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利阿里疗养院的治疗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卡夫卡仅仅增长了８千克，而结核病则远远没有治愈。１９２１年８月，他回到布拉格，那里的一切都没有变样。他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继续同克洛普施托克这样的新朋友及闵策艾斯纳这样的老朋友通信，他也再一次体会到他所厌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回家后不久，他就给妹妹艾丽写信，就她提出的关于孩子择校的问题进行了回复，在回信中，卡夫卡表达他对父母和孩子的问题的一些看法。卡夫卡希望艾丽的孩子们能避免布拉格富裕的犹太人的孩子们常见的命运，染上"渺小、肮脏、冷漠、偏颇的精神"。卡夫卡的话--类似的话在他那里并不少见--表现出了一种所谓的"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这是被同化了的犹太人的一个典型特征。正如研究这一现象的一位学者所指出的："要想反驳别人对其分裂的信仰所必然做出的谴责，犹太人只有一种选择；即用大多数基督徒对自己指责来折磨自己"。卡夫卡对这种自责的策略并不陌生。
在卡夫卡写给艾丽的几封信中，他声称："孩子们可以拯救他们的父母"，并且补充说，"从理论上，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不要孩子的人"。但他又引用了斯威夫特的话："在孩子的教育方面，父母是最不可信赖的人"。卡夫卡认为家庭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极其复杂且不稳定的有机体"，在家庭中，父母"剥夺了孩子的个性权利"，仅仅为"遵守某些要求的某些人"留下了空间。就卡夫卡而言（他已经３８岁了，又回到了父母身边，但他和家庭的一切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父母的自私自利--这是父母真实的情感--是没有限度的……专制或奴役是父母的两种教育方法，它们都带有自私自利的性质。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兽性的、愚蠢的，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孩子身上……怀疑是布拉格教育的失误之处。"卡夫卡谴责说："装饰华美的房间里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有毒的、危及孩子的空气。"他似乎是回到布拉格来复仇的。他甚至不让克洛普施托克来看望他："于温暖的午后在布拉格内城散步，无论走得多么慢，我都觉得仿佛是待在一个长长的、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我连打开窗户透透气的力气都没有了"。
正是在这种了无生气的心境中，１９２１年初秋，卡夫卡草拟了他的第一份遗嘱，要求布洛德在他死后焚毁他的全部作品。我们会在后面更为详细地谈到此事（２６３～２６５页）。采用这种极端的形式清点自己的创作，无疑反映出卡夫卡从马特利阿里回到布拉格后那种对自我怀疑、对未来不安和对健康焦虑的心情一直没有改善。
一连几个月以来，卡夫卡很少写作。１０月１５日，他重新开始写日记，此前不久他刚把自己以前的日记都交给了米伦娜。卡夫卡回到布拉格后，米伦娜曾到他的父母家几次拜访他。这次，他决心写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日记，内容不再过分关注他在单身生活的痛苦："这方面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健忘了，我的记忆力又活跃起来，并因此而失眠，"。他利用日记给自己开辟了一块空间，从那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同那显然不可治愈的疾病的关系中，他占据着什么位置；他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到，于是放眼观察前面的地形。他感到了"不得不开始的痛苦"。当他在公园里看到年轻的女人时，他发现自己没有丝毫的爱慕之心，他曾"多次想过和她们共享幸福，也曾多次意识到我过于虚弱不配享有这种幸福，愚蠢地认为我看透了自己和她们。"面对着虚弱的身体，卡夫卡决定不向绝望屈服。他痛苦地感到，他已经纵容自己堕落成"一个身体上的废人"，因为他"不想被生活乐趣所吸引，而这种乐趣对一个健康的男人来说是必要的，就好像疾病和绝望还不够吸引人似的"。他同样嫉妒所有已婚夫妇，但是："在任何一桩婚姻中都会得到的幸福，甚至在最有希望的情况下，都很可能会使我陷于绝望。"在他看来，他的处境是独特的："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人和我一样内心面临同样的困境。"他深深地感受到，"令人惊讶的是，几年来我本人系统地毁掉了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