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戊午、庚申两约既成，外人对清朝所得的权利多了，其态度乃一变。然是时清朝对于外人尚多疑忌，未敢径接受其援助（时法使称愿售枪炮，如欲仿造，亦可派匠役前来。并请在海口助剿。王大臣闻奏，不许。俄使亦言愿派水兵数百，与清陆军夹攻。又称明年南漕有无阻碍未可知。在上海时，有粤商及美商，愿采台米、洋米运京。如由伊寄信领事，将来沙船、钓船均可装载，用俄、美旗，即可无事。诏江、浙督抚及漕督议奏。漕督袁甲三，苏抚薛焕均言不可听。曾国藩请温诏答之，而缓其出师之期，总署奏亦谓然。又谓初与换约，拒绝过甚，又恐转生叵测。宜设法牢笼，诱以小利。法夷贪利最甚，或筹款销其枪炮船只，使之有利可图，冀其匿就为用。请令曾国藩酌量办理。代运漕米一节，由薛焕招商运津，华夷一体，无须与该夷会商）。至危机渐及上海，而其情势又渐变。外人助清军平乱，始于太平天国四年（1854）。先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新加坡陈玉成设三合会支部于厦门，名之曰匕首会。为清官所捕杀，黄威代领其众。天国三年（1853），占据厦门，自称明军，后以饷械不足退去。而刘丽川据上海。据《中西纪事》：丽川在起事前，曾托领事温那治先容于太平军（温那治遣轮船二溯江西上，至镇江，为清船所获。得温那治与太平军书，并洋枪火药，及刘丽川奏折。温那治书言“三月间在南京，蒙相待优厚，并为照顾贸易之事。我兄弟同在教中，绝不帮助官兵，与众兄弟为仇。今寄来火器若干件，火药若干斤，即祈早为脱售”云云。时两江总督为怡良，咨粤督穷治此案，卒亦未果）。然太平军对于丽川，并未曾切实联络。丽川亦不能有所作为。四年（1854），英、法兵助清兵攻之。五年（1855）正月初一日，丽川亡走，为清兵所执杀。
江南大营既溃，巴夏礼到天京，请勿加兵于上海。提议划界百里，彼此各不相犯。此实天国利用外援之好机会，而天王不许，巴夏礼一怒而去。时上海商人设立会防局。有一个美国水手，唤做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因译人丁吉昌介绍，往见苏松太道杨坊（坊亦本系商人，吉昌系诸生，从教士习西文。家近苏州，遭难，乃立志与天国为仇），许其攻下松江，给以银3万两。华尔募潜逃水手百人往攻，不克。再募菲律宾水手百人前往。美人白齐文（H.A.Burgevine）亦在其内，乃克之，时英海军大将以华尔诱其水手潜逃，控之于美领事，美领事禁华尔于舰中。华尔泅水而逸。其时苏抚薛焕，及布政使吴煦，均在上海。议欲再募菲律宾人，苏州人王韬说，募洋兵费多，不如募中国人，而用洋人统带，教练火器，从之。于是华尔、白齐文，募华兵500守松江。太平军攻上海，会同英、法兵败之。诏赏华尔四品衔（后加至三品。白齐文亦得赏四品衔。其后外国水陆队及经理税务商人，屡有传旨嘉奖的），名其军曰常胜。太平天国十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上海官绅筹银18万两，雇英国轮船7艘，往迎淮军。至三月杪而毕至。诏李鸿章署苏抚（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常胜军归其节制。李秀成自昆山进攻。淮军及常胜军连败，英、法兵亦败，太仓、嘉定、青浦次第光复。松江亦将破。此时倘能聚集兵力，将上海问题彻底解决，仍不失为太平军的一个机会，而无如天京吃紧，天王又诏李秀成入援。
