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２８日，卡夫卡回到布拉格，继续"痛苦地"写作。罗沃特想给卡夫卡出版第一本作品集《观察》，但是卡夫卡担心其中有些篇章写得不够好。与一般的作者不同，卡夫卡没有虚荣心，他甚至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表现为过分小心翼翼，他要求布洛德同意"眼睁睁看着一些不怎么样的东西出版"是错误的。眼下，他认定短篇小说《记一次战斗》（１９０９年春发表于《许珀里翁》杂志）中的两个虚构的章节："同一个恳求者的对话"和"同一个醉鬼的对话"就是那种"不怎么样的东西"。出版劣质的作品比不出版作品更为糟糕，"这种该死的自我强迫"使他的心都碎了。一次，卡夫卡向布洛德宣布："我们该把糟糕的东西保留下来，这样等到最后，在我们行将就木的卧床上就只剩这些东西了。"这可以看作是卡夫卡后来嘱托布洛德毁掉自己所有未发表的作品的前兆。卡夫卡在日记里抱怨："为了出版这本小书，花费了我多少宝贵的时间啊；从读者的眼光出发，重读以往作品所产生的骄傲又是多么危险和可笑啊"。他决心从这时起不再阅读杂志和评论，"我不希望自己刚刚用指尖触到真理就自鸣得意"。他给罗沃特写了一封特别的信，信上说他正在进行艰难的抉择，一边是"满足自我的责任感"，另一边则"渴望在您那些美丽的书中添上一本属于我的书"。他补充说："在作家中不是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吗？每一个作家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掩饰自己品质中不好的一面。"
卡夫卡从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弗朗兹格里尔帕策？１７９１～１８７２？那里找到了衡量真理的标准，格里尔帕策是一个剧作家，卡夫卡在阅读他的短篇小说《贫穷的音乐家》时"获得了灵感"。格里尔帕策既写剧本，也写短篇小说，英语国家的读者可能对他不太熟悉--他这篇最著名的小说至今仍未翻译为英文--但他却对卡夫卡产生了巨大影响（卡夫卡当然会注意《贫穷的音乐家》中对父子矛盾的描写）。这篇小说让卡夫卡极为震惊，"他可以冒一切风险，但他没有冒任何风险，因为在他的心中只有真理"。读过格里尔帕策的日记的人都会发现，他同卡夫卡的经历非常接近，他在维也纳同样过着一种失意的生活（他是法院档案馆的主任），他和一个女人订了婚，但他不能下决心同她结婚。
８月１４日，卡夫卡去了马克斯布洛德的家。当晚，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年轻的职业女性，菲利斯鲍尔。这次相遇对卡夫卡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几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非常想念--在写下这个名字前多么尴尬--ＦＢ"。他还不知道（菲利斯也是一样），在随后的五年中，他和这位年轻姑娘的关系会演变成怎样一场审判。卡夫卡为菲利斯心神憔悴，然而，在恋爱的同时，他的写作也取得了成就。１９１２年秋天，卡夫卡的感情和艺术创作都经历了急剧的变化，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第2部菲利斯
菲利斯鲍尔（据说，她的家人习惯按照法语的发音方式称呼她）比卡夫卡小４岁。在卡夫卡最后的日子里，他承认她"不漂亮"，但他喜欢她那"苗条、纤细的身体"。菲利斯强壮、能干，至少从表面看起来，她和卡夫卡两人并不般配。
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１８日，菲利斯出生于西里西亚的诺伊施塔特。她的父亲是维也纳人，娶了诺伊施塔特一位染工的女儿为妻，１８９９年，他们迁居到了柏林，菲利斯的父亲在一家外国公司任保险代理人。五年之后，他离开了家，搬去和他的情人同居，直到１９１０年才回到家中。１９０８年，为了帮助妈妈养活四个弟弟妹妹，菲利斯退学了，她开始出去做工，把挣来的钱补贴家用。她是全家人的支柱：她的弟弟品行恶劣，后来逃到了美国；菲利斯刚刚认识卡夫卡时，她的大妹妹未婚先孕，而且全家人只有她知道这件事。她最初在奥帝恩唱片公司做速记员和打字员，１９０９年她进了柏林的卡尔兰德斯特洛姆公司，这是一家生产老式录音机的公司。在今天看来，这种录音机--卡夫卡对这项技术相当着迷--的设计相当复杂：它安装在一个约１８英寸宽、６英寸高、６英寸长的木头箱子上。整个录音机由一个蜡盘录音鼓膜和一个话筒组成，话筒上还带有一个弯弯曲曲的中东水烟袋和一个可以调节的、用来控制录音速度或回放录音的控制杆。今天，我们在布拉格国家科技博物馆中仍然能够看到这种老式录音机。在２０世纪初期，参加工作的女性并不多见，年轻能干的菲利斯很快就被提拔为公司的执行秘书。１９１３年３月，鲍尔一家人（她的父亲已经回到了家中）从德国最东端搬到了最西端的维尔莫斯道斯特拉斯，后来卡夫卡就是从布拉格来到这里同菲利斯订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