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夫卡和菲利斯第一次见面到第二次见面（１９１３年３月底）之间隔了六个月，在这六个月中，两人的关系进展缓慢。他们只靠书信来往，在信中，卡夫卡似乎从最初的故作勇敢变成了对自我嫌恶的痛苦展示。他仿佛下定了决心，即她应该了解他最糟糕的一面，与此同时他也应该了解自己最糟糕的一面。或许他已经相信自己幸福与否，都是命中注定的。艾黎阿斯加奈蒂在《卡夫卡的另一场审判》（Ｋａｆｋａ'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ｉａｌ）（１９６９）一书中对《致菲利斯的信》做了精妙的分析，他认为在第一个阶段，卡夫卡更为强烈的目的是"在她的决断、健康和他自己的优柔寡断、虚弱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一种沟通的渠道"。加奈蒂认为，无论是对卡夫卡的写作，还是他和菲利斯的关系来说，这都是"一段美好的时期"，因为菲利斯构成了"一种十分遥远的力量源，使他不会为近距离的接触感到不安"。卡夫卡后来回忆，他同菲利斯最初交往的三个月是十分完美的。从１９１３年１月开始，那段美好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部分原因在于他从菲利斯对待《观察》的反应中发现，她不能为他提供他需要的支撑力--即一种支持他写作的力量。
随着两人关系的发展，卡夫卡开始担心自己在信中过多地流露出痛苦，会给菲利斯带去苦恼，更不必说用"我的存在，我的独特的存在"去折磨她了。他告诉她，他的天性本来如此。他只是在"以往的许多无法满足的渴望之外"多了"一种更加无法满足的渴望；并且在我通常的失落感之外，增添了一种新的、我曾有过的最强烈的自信。"他获得了一种力量，但是她会因此而有所损失吗？或者出于诚实，或者出于受虐的天性，卡夫卡告诉菲利斯他是一个古怪的人。她会发现他的生活方式"疯狂而不可忍受"。他说他坚持素食主义，原因是他的父亲（一个屠夫的儿子）在他吃饭时总是埋头看报纸，他在有些方面相当迟钝（他无论在家还是在办公室，一年四季都穿着同一身衣服），他坚持自我节制--既不吸烟，也不喝酒，甚至不喝咖啡或茶（这不能说是为了健康着想，因为不管怎样他都会失眠），他把这些都详细地告诉给菲利斯。另外，他也没有漏掉自己那孩子气的举止："您觉得我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小得多……别人常常认为我在１８岁到２５岁之间。"他当时已经２９岁了。
就这样，卡夫卡渐渐把菲利斯当作了自己的依靠，同时在信中越来越多地进行自我谴责，这肯定给菲利斯造成了负担。经历了一阵痛苦后，他"被一种对您的强烈渴望攫住了，我只想把头放在桌子上，以便获得一点支持力"。瓦莉生下了一个女孩，他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焦虑展示给菲利斯："我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孩子"，同时暗示他甚至怀疑自己能否结婚。他告诉她，当他独自一人生活时，他还可以忍受痛苦，"但是当我被某个人吸引，并且把自己完全托付给这个人后，我的痛苦就无法忍受了"。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在卡夫卡遇到菲利斯三个月后，即１１月的第二个星期，他给菲利斯写了一封没有发出的信，开头便是"您不会再给我写信了。由于给您写信，我一定使您很不高兴，对我来说，我是不可救药的……请您尽快忘掉我这个幽灵"。虽然这封信没有发出，但菲利斯收到的那些信也与这封相差不远，她惊讶地读着那些"彻底的、激烈的自我折磨"。她回信表示她对此无法理解，这让卡夫卡感到震惊。他渐渐清楚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写作就是她的敌人。他几乎准备缩短每天给她写的长信，以便"把我的每一分精力都用到我的小说上"，并说"它毕竟是属于您的"。她可能对此有所怀疑，但他详细地向她谈起《失踪者》的进展，这部小说"全部发生在美利坚合众国"，眼下它已经写到了第六章。"经过了十五年的辛劳煎熬，经过了一个半月来除劳累之外的许多凄惨绝望的时刻，这是第一部篇幅较长，让我感觉自信的故事。"当然，在信里提到这个总比"给您写错误的、令人吃惊的、远非完善的、轻率的、危险的信"要好。难道她不会"不管这一切，把我丢弃到可怕的孤独中去？"然而，菲利斯对卡夫卡那与众不同的家庭环境仍然很不确定，她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这越发引起了她对卡夫卡作品的兴趣。卡夫卡把他刚刚发表在布拉格文学杂志《赫尔德布拉特》上的《噪音》，即把自己家比作"噪音司令部"的那篇文章寄给了菲利斯，卡夫卡提到他最小的妹妹奥特拉（时年２０岁）"是我在布拉格最好的朋友，其他两个妹妹（艾莉和瓦莉）也都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只有我的父亲和我彼此痛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