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录》：“顺治八年正月甲寅，议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罪。先是摄政王薨之夕，英王阿济格赴丧次，旋即归帐。是夕，诸王五次哭临，王独不至。翌日，诸王劝请方至，英王于途遇摄政王马群厮卒，鞭令引避，而使己之马群厮卒前行。第三日，遣星讷、都沙问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曰：‘劳亲王（英王子名劳亲）系我等阿哥，当以何时来？’众对曰：‘意者与诸王偕来，或即来即返，或隔一宿之程来迎，自彼至此，路途甚远，年幼之人，何事先来！’盖因其来问之辞不当，故漫应以遣之。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私相谓曰：‘彼称劳亲王为我等阿格，是以劳亲王属于我等，欲令附彼。彼既得我辈，必思夺政。’于是觉其状，增兵固守。又英王遣穆哈达召阿尔津、僧格（二人豫王属下人）。阿尔津以自本王薨后，三年不诣英王所矣，今不可遽往，应与摄政王下诸大臣商之。于是令穆哈达回，遂往告公额克亲及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额克亲谓阿尔津曰：‘尔勿怒且往，我等试观其意何如？’英王复趣[促]召阿尔津、僧格乃往。英王问曰：‘不令多尼阿格诣我家（豫王子名多尼），摄政王曾有定议否？’阿尔津等对曰：‘有之，将阿格所属人员置之一所，恐反生嫌，故分隶两旗，正欲令相和协也。摄政王在时既不令之来，今我辈可私来乎？此来亦曾告之诸大臣者。’英王问曰：‘诸大臣为谁？’阿尔津、僧格对曰：‘我等之上有两固山额真、两议政大臣、两护军统领，一切事务或启摄政王裁决，或印与伊等议行。’英王曰：‘前者无端谓我憎多尼、多尔博（二人皆豫王子，多尼袭豫王爵，多尔博嗣睿王），我何为憎之？我曾拔剑自誓，尔时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遂往告之，自此动辄恨我，不知有何过误？’既又曰：‘退让者乃克保其业，被欺者反能守其家。’（此二语盖谓豫、睿二王皆死，而己独存。）又言：‘曩征喀尔喀时（顺治六年十月，睿王征喀尔喀），两日风大作，每祭福金（顺治六年十二月，睿王元妃薨），皆遇恶风（盖谓睿王多遭天警）。且将劳亲取去，见居正白旗（睿王之旗为正白），尔等何为不来，意欲离间我父子耶？’阿尔津、僧格对曰：‘似此大言，何为向我等言之？王虽以大言抑勒我等，岂肯罔顾杀戮，而故违摄政王定议乎？’英王曰：‘何人杀尔？’阿尔津、僧格曰：‘倘违摄政王定议，诸大臣白之诸王，能无杀乎？’于是英王大怒，呼公傅勒赫属下明安图曰：‘两旗之人，戈旗森列，尔王在后何为？（两旗谓睿、豫二王之两白旗，尔王谓多尼，时两旗唯一王）可速来一战而死？’阿尔津、僧格起欲行，英王复令坐曰：‘不意尔如此，尔等系议政大臣，可识之！异日我有言，欲令尔等作证。’阿尔津、僧格对曰：‘我等有何异说，两旗大臣如何议论，我等即如其议。’（睿王嗣子即豫王子，时两白旗为一。）语毕还，具告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于是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议曰：‘彼得多尼王，即欲得我两旗；既得我两旗，必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必思夺政。诸王得毋误谓我等以英王为摄政王亲兄，因而向彼耶？夫摄政王拥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等当抱王幼子，依皇上以为生。’遂急以此意告之诸王，郑亲王及亲王满达海曰：‘尔两旗向属英王（向下当有不字），英王岂非误国之人！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向彼！今我等既觉其如此情形，即当固结谨密而行。彼既居心若此，且又将生事变矣。’迨薄暮设奠时，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欲共议摄政王祭奠事。英王以多尼王不至，随于摄政王帐前系马处，乘马策鞭而去。端重王独留，即以此事白之端重王。端重王曰：‘尔等防之，回家后再议。’又摄政王丧之次日，英王曾谓郏亲王曰：‘前征喀尔喀时，狂风两日，军士及厮养逃者甚多；福金薨逝时，每祭必遇恶风，守皇城栅栏门役，竟不着下衣。’又言摄政王曾向伊言：‘抚养多尔博，予甚悔之。且取劳亲入正白旗，王知之乎？’