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的秋天，卡夫卡的健康状况尚可，他也比以往更为乐天安命。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拉的陪伴。她后来回忆了这段幸福的时光，他们的爱情和嬉戏，比如他们曾把手放在水盆里，把水盆称作他们的"家庭浴场"，然后一起快活地大笑。偶尔卡夫卡仍会提到折磨他的幽灵们，但是他似乎不像以往那样焦虑、心神不宁了。马克斯布洛德来柏林看望他后说："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和谐宁静的画面，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情绪很好，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不过目前还没有很大的危险性。弗朗兹说到了那些幽灵，它们终于放开他了。'我逃脱了他们的魔爪，迁居柏林是了不起的，现在他们在找我，可是找不到，至少暂时找不到。'他终于实现了自立的理想，有了自己的家"。按照布洛德的说法，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中走在正确的路上，和伴侣一起过着真正幸福的生活，尽管这一年他病得很重，但他仍然圆满地结束了一生。"卡夫卡一直都在寻找这种坚实、正确的生活基础，他并不希望被后人当作预言存在的荒谬性的先知。
在柏林生活的初期，一天，卡夫卡和多拉去附近的公园散步，遇到了一个因弄丢了玩偶而哭泣的小姑娘。卡夫卡总是会被孩子们的痛苦感动，他告诉小姑娘，玩偶并没有丢，它不过是去旅行了，它还从旅途中给他写信呢。小姑娘擦了擦眼泪，怀疑地看着卡夫卡，要他提供证据，卡夫卡答应第二天给她带来玩偶的信。回到家后，卡夫卡非常仔细地写了一封信，并且第二天拿去读给小姑娘听。信上说，玩偶厌倦了总在一个家庭里生活，希望换换地方。就这样，卡夫卡每天写一封信，连续写了将近三个星期，汇报木偶的旅行经历，每封信都清楚地说明玩偶不得不离开的原因，逐渐让孩子明白它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最后，玩偶遇到了一个小伙子，和他结婚了。这件小事不但反映出卡夫卡的体贴细心，而且表现出他对细节的极度关注。
在这种快乐放松的心境中，卡夫卡出人意料地给他的父母写了一连串的信（这些信直到１９９０年才发表）。虽然有些信表达了因为没有收到退休金而产生焦虑，但他颇为乐观地向父母报告他的健康状况、他的饮食，并说如果他们能来柏林看他，"对我来说将是真正值得庆贺的事"。他告诉他们，尽管货币迅速贬值，但他过得不错，开销也不比在布拉格时多。但在他们搬到格龙内瓦尔德大街后，他不得不承认"物价疯长"，甚至开始影响到邮费。他所住的公寓"很好"，尽管秋天的施特格利茨"比我一生中到过的任何地方都更美"，但他仍然"像疗养院里的病人"一样，很少会到多风的户外去。天气变得越来越糟了，他终于放弃了去离此不远的达勒姆上园艺学校的念头。曾经对家庭生活进行尖利批判的卡夫卡，如今却在尽力表现出他对家人的关切，他甚至详细地询问艾丽的孩子们是否孩子学习希伯来语，以及他们什么时候能用希伯来语给他写信。
在布洛德面前，他更为坦率，他说他每天大约九点起床，但是一天中必须用大量的时间卧床休息，下午尤其如此。他试着阅读约瑟夫查姆伯伦纳的希伯来语小说《失与错》，然而只读了三十页。通常情况下，他很容易激动--比如那次泰尔罗斯勒打来电话，说她准备来看他。她最终也没有来，但这个消息却让他"大为不安"，睡不着觉。他试图同以往一样在柏林这座大都市里建立起自我保护的机制。尽管他很少出门（他曾去过当地的一家素菜馆，那里的菠菜、蔬菜饼、面条和李子果盘让他胃口大开），但他并没有与世隔绝。普阿蒙克泽勒－本－托维姆和爱米扎尔费特都来柏林看望过他，此外他经常和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通信，后者还从布拉格给他寄来黄油。库尔特沃尔夫也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由于卡夫卡的作品销量很少，目前又遭遇通货膨胀，经济失控，出版社决定给卡夫卡结清账目。不过，他们并不是要放弃他，而是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创作，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作品的独特之处日后必然会被人们所认识"。沃尔夫总是以这种礼貌的方式对待卡夫卡，哪怕卡夫卡因病无法回信也依然照旧。沃尔夫无疑确信卡夫卡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作者，并且常常鼓励他，帮助他树立信心。作为一种安慰，沃尔夫送给他一些他自己以及其他人写的书，卡夫卡愉快地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