式无疑使得内阁焕发出了一种活力。
崇祯七年（1634年）的三月，又是一个大比之年，当崇祯看见那些鱼贯而入的考生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李世民那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感想，对于他来说，这些考生都是废才。此次殿试是由朱由检亲自出题，朱由检改变过去殿试那种空而大的试题风格，出的全是针对时弊的题目。
在这次殿试中崇祯一连提了八问：
一，跟朕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但如今士大夫品行不端，朕想让士大夫们恢复古道，有何办法？
二，女真人的地盘地窄人寡，一旦去攻打朝鲜，三韩不守，这是为什么？
三，如今三协和天津、登莱之处朝廷都有重兵把守，导致朝廷军费激增，有何办法消灭后金，恢复疆土？
四，现今流寇蔓延，朝廷缺钱缺饷，一些人不奉公体国，一味让朝廷减免钱粮，朝廷难道不知道抚恤百姓的道理吗？有什么办法既能抚恤百姓，又能充实军费？
五，屯田是解决军费的办法，为何总是不见实际效果？漕粮和马匹都是军队所紧缺物资，为何总是被拖欠，有什么办法杜绝此类问题。
六，如今有没有办法收复河套，对于归降的蒙古人如何安排？蒙古插汉部和河套部联合起来了，有什么办法将他们分开？
七，流寇势大，海盗也时常骚扰，加上水灾、旱灾频发，有什么方法应对之？
八，唐、宋之时文武分的不是那么细致，本朝太祖对人才的任用也颇为灵活，有什么办法提升武将的地位？
这八问基本上涉及了当前军政、外交、用人等亟需解决的问题，朱由检以“策问”的形式作为殿试试题出了出来，一是想获得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二是也想发现一些人才，很可惜，这些参加殿试的贡士们都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在此种情况下，朱由检只能对科举考试日益失望。
无论是前面谈到的崇祯在经筵和日讲中对讲官的询问还是在殿试中转换命题风格都反映出了大明王朝的这些官吏只擅长就理学、心学发表清谈，难以将他们的知识转换成现实的生产力，其结果就是导致皇帝在用人上的变化。
除了重视有实际政务操作经验的官僚，皇帝还注重恢复洪武时期举荐官员的方法，而且在武举中也更重视考生的武功，他甚至还废除洪武成例，允许朱姓宗室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崇祯七年同样是武选的大比之年，能舞动百斤大刀的只有徐彦琦、王来聘两人，但发榜时却没有两人的名字，崇祯一问，原来是因为两人文场成绩不佳，崇祯不禁大怒。国家罹难至此，还如此重文轻武，崇祯亲自将王来聘点为武状元，后来王来聘在镇压孔有德叛乱时，身先士卒，不幸战死。
崇祯在用人上的确不拘一格，他厌恶科举制、厌恶进士出身制、厌恶四书五经制，他力图实行文武并重、科举保举并重、朝官外官并重的选人用人制度，与此同时，他还试图恢复洪武时代那种肃贪的局面。崇祯继位后，针对官僚贪污纳贿的情况，除了加强御史监察制度外，他还实行厂卫监察、办案的制度，在他的鼓励下，崇祯六年、崇祯七年，厂卫狠办了几件案子。针对边疆军队统帅欺瞒皇帝的情况，崇祯重新恢复了自嘉靖以来被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从崇祯四年起，皇帝就陆续派出宦官前往各地监军，很快边关各地就布满了监军的太监，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前朝。
崇祯的这些新政措施无疑带有变法的味道，而且可以从刘瑾、汪直、张骢、张居正那里找到影子，所以，自然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崇祯九年，江苏山阳县的一名名叫陈启新的武举跑到宫门外向皇帝进言，他在那里跪了三天，皇帝听说后，便命人将他的奏疏呈进来。陈启新在奏疏上说：“天下有三病。士子写文高谈孝悌仁义，而做官后就恣意妄为，这是‘科目之病’；国初典史授都御史，贡士授布政使，秀才授尚书，嘉靖时还是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现在却只用进士一途，举人、贡生不能升至高官，以至于一中进士就行为放诞，这是‘资格之病’；旧制教官也可以作给事、御史，后来稍严，举人为推官、知县者仍可选任，如今只从进士中选用，这是‘行取考选之病’。”
陈启新的“三病论”完全说到崇祯心坎上去了，大概这个陈启新号准了皇帝的脉，崇祯有意将他任命为吏科给事中，虽然这只是一个正七品的官位，但是它却掌管着帝国人事的纠察大权。崇祯违背了用人规律，陈启新既不是进士出身，也不是通过考选得此官职，自然刺激了全体官僚。从此，所有人都不跟陈启新来往，而且不断的收集、整理他的黑材料，虽然弹劾一波接一波，但都被崇祯顶了回去。
崇祯对陈启新的任用刺激了其他同样心怀此志的人，武举生员李璡向崇祯进言道：“缙绅豪富之家，大者家产千百万两，中者百十万两，以万计者不可胜数，应令他们以私产输官助饷，可以满足国家急需。”
李璡的言论可以说是捅破了大明王朝最后一层窗户纸，李璡是想让崇祯学汉武帝那样实行盐铁酒专卖，通过打击富户来获取国家的营建资金，也就是通常说的削中间来补两端。李璡的提议也的确令崇祯心动，但是此时早已不是汉武帝那个时代，“君权神授”早已遭到了否定，而是“天下非君王一人之天下”的时代。它不仅不是武帝那个时代，就是离洪武、永乐时代也早已遥远，虽然“天下非君王一人之天下”，但“国家却是众人之国家”，如果有富户肯捐资助饷，哪怕拿出家产的一小部分，国家也不为危难至此。当个人全凭个人信条行动的时候，而国家又缺乏调动统一行动资源的时候，那么帝国的灭亡也是在所难免。