郑亲王答曰：‘不知。’又言：‘两旗大臣甚称劳亲之贤。’此言乃郑亲王告之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又谓端重王曰：‘原令尔等三人理事，今何不议一摄政之人？’又遣穆哈达至端重王处言：‘曾遣人至亲王满达海所，王已从我言，今尔应为国政，可速议之。’此言乃端重王告之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至石门之日，郑亲王见英王佩有小刀，谓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曰：‘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似此举动叵测，不可不防。’是日，劳亲王率人役约四百名将至，英王在后见之，重张旗纛，分为两队，前并丧车而行。及摄政王丧车既停，劳亲王居右坐，英王居左坐，其举动甚悖乱。于是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集四旗大臣尽发其事。（四旗当是两白、两蓝，说见下。）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又于初八日，英王知摄政王病剧，乃于初九日早，遣人往取葛丹之女。以上情罪，诸王固山额真议政大臣会鞫俱实，议英王阿济格应幽禁，籍原属十三牛录归上。其前所取叔王七牛录拨属亲王多尼（叔王即豫王。所取七牛录，即前所云阿格所属分隶两旗者也），投充汉人出为民，其家役量给使用，余人及牧畜俱入官。劳亲王先欲迎丧，令阿思哈白于敬谨王、顺承王，二王勿许。后英王欲谋乱，密遣人召劳亲王多率兵来，令勿白诸王。劳亲王遂不白诸王，擅率兵前往，应革王爵，降为贝子，夺摄政王所给四牛录（挟有四牛录，是以能率兵来应.所率约四百人，其调发之权力可知）。”
两白旗为睿、豫二王所有，尚待下详，此已明正白之为睿王旗矣。细寻其迹，每旗或每牛录，既属某王，即调发由己，不关朝廷，可见太祖所定八固山并立之制难与立国。时经太宗力图改革，祖训不易全翻，其象如此。
阿济格与多尔衮相较，明昧之相距太远。清初以多尔衮入关，即是天佑。至天下稍定，八固山之不能集权中央，又不无因摄政之故。冲主与强藩，形成离立，若英王亦有睿王意识，当睿王之丧，奔赴急难，扶植两白旗，为两旗之人所倚赖，则席摄政之威，挟三旗之力（两白、正蓝三旗，其说详下），中立之两红旗不致立异，怀忿之镶蓝旗不敢寻仇，世祖虽欲收权，尚恐大费周折。乃又英王自劫驱除，郑王乘机报复，先散四旗之互助，再挟天子以临之。英王既除，睿、豫二王仅有藐孤，登时得祸，一举而空四旗，大权悉归公室，此所谓天相之矣。
正蓝旗亦属睿、豫二王旗下之经过，更当细考。此旗本系三贝勒莽古尔泰所主，天聪六年，已归太宗自将。至顺治八年，当摄政睿王故后，渐发露睿王之罪，及正蓝旗为睿王所有。
《东华录》：“顺治八年二月癸未，初，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等五人出猎归，越数日，谓两黄旗大臣曰：‘摄政王原有复理事端重王、敬谨王亲王之意。’时两黄旗大臣即察见其言动不顺。又端重王谓两黄旗大臣云：‘罗什敬我，过于往日，彼曾召隋孙言：摄政王有复以端重王为亲王之意（顺治六年三月，二王由郡王进亲王，七年二月命理事，八月以事复降郡王）。已告知两黄旗大臣矣。’又穆尔泰往视博尔惠病时，博尔惠言：‘摄政王原有复理事两王为亲王之意，我等曾告于两黄旗大臣，今两王已为亲王否？’于是穆尔泰归语额尔德赫，额尔德赫云：‘此言关系甚大，尔既闻之，可告之王。’穆尔泰惧，未以告，而额尔德赫告于敬谨王。王因遇有颁诏事，黎明至朝会处，遂以告端重王，既入朝房，又以告郑亲王。其时端重王同两黄旗相会云：‘此为我辈造衅耳，可诉之郑亲王。’敬谨王云：‘博尔惠所语穆尔泰之言，予先曾告知端重王，入朝房后，又以告知郑亲王矣。’于是二王及两黄旗大臣跪诉于郑亲王。两黄旗大臣言：‘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等，皆有是言，来告我等。既又私谓二王，皆我等两黄旗大臣，迟延其事耳。夫二王乃理事王也，若非二王发伊等之奸，岂不令二王与我等为仇，而伊等得以市其谄媚乎？又前拨正蓝旗隶皇上时，业已以和洛会为满洲固山额真，侍卫顾纳代为护军统领，阿喇善为蒙古固山额真。摄政王言：‘予既摄政，侧目于予者甚多，两黄旗大臣侍卫等，人皆信实，予出外欲赖其力，以为予卫，俟归政然后隶于上。’其时曾致一书于贝勒拜尹图，一书于谭泰。此诸王及朝中大臣所共知也。又将无用之巴尔达齐拨于黄旗，而不与正蓝旗，此岂罗什、博尔惠等所不知乎（言知睿王约正蓝旗俟归政后仍隶于上）？罗什自恃御前大臣，阴行蛊惑，为欺罔唆构之行，以多尼王归正蓝旗，给多尔博阿格两旗，而分为三旗，其意将奈谁何？（当谓其意谁奈之何！）今照此分给，是皇上止有一旗，而多尔博反有两旗矣。’于是郑亲王以下，尚书以上，公鞫之。以罗什、博尔惠谓动摇国事，蛊惑人心，欺罔唆构，罪状俱实，应论死，籍其家。”