时曾国荃以天国军粮均来自巢县芜湖一带，将其攻破。又破太平府，进逼雨花台，天京危急。李秀成乃退兵苏州，使弟扬王世贤先将兵2万入援。秀成以敌军有长江济饷，而其营垒坚不易拔，欲先取宁国、太平，断其饷道。而天王以天京粮少，虑不能守，仍促其入援。秀成不得已，率兵进京。八月，国荃军大疫，秀成、世贤猛攻之，历46日，不能破。世贤献计：“攻扬州、六合，括其粮至军。夹江攻国荃，再分兵攻曾国藩于安庆，致国荃往救，然后乘虚攻之。”秀成从其计。出兵江北，欲合张乐行之兵。至六安，闻乐行已死。再用世贤计，“回袭清江，想倒击扬州、六合，然后袭通、泰以连苏、杭，则镇江清军，不击自退。镇江既下，可通饷道达燕子矶，则国荃不足虑矣。”然所过皆成邱墟，军无所得食，而国荃又攻破雨花台，不得已还救。时为天国十三年（清同治二年，1863）六月，至浦口，船少兵多，不得渡，为杨岳斌（初名载福）、彭玉麟水师所截击，丧失大半，秀成兵力遂衰。既归天京，请天王亲征赣鄂，天王不许。秀成言苏、杭不守，则天京愈危，力请往援。天王虑粮乏，秀成括家资，又借贷以助饷，然后行。
先是华尔攻宁波，城破，华尔亦受伤而死（诏于松江、宁波建专祠）。白齐文代将其军。曾国荃为李秀成所攻，李鸿章屡命其往救，白齐文不听，至上海索饷，不得，殴伤杨坊，夺银4万两而去。李鸿章告美领事，夺其职。改用英人，其人无将略，屡战皆败，会英政府许其将校服务清军，乃改用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定其军额为3000。白齐文降李秀成，劝其“弃江浙，北据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使清水师无所用，外人亦不能相助”。苏州诸生王畹亦献计：“以水师出通、泰，掠商船，使货物不能入上海，其时华人避难上海租界数十万，必凶惧。外人必惧而求和。否则令精兵数千，伪为避难者，入居租界。夜中猝起焚劫。外人必逃登军舰。我乃起而镇定之，招之使还，外人亦必与我妥洽了。”秀成均不能用。戈登会清军陷常熟，又陷昆山，于其地设大营。使丁吉昌入苏州，说纳王郜永宽，永宽遂杀慕王谭绍光而降。永宽降时，由戈登为之保任，许以不死。而淮军将程学启将其杀掉，戈登大怒，要攻击李鸿章，后未果。英政府闻清军杀降，取消其将校服务于清军的命令。常胜军因此解散（戈登加提督衔，洋弁受宝星的64人。时法人在宁波练洋枪队，召募华人十余，由德克碑〈D.Aigue Belle〉统带。曾在余姚、绍兴一带助清军作战，旋亦解散）。然苏州失后，太平军军心大乱。无锡、常州俱不能守。左宗棠又攻下浙江诸州县，并陷杭州。天国事势，遂无可挽回了。
苏州失陷后，李秀成弃无锡而去。秀成逆料丹阳、常州俱不能守，与屯丹阳的然王陈时永同进天京，力劝天王乘敌围未合，出图赣鄂，否则奉太子出以图恢复。天王都不听。而天京附近险要，续有陷落，江、浙郡县相继失守。秀成知事无可为，乃决计死守天京，与国同尽。是为天国建立后十四年（清同治三年，1864）正月，至二月而天京之围合，城中粮尽，都吃草根树皮。秀成日夜登陴抚慰，人无怨言。时曾国荃设局招抚难民，秀成劝其民往求生。人民无愿去的，自杀的日数百人。秀成卒请于天王，将其众放出一批。天王忧愤成疾，四月，驾崩。太子洪天贵福即位，时年十六，秀成辅政。六月十六日，天京失陷。太后赖氏，以幼主托秀成，投御河而死。秀成奉幼主归别其母，太子母麾之去，自投缳。世贤解救之。于是秀成奉幼主，世贤奉其母，突围而出。至方山，秀成为村民所获，送之曾国荃军。秀成以史馆实录，尽被清军焚毁，手写太平天国事迹，每日7000余字，共10日而毕。此即清人所谓《李秀成供状》。世间所传的，全被清人改易，非其真相了。秀成旋被清军杀害，时年四十。
秀成广西滕县人，和陈玉成同乡。起小卒，随罗大纲、胡以晃军，以晃举为将。自天京内讧后，朝政紊乱，军事亦散漫，全赖秀成一人支柱，面折廷争，有古大臣风度。运筹决策，临敌指挥，尤无愧于古之名将。其人实为文武全才，非湘淮诸将所能及。其不嗜杀人之风，尤使湘淮军诸将号称儒生的，对之生愧。秀成破江南大营后，礼葬张国梁。破杭州后，礼葬巡抚王有龄。满城中的满兵，均释弗杀。得苏、常后，乱民肆行抢掠，旬日未止。左右请剿办。秀成说：“人民苦于兵戈，以至如此，何忍加兵？”自带几十个人，巡行乡镇，乱民千百人，持兵相向。秀成说：“我是忠王。”加以抚谕。