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父母的反对，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卡夫卡和朱丽叶的婚事拖了下来。１１月底，卡夫卡从谢列森回到布拉格后，给朱丽叶的妹妹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卡夫卡描述了他在这年年初和朱丽叶最初交往时的情景，写到她当时一定觉得他很奇怪，写到他们最初的相互疏远--他们在一起常常大笑，然而这种笑是不欢畅的，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写到他们在施蒂德尔不自然地彼此接近，"实际上，在那座着了魔的房子里几乎只有我们两个人，而由于外面天寒地冻，我们只能待在屋里"。他说，他们俩"勇敢地"克服了疾病的侵扰，考虑结婚。尽管如此，那时"我认为婚姻和孩子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但我不可能结婚。"于是他们分开了，交谈时也不再用"你"来称呼对方，只在告别时握了一下手。
当然，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卡夫卡留在谢列森的三周内，他们没有通过一封信，但卡夫卡一回到布拉格，"我们仿佛被命运驱赶着向对方飞去"。卡夫卡解释说，他希望这成为"一场彼此相爱的婚姻，但更希望这是一场理智的、审慎的婚姻"。卡夫卡不大喜欢朱丽叶的几个熟人，但他并不在意，父亲的反对也只是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他承认他对婚姻感到焦虑，他也曾问过自己："你只能勉勉强强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现在你认为自己能担负起维系一个家庭的责任吗？你从哪里获得力量去这么做呢？"卡夫卡说自己是"一个公务员，神经紧张过度，很久以来就被文学完完全全地吸引了，肺功能虚弱不堪，整天在办公室里搞些抄抄写写的事，累得喘不过气来"，这个公务员希望让一个"轻信、顺从、无私的姑娘"获得幸福。如果不是因为订好的公寓租给了别人，他们早就结婚了。事实上，这是一个转折点，卡夫卡渐渐改变了主意。他向朱丽叶和奥特拉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结婚，但他仍然希望同朱丽叶保持某种关系，一种"婚姻之外的忠诚或爱情"。
１９２０年初，卡夫卡最后一次试图离开布拉格，计划去慕尼黑并在那里生活。他似乎受到了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的影响，后者就从莱比锡迁到了慕尼黑居住。这年秋天，卡夫卡于１９１６年９月和１９１７年６月之间在炼金术士街上的小房子和舍恩博尔恩宫堡写的一系列短篇小说终于结集出版了。这部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仍然是由沃尔夫负责出版的，尽管从卡夫卡最初提议在书中插入题献页算起，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这本书上的扉页上仍然按原计划写着"献给我的父亲"。《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营造了一种梦幻般的氛围，它同卡夫卡以前的作品一样神秘，集子中的作品也大都具有这个特点。卡夫卡讲述了一位乡村医生在夜里出诊的故事（他自己没有马，但却意外地得到两匹马，径直把他送到病人家里），通篇萦绕着一种道德上的焦虑。医生上了马车，然而这就意味着置家里的女佣于不顾，任粗鲁的马夫轻薄，医生对此深感内疚。病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伤口--对伤口的描写具有典型的卡夫卡风格--是不可治愈的，部分是因为病人极度敏感，部分是因为他生活在失去信仰的群体中，小伙子的伤口更像是一种精神创伤，正像卡夫卡把他那流血的肺（写完这些小说后不久，他就开始咳血了）看成形而上学的惩罚一样。这篇故事体现了卡夫卡对医学的态度：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精神和肉体是同等重要的，在这点上传统医学存在着缺陷，需要以自然疗法弥补。卡夫卡读过哈德西派故事，这篇小说的部分内容也可以看作是那些故事的回声。也许，这篇小说想要说明的是现代社会中人类道德和文化自信心的崩溃。
《豺狼和阿拉伯人》讲述了一大群豺狼向沙漠中的行者提出请求的故事。这篇小说的目的比较明确，它讽刺了犹太人，尤其是西欧犹太人对待自己的身份的态度，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逃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希望通过实用的手段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在小说中表现为豺狼依靠阿拉伯人提供的食物为生，同时又希望旅行者能剪断阿拉伯人的喉咙，使它们获得解救。《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讽刺了西欧犹太人追求同化的策略，而在《十一个儿子》（Ｅｌｅｖｅｎ Ｓｏｎｓ）中，卡夫卡讽刺了自己。他告诉布洛德，小说中的"十一个儿子"分别代表他创作的十一篇小说，每一个儿子都有独特之处，但每一个都不能完全讨得父亲的欢心，在做父亲的看来，每个儿子身上都有"某种使他身上那只有我才能看到的禀赋无法充分发挥的局限"。这里的父亲和高洁的艺术家的良心一样，从来都不曾满足过。其他一些更为短小的篇目，比如《上谕》（Ａ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反映出卡夫卡对追求意义和确定性的看法，他觉得它们是不可求得的，皇帝的旨意永远不可能及时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