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的崇祯时代无论对于帝国来说，还是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说都是失败的，在这十七年中，外藩继位所带来的那种阴影像永乐、嘉靖两个王朝一样笼罩在明王朝。崇祯是一个偏激而又不自信的人，他希望祖宗的江山社稷能够在自己手里发扬光大，为此他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但他忽视了事务发展规律和人情冷暖，一门心思按自己的意愿办事，最终将帝国带进深渊。
天启的提前离去将这个十八岁的信王推向了皇帝宝座，朱由检似乎还没有做好接班的准备，但当他君临天下的时候，他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他迫不急待的希望能做几件事情出来。
还在宫中的时候，朱由检就听到了人们对于阉党的流言蜚语，他跟天启的张皇后结成了稳固的阵营，所以在他当政后，收拾阉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从天启七年到崇祯二年，在这场打击阉党的行动中，有300人遭到了打击，大批业务娴熟的官僚被斥退，这对于依赖文官治国的帝国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损失。
当失去人才的帝国举行会推的时候，崇祯皇帝发现推举上来的全是东林党的时候，他对所谓的清流产生了怀疑，而当温体仁和周延儒将这一切都戳穿的时候，这两人也就成了崇祯一朝的重臣。
从崇祯元年起，抛弃东林党的行动就已经开始了，到了崇祯二年因为“已巳之变”达到了高潮。天启朝的党争对于崇祯来说历历在目，他痛恨党争，只要是有党的人他都不会重用，所以他选中了看起来无党的周延儒和温体仁。
崇祯一朝总体来说，在用人上皇帝是失望的，当他在治国上逐渐上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都是一些只懂八股，只会坐而论道之徒，难以在治国上有建树，他尤其痛恨“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进内阁”的选人用人制度，他在官吏晋升的考选法基础上增添了负有连带责任的保举法，这样使得难以通过考选法胜出的低级官僚能够晋升为高级官僚，但这种方法也使得一些良莠不齐的人混进官场。崇祯重视武将，重视经世致用人才的选拔，他从地方督抚中直接选拔人才进入内阁，但正是这种用人方法既打破了旧的官僚制度，又不能建立一种新的官僚制度，所呈现出来的只有混乱与无序。崇祯是一个单纯的人，他跟洪武皇帝一样不愿意和光同尘，不懂得世间自有阴阳两套规则，不懂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崇祯随意的用人，随意的罢人，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多的人无所适从，不敢担当。
当崇祯发觉温体仁并不是一个“孤臣”，他也有党的时候，皇帝毫不犹豫地罢免了他，但复出的周延儒在朝政上提不出任何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且温体仁的罢免标志着皇帝与文官之间再无缓冲余地，这样很多事情都会难办，都会陷于一种没有回旋余地的冲突之中。
崇祯一朝还是波澜壮阔的党社发端和发展时期，在帝国的南方出现大大小小几十个社团，这些社团最终都合并成复社。复社是以八股文评选以及诗文复古为活动目标，但如此声势浩大的党社运动，介入政治已是必然。我们可以看到，复社的社员很容易在科举中获取成功，他们还操纵朝廷的会推、考选，复社的领袖们期望朝廷制定的政策按照他们的意图进行，但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复社的声势如何浩大，它只存在于民间，它与中枢之间甚至严重脱节，所以在它的领袖的张溥死后，这个看起来不可一世的组织很快就轰然倒塌。
严密的组织、明确的政治纲领使得复社无疑具有近代政党政治的雏形。
当时间进入崇祯朝，所有的不确定因素都大大加速了，东南经济的萧条，大批手工工场的倒闭，还有从北到南的旱灾、饥荒，满洲人的数次入侵，农民运动的此起彼伏。上个朝代的奢安之乱仍在继续，一直到崇祯十年才渐渐结束；而民变和满洲人的入侵却贯穿了整个崇祯十七年间，所以王朝陷入的是三面作战，而且东南沿海的手工业者暴动也在酝酿之中。
面对破产的财政和凋敝的民生，古德莱彻编纂的《明人传记词典》中说道：
“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
无论崇祯对农民军采取何种政策都是没有作用的，现在讨论这些已经毫无意义，在17世纪上半期那场巨大的气候冰河期打击下，北半球从西向东没有多少国度能够抵挡的住，明王朝也绝不例外。
我们这里要说的是皇帝的那种僵硬政策最终是毫无悬念的葬送了帝国。虽然他也想跟满洲人议和，但他希望能由内阁大臣堂而皇之的提出来，而且他还要推辞，甚至斥责，然后内阁大臣再以死谏之，他再勉为其难，但很显然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因为前宋议和、割地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整个大明王朝。当他授意杨嗣昌跟满洲议和的时候，黄道周跳出来谩骂，当崇祯让他解决当前问题的时候，黄道周又提不出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皇帝最反感这样唱高调的官员。当皇帝二次让陈新甲跟满洲人议和的时候，议和的事情不幸走漏了风声，当面对全天下指责的时候，皇帝再也不敢提议和的事情。
在农民军正向京城挺进的初期，皇帝就想南迁到南京去，但他又不好意思提出，他希望内阁阁臣提出来，他再拒绝，然后再接受。可是没有人愿意提出此议，因为前宋南迁的阴影还在，人们仍然记得正统年间徐有贞因为提出南迁之议被天下的官僚骂个狗血淋头，从此人们知道，大明王朝死也要死在北京。朱由检此举的确不负责任，虽然博得个“君王死社稷”的美名，但是却使得南方的政权失去了正统，也使得南明王朝成一盘散沙之势，被清军各个击破。
帝国在撤宁远卫，命吴三桂带兵进关的事情上仍然执行僵化的政策。到了李自成的部队快到北京的时候，帝国还在为这件事情吵闹不休，从皇帝到大臣没有任何人愿意承担撤兵弃地的责任，当王朝都快灭亡了，人们还在为关外一个毫无意义的孤城喋喋不休。这个帝国所背的包袱太沉重了，这绝不是崇祯一个人的责任，所有僵化的政策在大明王朝建立初期就已经确定了，推而广之，它在“靖康之变”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继续推而广之，它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崇祯并不明白这一点，在帝国将亡的时候，他发出怒吼：“诸臣皆误朕。”
矫枉不能过正，如果矫枉过正，那么在日后的岁月中还要继续矫枉。在明王朝御宇的277年里，虽然说不和亲、不赔款、不议和、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赢得一个刚硬的形象，但现在看来这背后也透着深深的无奈。
崇祯一朝的十七年，崇祯一直在自相矛盾中徘徊，他时而看起来意志决绝，时而看起来又犹豫踌躇；他时而看起来信心满怀，时而看起来又如影随行；他时而看起来充满温情，时而看起来又残酷冷淡。宽容与猜忌、热情与阴冷、高傲与自卑、自信与虚伪、理性与偏执、谨慎与冲动同时在这个皇帝身上体现，既折磨了自身，又折磨了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