李璡的言论自然引起士大夫们的恐慌，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上疏要求将李璡拿法司问罪，崇祯还是以广开言路的名义将此事推脱了。
崇祯登基以后，的确看出了很多弊病的所在，这些弊病有些是长期的积习，有些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承，虽然他正在试图纠正，但治国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崇祯求治心切，旧的系统他试图打碎，新的系统又无法建立，他轻易用人、轻易罢人，这只能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
崇祯朝的经济问题比历朝都要突出，在气候冰河期打击下，各地持续大面积的旱灾导致农业歉收，这种灾情不仅发生在北方，而且发生在南方，其结果就是导致各种税收的拖欠，不仅正税如此，附加税也是如此。崇祯整天拿着账本跟各地督抚算账。就是这种羸弱的财政还要应对巨额的军费和平叛开支，以及四处的赈济，缺饷的士兵和缺粮的饥民时刻成为威胁帝国的不安定因素，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元末。
而此时外部经济也出了问题。随着德川幕府在日本的逐渐掌权，德川幕府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从日本流入明朝的白银顿时中止，与此同时，整个北半球的气候冰河期打击了从欧洲大陆到亚洲大陆的所有国家，日本爆发严重饥荒和叛乱，大批人被饿死，欧洲形势也不容乐观，农民暴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的是海外探险以来所带来的世界贸易量急剧萎缩，这些都打击了中国的出口，导致沿海手工业的破产。
从16世纪晚期开始，西班牙和荷兰在东方跟葡萄牙人的争夺中相继败北，因为葡萄牙人抢先跟中国的广东省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防治葡萄牙和中国的商人赚钱，马德里制定了一项新政策，那就是减少在秘鲁的白银开采，恰巧此时由于秘鲁白银开采量过大，导致白银的开采已经无利可图。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得从17世纪开始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剧减，而这对于货币白银化和赋税白银化的中国无疑是灾难性的。
当整个社会都缺银子的时候，农民需要拿更多的粮食才能够换取缴纳赋税的白银，而且白银的稀缺导致整个社会开始窖藏白银，这都会导致更严重的通货紧缩，一旦通缩发生，整个社会经济一片萧条，商户和手工业户开始倒闭，城市开始衰落。帝国从南到北，从城市到乡村都动荡起来，佃户反对地主，奴仆反对雇主，农户也开始抗税。白银的缺乏更是导致私铸铜钱激增，银钱比例扩大，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并存，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灾荒的持续延绵都导致粮价腾贵，这又进一步导致人们对于大米的囤积。饥饿的人们开始在乡村和城市到处流浪觅食，很多房屋人去屋空，很多田地也是人去田荒，在江南以及其他地方，即便有钱买宅买地，也买不来大米，这个时候，人们所疑问的是帝国为什么还没有倒掉？
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从陕西这个地方开始，在持续干旱的打击下，陕北高原已经是颗粒无收，由于朝廷的财政危机，崇祯对于各地的赋税催促又急迫，破产的农村和官吏的催逼将帝国的农民带到了悬崖边上。
崇祯二年，行人司行人马懋才向崇祯描述道：“臣家乡陕西延安府，去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到十月以后，蓬草吃尽，则剥树皮而食。到年终，树皮又尽，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乡民中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在这种情况下，官府仍严加催科，幸存的百姓只有一逃了之。此处逃往彼处，彼处又逃往此处，转相逃则转相为盗，这是盗之所以遍于秦中的缘由。”
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县农民王二首先举起造反大旗。因为澄县知县张斗耀催缴税款，一个叫王二的人带领几百人冲进县城杀了知县，此事陕西巡抚不敢上报，只是私自处理了事。
农民似乎还不是起义的主力军，还有长期领不到军饷的士兵加入义军的队伍，这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什么时候，从来没有一个时候的财政像崇祯朝这般紧蹙，仿佛所有的问题都在此刻统统爆发，作为一名官军似乎还没有义军过的好。
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定边营士兵王嘉胤从边关逃了回来，他聚集饥民在府谷起义，不久，白水县的王子顺带领饥民来投，起义顿呈燎燃之势，当陕西巡抚还想掩盖的时候，陕西巡按迅速的将这一情况报告朝廷，至此，明末的农民起义正式爆发。
无论崇祯皇帝如何殚精竭虑、如何力图中兴，在17世纪席卷全球的气候灾变之下，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徒劳而已，所谓的中兴之梦最终成为一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