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工作是督促大企业主采取预防工伤事故的措施，并负责处理企业主的抗议书，因为许多企业主抗议保险公司按工伤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把工厂企业划分成若干危险等级。有些企业主对自己的工厂被划为高危企业感到不满，常常向保险公司施加压力，卡夫卡就负责拟订相关的对策和文件，必要时作为公司代表在法庭上出席。他还要到自己负责的地区--莱钦伯格附近的波希米亚北部工业区--巡视各家工厂。因此，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卡夫卡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和起草文件的才能。他通过这份工作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充分了解到工人在事故发生后所遭受的不幸命运，以及工厂主对加强安全措施漠不关心的事实，这更加坚定了他对底层劳动者天然的同情心。"这些人是多么谦卑啊，"他对布洛德说："他们到这里来，是向我们乞求的。他们不是来捣毁保险公司，把它砸个稀巴烂，他们是来乞求的。"
尽管卡夫卡总是说他对工作并不在行，但他的上司却很赏识他，卡夫卡因此获得了数次提升。许多和卡夫卡面临同样情况的作家都明白，自己的心和灵魂其实在别处，卡夫卡也是一样，但他的应对办法是极其勤奋、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以免招致不负责任的恶名。
阿洛瓦斯古特灵是卡夫卡在工伤事故保险公司时的同事，据他回忆，由于卡夫卡的努力，公司员工在办公室里能够正确使用捷克语，同事们都很佩服他在法律方面的才能。另一名同事Ｖ．Ｋ．克劳福塔在几年之后进入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当时卡夫卡已经生病了，在他的印象中，卡夫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身体虚弱，又常常出神，给人留下羞怯、安静的印象；在他周围的那些人把他看作唐吉诃德一类的人物。他说文雅的捷克书面语，说话时精神高度集中，很少停顿……当他想要强调某个句子或词语时，他就用力地打手势"。
尽管同事们注意到了他那略显稚气的举止，仿佛卡夫卡博士还没有长大成人，但他在办公室里很受欢迎。他们戏称他是"我们办公室的宝贝"，布洛德也证实"卡夫卡身上带着某种天真无邪"。虽然卡夫卡本人也注意到了"我那孩子气的外表"以及忧郁症造成的身体发育迟缓，但是卡夫卡的传记作家们往往忽略了他这种幼稚症倾向，在２８岁那年，卡夫卡脑子里想的是，生病时有母亲在身旁照料是"多么令人欣慰"："我希望我能够再感受一次，因为那时我是柔弱的，从而对母亲做的每件事都深信不疑，而且我可以享受孩子气的乐趣"。弗朗兹鲍莫也谈到卡夫卡有一种"特殊的幼稚症"，卡夫卡的老同学弗莱德里奇菲戈尔在晚年表示："从根本上说，卡夫卡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过了４０岁之后，他仍然对生活充满孩子般的好奇"。总起来说，这些描述（描述者全部是同卡夫卡有过交往的人）再一次提出了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问题，卡夫卡对性的焦虑（"我认为卡夫卡害怕身体接触，"菲戈尔这样说。）以及他对社会、对人际交往（尤其是同女人交往）的恐惧，这一切都给他的成长造成障碍。
另一方面，卡夫卡在工作中接触到了粗砺残酷的现实，并恰好从中学到了他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学习的东西。"很明显卡夫卡从世界和生活中吸收了大量知识，他那喜欢怀疑的悲观主义也来自于办公室工作的经验，"马克斯布洛德这样写道："来自于对拖沓烦杂的公务的处理，和对各类卷宗的整理"。他对官样文章和官僚作风是非常熟悉，这为他提供了创作灵感，体现为《审判》中极端的官僚统治下的恐怖景象。然而，在办公室里的时刻并不总是枯燥乏味的，也有愉快、有趣的事，这一点布洛德可以作证。卡夫卡曾经写信给布洛德，对他所负责的健康安全工作进行了一番卓别林式的描述："在我管辖的四个地区里--我的其他工作除外--人们像喝醉酒一样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有的直接就掉进机器里去了；所有的大梁都倒了，所有的堤防都塌了，所有的梯子都滑走了，放上去的东西又全都滚了下来，人们被自己手里的东西绊倒。这些在瓷器厂工作的年轻姑娘们和垛得高高的餐具一道儿，不停地从楼梯上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