皆释兵罗拜，一日而乱定。召官吏千余人至，抚慰之，命其愿留者留，愿去者听，没有川资的，都发给他们。农民失业的，给以牛种。贫民则给以资粮，散库钱10余万缗，粮万余石。后来去苏州时，男女老幼，无不流涕。在方山时，为村民所获。一人手剑要杀村民，秀成还止之道：“此天绝我，毋伤良民。”村民中一人曾于秀成出军时供担役，还跪而自罪，说：“此忠王也，爱百姓厚，吾侪当护之。”要送秀成到湖州、广德间太平军中。后因人多不能自主，乃卒被执送清军（时秀成遗宝带一条于山庙中，使村民回取之，已为他村民所得，互争，遂挟秀成送清军）。其爱惜军民如此。天京失陷时，饥军10余万人，无一个肯投降的，良非偶然。曾国藩奏疏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可见其非厚爱天国者粉饰之辞。大业虽终于颠覆，然留此一段悲壮的事迹于历史之上，可使汉族的民族主义，放万丈的光焰。而忠王的人格，亦永垂于天壤之间，为后人所矜式了。秀成次子荣发，骁勇有胆略，年15，随父军中，杀敌当先，屡立奇功。秀成以为护军。年16，统兵万人，屡战辄胜，军行常自断后，随幼主至徽州，兵败，孑身逃走，为左宗棠炮船所得。有一队官，系秀成旧部，说“这是恩主”，把他藏匿在杭州。宗棠军多秀成旧部，送以资粮的不绝。宗棠初以其年少不问，后闻其英鸷得人心，乃杀之。时年19。
忠王的仁义如此，反观清朝，则其嗜杀，殆非想象所能及。1862年，英使普鲁斯（FrederickA.Bruce）曾约总署大臣文祥、董恂到使馆面谈，说：“如赦贼罪，给与公文，承认由其作保，保全降人生命，天国即可自减。”其参赞威妥玛，并述天王之兄洪仁玕之言，说“官军如此乱杀，实于天国有益”。而恭亲王竟不许。李鸿章下苏州后的杀降事件，以今日之眼光论，固属野蛮，即以旧时的道德论，亦为不仁不义，而上谕称其办理甚为允协；曾国藩在日记中，亦称其眼疾手快。鸿章受到外人批评后，反说“这里是中国不是欧洲”。其致彭玉麟书，谓常胜军“往往破贼，而不能多杀贼，故须我军偕往，以辅其不逮”，岂不骇人听闻？李秀成归天京后，无锡即投降清军，鸿章又杀其首领。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因此决计死守。李鸿章亦明知之。他写给曾国藩的信，说“苏锡之役，歼数逆首，自是粤酋死拒困斗，绝无降意。护酋早欲投诚，兹乃招聚广东悍党，婴城自守”。然其写给郭嵩焘的信，仍说“苏州遣回降人千余，皆可杀者”。这除说他是好杀外，更有何理可说？鸿章曾告曾国藩，说“粤人即不尽杀，放归亦无生理”。忠王劝曾国藩，不宜专杀两广之人。国藩亦谓“其言颇有可采”。然仍杀戮无忌，诚不知其是何居心（天国四年〈1854〉，曾国藩在大冶战胜，奏称“各营生擒逆匪124名，仅与枭首，不足蔽辜，概令剜目凌迟”。当黄威退出厦门时，清军入城市，肆意劫杀，童稚亦不能免，刀钝不能用，则并缚数人而投之河。英领事通牒劝阻，不听。乃命两军舰泊于香港，若将干涉者，租界及船埠周围，才得免祸。其余各地，则有一日所杀，超过2000人的）？当道光三十年时（1850），两广各地，三合会蜂起。至太平天国四年，广州几被包围。其军队颇有纪律，亦能善待外人。然清军转得利用外国旗帜，运饷以接济广州，广州因得不破。旋三合会涣散。其军中一首领，率众大半走广西。清军乃渐得势。其明年，广州城外十数村镇，悉被清军攻破，屠杀动辄千百。其余各县亦然，或以500人为一团，械送省城，或以万人为一群，拘之城内，日杀七八千人。平山周说：“广东生灵，伤于清军之手者，百余万人。”及英法兵占广州，石达开自湖南走广西，三合会乘机复起。天国八年（1858），大首领陈清康，率众屯于广州之北。拟俟英法军退起事。后其主力仍入广西。清军乃贿买其副首领陈政，政杀清康以降。清官欲冒战胜之功，杀三合会员2000余人。自是十年之间，三合会员在广东及其邻境的，被捕悉处极刑。然其遗族逃到香港的，仍宣传反清复明主义。血，到底是不能洗血的啊！
