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卡夫卡也会暂停对这些精神账目的清理，走出自己的房间，试着和家人接触。一天晚上，他的父母像往常一样打牌。"我坐在一边，完全像个陌生人一样；我父亲要我玩一把，或者至少看他们玩；我编了个理由拒绝了。从童年开始，我就常常重复着这样的拒绝，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冷静的自省中，卡夫卡仿佛从他本人中抽离出来，安静地旁观着，他认为他本该毫不费力地在社会和公共生活中扮演一个更为正常的角色，但由于他总是拒绝，结果丧失了机会：
从这件事情来看，当我抱怨生活的涌流从来不会顾及我，我从来没有逃出布拉格，别人从来没有教我学会一项运动或做生意等等时，我是错误的--我本来不该像拒绝打牌一样，拒绝每个提议。我只让荒谬的事物占据我的注意力：法律学习，办公室的工作，以及后来做的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比如园艺、木匠活等……或许是出于总体上的软弱，尤其是意志上的软弱，我总是拒绝。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卡夫卡表现出对玩牌的兴趣，同意帮他的母亲记录分数--"但亲密感并没有因此产生"。他只是感到无聊，后悔不该浪费时间。"我很少、很少越过孤独和集体之间的这条界限，与其说我处在自身的孤独中，不如说我徘徊在这条界限的近旁。相比之下，鲁滨逊克鲁索的海岛是多么喧闹啊！"另一个晚上，他去看了莫里哀的《恨世者》后，感到"完全无助"。他自问，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他和这些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书桌上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件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和他们同样属于人类吗？"但你不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觉得自己竟然还没有完全毁灭，真是一个奇迹、一个谜。"照我这种活法，我早就该神智不清了。"无论恐惧的幽灵如何在表面下猖狂肆虐，卡夫卡总能平静地审视充满了凄凉回响的内心深处，他的朋友们都了解这一点。
米伦娜整个秋天都住在布拉格，１２月初，在离开这座城市的前一天，她到卡夫卡的父母家中再次看望了卡夫卡，这是她在布拉格期间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看望他。尽管她曾以火一般的激情让卡夫卡恐慌，但她的拜访似乎给卡夫卡带去了一些平静。他写道："对她的离去我并不感到悲伤，并不真正悲伤"，但她显然仍在他的心上。后来，他又思考"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就被我父亲打败了，尽管我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但这么多年来获胜的野心依旧没有离开战场"。１９２１年底的这些思考仿佛都植根于一种想法，即疾病使他哪儿都去不了；他再也不可能重新开始。他试着用过去的方法解决，却发现连这些路都阻塞了。就连写作以及对隐喻的使用都使他绝望，因为隐喻意味着写作无法独立于世界之外，这个世界是由其自身的法则支配的："只有写作是无助的，不能自在地存在，它是一个玩笑，也是一种绝望。"这年年底，卡夫卡通过阅读托尔斯泰那部阴郁的著作《伊凡伊里奇之死》安慰自己。
１９２２年１月，卡夫卡的状态很差。和在马特利阿里时相比，他常常发烧，体重也减轻了，不过他的健康状况并未严重恶化。１月底，他的医生准备和家人一起去紧靠波兰的斯平德尔莫法尔度假胜地，建议他一起去。１９２１年１０月，赫尔曼医生曾给卡夫卡看过病，诊断他患有肺粘膜炎，并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案，要求卡夫卡休三个月的病假。假期从１０月２９日一直持续到２月４日，从１１月开始卡夫卡在布拉格接受赫尔曼的治疗，但相关的细节没有保留下来。
大概在这段时期，卡夫卡开始写作小说《第一次痛苦》（Ｆｉｒｓｔ Ｓｏｒｒｏｗ），这篇小说发表在他最后一部作品集《饥饿艺术家》（Ａ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Ａｒｔｉｓｔ）中。小说讲述了马戏团的空中飞人的故事，为了使自己的技艺尽善尽美，他惟一的办法就是日日夜夜都在高空生活，始终保持训练状态，他的一切生活需求都要靠底下的勤杂人员满足，后者守在秋千下，把空中飞人所需要的一切物品用特制的容器递上拉下。同那些为自己的天职献身的孤独的艺术家一样，空中飞人与人们很少来往，有时他也有点让人厌烦--他的存在干扰了其他节目的演出--但由于他技艺高超，马戏团的头儿们都能原谅他。假如不是需要到各地巡回演出（或许就像卡夫卡本人不得不同外部世界来往、去办公室上班一样），空中飞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满意的。这篇小说突出体现了卡夫卡作品的特征：善于在夸张的虚构中追求精确的细节--比如，每当马戏团乘火车到各地巡回演出时，总是包下整节车厢，以便让空中飞人悬在行李架上。一天，空中飞人突然提出他需要两架高空秋千，马戏团经理立刻答应了。空中飞人却哭了起来，他说：在第二架秋千送到之前，他不能在一架秋千上表演，经理费了好大劲安慰他。最后，他呜咽着进入了梦乡，忧心忡忡的经理注视着空中飞人熟睡的脸，"他能看到第一道皱纹已经开始在空中飞人孩子般光滑的额头上烙下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