据此录，当时摄政王已薨，其旗下用事之人，犹以故见传王意，即欲指挥天子之大臣，自成罪状。天子之大臣，亦仅称两黄旗大臣，则以八固山平列，几乎复太祖所定故事矣。端重、敬谨两王，本媚事睿王而得理事及亲王之爵，既降而复，当亦求之于睿王，而得其生前之允许者。至是睿王属人为传睿王意，有惠于两王，而两王见朝局将变，反为举发之人，分其财物。至十六年乃议其谄媚睿王，王死饰为素有嫌怨，分取人口财物之罪。时二王亦已前卒矣。
其中叙睿王取正蓝旗于天子自将之日，其立说为两黄旗人多信实，足恃为禁卫之用，己则出外需加卫兵，调取归己，俟归政同时还返。王既死，而罗什辈以多尼入正蓝旗，多尼原有之旗，并归其弟嗣睿王之多尔博，是此时正蓝旗为多尼所主矣。至云照此分给，皇上止有一旗，多尔博反有两旗，盖谓将无用之巴尔达齐由睿王当时拨于黄旗，已将黄旗分隶无用之人，虽有两黄旗而实止一旗，多尔博则独擅两白旗也。多尼之调正蓝旗事在七年十二月乙巳，睿王已死后十七日。
《东华录》：“顺治七年十二月乙巳，议政大臣会议英亲王罪（议罪事详书于后十日，明年正月甲寅，此时盖未定议）。既集，上命谭泰、吴拜、罗什传谕议政王大臣等曰：‘国家政务，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周知人之贤否。吏、刑、工三部尚书缺员，正蓝旗一旗缘事固山额真未补，可会推贤能之人来奏。诸王议政大臣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诸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诸王大臣议奏：‘吏、刑、户三部，事务重大，应各设尚书二员，吏部拟公韩岱、谭泰，刑部拟济席哈、陈泰，户部拟巴哈纳、噶达浑，工部拟蓝拜。调王多尼于正蓝旗，以公韩岱为固山额真，阿尔津为护军统领。”
是时世祖未亲政，亲政礼行于明年正月庚申。今之称上命会议，所议皆睿王意指。传谕之谭泰、吴拜、罗什，皆睿王用事之人，所传之谕，当亦是名义如此，其实皆摄政余威也。多尼之调正蓝旗，即在会议中决之。至明年二月，则以为罗什等之罪状矣。其前正月十九日，尚追尊睿王为成宗义皇帝，妃为义皇后，同祔太庙。王氏《东华录》已削之，《蒋录》具在。今原诏书亦存，是为亲政后八日。二月癸未为初五日，既议罗什等罪，再逾十日癸巳，则有苏克萨哈等首告睿王而追论其罪。《蒋录》所载，亦较《王录》叙睿王罪状多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又有“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等语。其处分之词，《王录》则云：“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蒋录》则云：“将伊母子并妻，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一则寻常处分人臣之语；一则曾经袝庙肆赦，尊以帝号后之追削也。昭示罪状诏书，首言皇上冲年，将朝政付伊与郑亲王共理，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是则怨毒之所在，犹是郑、睿二王之反复，故自了然。世祖之不慊于摄政，在诏书内，以威逼肃王，使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为最重大。则肃王固世祖长兄，其欲为报怨宜也。
睿王之功罪，后来自有高宗之平反，不足置论。唯其为两黄、两白旗分之争，则据《东华录》尚有显然可据者：
《东华录》：“顺治八年四月辛亥，驻防河间牛录章京硕尔对，以户部诸臣给饷不均；于驻防沧州两白旗兵丁，则给饷不绝；于驻防河间两黄旗兵丁，则屡请不发，讦告尚书觉罗巴哈纳等。部议巴哈纳阿附睿王，曾拨令随侍皇上，乃依恋不去，又将库内金银珠帛等物私送睿王府中，又私厚两白旗兵丁，给饷不绝，有意刻待两黄旗兵丁，竟不予饷。”
以此益证明睿王所主者两白旗，本系正白而又兼领豫王故后之镶白旗也。正蓝则取之朝廷，睿王遂有三旗。至英王则本不理于摄政时，未能一致为用，但其旗分，则其他七旗皆有确实主名，唯余镶红一旗应为英王所主，但无可据，尚不如谓克勤郡王所主。其说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